五条人喜欢用一个词，将关于他们身上的变化消解——“苦中作乐”。“整个生命都无意义，但是我们要去找点乐子。重复跟规律是必然存在的，你有一些突然间厌烦的时刻，这很正常。但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投入你的生活，形成习惯很可怕。习惯是自我感知的消失。”仁科说。

作者 | 雅静

编辑 | 孤鸽

采访之前，仁科告诉《博客天下》，五条人“已经掌握了一套应对媒体的话术”。

“都很无聊的。”他开始用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描述一个无法辨认其真实度的场景，“准确来说应该是四年前，一个下雨天，一个记者打了一把伞，穿过一座桥，给我们打了一通电话。他问了一个最经典的问题，关于音乐的：你们为什么在不断地做一些尝试和突破，音乐人就不能坚守自己的感觉吗？”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我把电话挂了。”仁科大笑起来。

采访被安排在九月的第一个夜晚。在此之前，五条人刚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杂志拍摄，《乐队的夏天2》（以下简称《乐夏2》）结束后，这样的工作密集地发生。

“我不会轻易地重复，包括跟你的聊天。”这是仁科面对“无意义”的态度，他推翻了此前所说的“话术”，“那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在让你更加放开，在鼓励你你知道吗？用心良苦。”

2021年8月18日，五条人乐队出版了史诗性双专辑：《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和《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

大部分曲目创作于2020至2021年间，歌唱的场域从海丰、广州拓展至更广阔的世界。专辑介绍中如此写道：“新冠时期的恋曲，内卷时代的见证，下沉世界的挽歌。”

配合这两张专辑，五条人特别拍摄了两部“电影预告片”。电影、音乐、文学的相互激发，加之更多艺术家以合作的形式加入，音乐的想象空间得以极大丰富。

专辑最后成了“没有电影的电影原声”，但五条人说，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了要拍电影。“一般来说，都是先有电影，后有配乐。这次我们先出电影原声，让所有歌曲形成的故事概念先抛出去，然后再拍电影，这是倒着来的。现在，音乐是主角，但它们又会生成一个一个的故事。”

故事究竟走向何方，没有人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在《乐夏2》走红一年后的8月18日“是个好日子”。因为，“世界诞生了两张专辑，一张是五条人的新专辑，另一张也是五条人的新专辑。”

疫情时期的生活方式

2020年1月，阿茂在广州的码头闲逛，看到此前相识的捡破烂大叔，没戴口罩。阿茂走上前与他交谈，并准备给他一个——正是疫情严重时期，口罩比食物更重要。

但大叔从兜里掏出口罩，说：“我有。你能不能给我点钱。”

“他饿死了，那个时候。”阿茂没想到，原来对大叔而言，吃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废品站全部关门，大叔捡了上百斤的破烂，卖不出去。阿茂回家拿了一些食物，包括苹果、饼干和面包，大叔不要。“他说他不吃这个，他看不起。”

阿茂因此写下《猪肉炒辣椒》，歌名来自于他的想象。“因为他是湖南人，我推测他应该想吃辣椒。对他来说，这个时候吃上一顿猪肉炒辣椒才是最幸福的。”

创作之前，这段经历被阿茂记在心里。和大叔告别后的某一天，他打电话给一个回收废品的朋友，询问行情。“行情确实不好了，最主要是因为出口受到影响。像铜啊、铝啊这些，本来是可以外销到国外的，但因为疫情不能出去了。”底层观察进入到更广阔的维度，“所以一环扣一环，经济从全球贸易缩下来，缩缩缩，缩到老百姓都受影响，饭都吃不了。”

在阿茂的阐释中，《猪肉炒辣椒》其实是一个全球化视角，歌词中提及“美股熔断”。“他根本不关心美股五次熔断 / 只求废品站早日开档。”

阿茂。摄影：金车延

忙碌的通告加之疫情严重，五条人已经很久没回广州了。“不单单是我们，”阿茂说，他看到很多年轻人的雄心勃勃被推翻了，“它本身提供了一个人重新思考世界的契机。”这份思考在发酵之后，被五条人加入新专辑中。

《隔壁的诗人》灵感来源于诗人韩东的一篇媒体采访：春节期间，韩东随家人回湖北过年，被封闭在当地酒店长达五十余天。在此之前，这首歌已有雏形，随后，仁科以韩东的经历为想象，补充了第三段。

《隔壁的诗人》预告片

故事因而变得完整：北方人一路南下，和海丰人在火车上打牌，要不是在汉口下车，或许会输光身上的钱。下火车后，他被隔离在酒店——恰巧就在韩东的隔壁。歌词也就有了画面感：

“后来我在江东旅馆里头被隔离了五十多天 / 我还能怎样，隔壁的诗人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阿茂和韩东。摄影：方闲海

《Canton Express》的创作则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拼贴”。歌名借鉴了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中“广东快车Canton Express”项目。仁科用文本的堆叠还原出广州全球化的景观。有些来自于生活的直接经验——为了写这首歌词，他特意跑到广州的小北喝了一杯“土耳其coffee”。

小北是非洲商人来中国淘金的起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曾经盘踞在东南亚与香港重庆大厦的非洲客商北上来到小北，鼎盛时期，这里聚集了来自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各种文化交杂。“我才知道，它原来有很多咖啡渣的。土耳其coffee，在广州才原汁原味。”仁科说。

也有些意象来自于报纸，被仁科裁剪下来“拼贴”进歌词里。“很多是我在一个报纸上摘的，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我很喜欢看各种各样报纸，飞机上、火车上、旧书店、hotel......”拼贴之后，仁科唱：

"安哥拉妇女头顶着塑料袋购物 / 穿长袍的索马里男子在街上兑换货币 / 刚果商人在站西批发衣服手机 / 尼日利亚的兄弟们采购中国啤酒不远万里......"

“我还想‘索马里的男人’，你是怎么写出来的？”旁边的阿茂觉得惊奇，“这事仁科干得出来，要我是真的会去查的。”

阿茂。摄影：林柏纬

疫情爆发后，五条人将“地球村”的概念写入原曲。这个在疫情开始后迅速萎缩的语汇，变成了仁科口中“怀念的一个村庄”。“就像李春波怀念村里的小芳一样，我们在怀念地球村。”

阿茂觉得这首歌“很酷”。在配器上，五条人加入了手风琴、驼铃、波斯唢呐，并采用五声音阶（汉族古代音律）的写法，在音乐上碰撞出地球村的感觉。

“感觉你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来到广州，在这里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它就是一个地球村。但疫情之后这个东西变得特别难，以前你身边的全球化的景象，现在性质上变得不太一样了。”

“疫情这个事情关乎全世界。”仁科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叫‘疫情时期的生活方式’。”

在地球仪上流浪

何为“疫情时期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演出和活动都取消了，仁科天天在家喝红酒，看大量的纪录片、电影和书。《地球仪》便写于那个时间。

仁科喜欢地球仪，“它是壮丽的，看到它我就开心。”这源于小时候他对天文学的兴趣——经常跑到科技城，一看就是二十分钟，球状的荧幕在上方笼罩着，展现出“倒挂着的宇宙”。“小孩子谁看啊，根本没人看，就我一个人看，”说到这里，仁科仰倒在沙发靠背上，面向天花板——那是他幼时观看宇宙的姿势。

“我觉得很奇怪，人有四肢，有头发，对不对？但是你想想我们拿着个地球的模型，我们竟然生活在一个球上面。”

起初，他以地球仪为概念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一个怀有环游世界梦想的年轻人，在地球仪上完成了精神上的流浪。

至于何为“精神上的流浪”，他拿自己与阿茂的经历作为佐证：“比如说，阿茂看过很多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那他去库斯图里卡的老家，跟普通游客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他会看得更丰富；有一年我跟阿茂去巴西圣保罗演出的时候，去了一个美术馆，我看到一副画，是马奈画的《猎狮人》，但是我不光看了这幅画，我也知道有一个法国作家写了一本书叫《猎狮人》，那个小说很幽默；比如我们听马里音乐，在马里音乐里面，可以找到北非的那些国家。”

“所以你对着一个地球仪，同样也能做这些事情。”小说的结尾，年轻人在地球仪上流浪了整个世界之后，打开出租屋的门，去外面吃了顿快餐。

后来，这篇小说变成了歌曲《地球仪》和《另一个地球仪》，歌词相同，但以不同的音乐演奏方式，收录于双专辑中。

五条人在专辑录制现场

粗糙、广东、市井，这是仁科在早年采访中对自己音乐的形容。他和阿茂力求贴近打工仔的生活，打动寓居城乡之人的破碎之心。尽管成名之后，五条人对于“草根”“底层书写”等标签表示厌倦，但并不妨碍广州的经验仍然出现在五条人的新专辑中。

《猪肉炒辣椒》里那个“抢拍夕阳”的码头，曾经是五条人的排练地。“那个地方，就是大学城南亭村的草丛那边，那里有个河涌口，猫下去就形成了一个‘共鸣圈’，我们最早在那里排练，上面就是‘抢拍夕阳’的地方，草坪上有宋庆龄的巨大雕塑。”

“码头”也出现在另一首歌《在码头》中，此码头非彼码头，但都是“千千万万个码头”中的一个。都是关于广州记忆。

但与此同时，五条人的创作开始触及更遥远的场域。

北方的经验罕见地出现在五条人的音乐中——《隔壁的诗人》来自于仁科和阿茂早年间去石家庄的经历。“第一次去石家庄已经是好多年前了。那是个冬天，我在街上逛的时候闻到一股药味，当地的朋友说来自于旁边的药厂。石家庄有很多药厂，那时候雾霾也很严重。”

但这首写“石家庄人”的歌写于广州，而关于广州的《南方恋曲》则写于北京，站在此处想象别岸，是五条人独特的创作方式。

《南方恋曲》预告片

《越南》便来自于仁科的想象。他喜欢“越南”这两个字，也曾有过一个计划：从广州坐一辆车直接到广西的一个口岸，一百多块钱，夜车，第二天早晨到，直接抵达越南。他还看了越南的纪录片和当地人拍摄的vlog，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越南最终也没去成。但他靠想象写成了歌，用轻松的旋律写自己去越南旅游的状态——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里面有乐队在唱越南通俗歌曲。

“写《三体》的作者没去过太空，但他写了整个宇宙。在艺术创作里面，你的思维是可以跳跃的。”他解释说，“就好比卡夫卡没来过中国，但他在短篇《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写长城，还写得很好，这很酷。博尔赫斯也没来过中国，他在《恶棍列传》里面写到了一个中国的海盗。”

向更大的视角转变在《在码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歌从对广州码头的描写一路延伸至电视机里的世界：国际新闻报道宇宙飞船 / 以色列叙利亚巴勒斯坦。

“从码头走向世界，这个视角是有意识的转换吗？”

“那何苦呢，我找个地球仪就搞定，解决一切了。”仁科拒绝分析。

仁科。摄影：方闲海

去年10月，仁科发表了题为《把“边缘”作为生活方式》的演讲。他谈到了五条人想要尝试的是一种“迷幻”，声音的迷幻，歌词的迷幻。他们要去流浪，在世界上各处的音乐流浪，在音乐的地球仪上流浪，而这种流浪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好奇心的表达。

至于离开广州，是否意味着曾经大量盘踞在创作中的“底层书写”即将缺失，仁科觉得这个问题“太愚蠢了”。“也不是一定要去观察底层。比如我们坐在这里，突然间有个送外卖的来，我会看到他。他就在你生活里，每个城市都有。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底层），有一些过得挺自在的。”

地球仪的本质是想象，有了它，一切空间都是相通的——比如《地球仪》单曲封面背景是黑色的垃圾堆，“黑色的垃圾堆，很像宇宙。”他说。

工作中的仁科。摄影：林柏纬

年轻人逆流而上

2020年的夏天，在五条人登上热搜的某一天，仁科正在张晓舟的家里读齐泽克。

作为此次新专辑的企划，张晓舟如此评价：五条人上综艺火了，但假如没上，这两张专辑照样是这个水准，综艺会改变地位和影响力，但不会改变音乐，这些歌还是这些歌，它们就在那儿。

除了视角更加深远与开阔之外，“爱情”作为五条人创作的经典主题，在此次新专辑中获得了某种延续。在《阿珍爱上了阿强》里，“虽然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而在《伤心的人》里，“虽然爱情能让生活更美丽，但它的确也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后者的词作者是艺术家陈侗。2019年，他与五条人合作拍摄了录像作品《小街风情》。这个作品最终以六个电视机展现六个机位的形式呈现，故事里真的有一个“伤心的人”。陈侗形容五条人“写爱情写得特别浪漫”，“他们写爱情只写具体的故事和画面，而主题则涉及相爱的人所属的阶级。不仅是经济的阶级，还有文化的阶级，一切社会地位的阶级。”

合作在新专辑中更加频繁地发生。实验噪音及即兴艺术家李剑鸿加入了《食醉狗》的录制，《另一条食醉狗》则是与笙演奏家张梦的合作。乐迷听过之后调侃：第一条狗显然醉得更厉害。

“我们有这个想法，要跟不同的音乐家、艺术家、诗人合作，总之就是能碰撞东西出来的都可以。”阿茂说。

摄影：阿井

疫情期间，五条人和梅卡德尔乐队同处一个排练房。两个乐队加起来一共九个人，因此被大家戏称为“九条人”。因为天天见面，二者想共同写一些歌，《塑料花》由此诞生。

一定程度上，塑料花与他们标志性的塑料袋logo形成呼应，艺术家高远在呈现《塑料花》的影像时，写下自己的感受：我们被困在漩涡中，未来的意义令人生疑，人被技术切碎，被算法算计。而恰恰讽刺的是，我用最新的技术来扫描制作阿茂和仁科的形象，用技术来对抗技术，五条人像一对患难兄弟落入凡间，跳起了笨拙而又自由的舞蹈。

五条人是否有转向对科技的批判？答案并不完全肯定。

“海德格尔确实对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担忧，认为人卷进科技发展的过程，也是被异化的过程。但事实上，你应该承认（科技）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阻挡。人可能会异化，但是我不这么思考，我们要思考的是：人才是目的，人不是手段，不是工具。不管是科技还是各种生活的圈套，你不能轻易地卷进去，你要主宰它。”仁科说。

《塑料花》MV。导演：高远

8月14日，《明日创作计划》播出，五条人以“风云教师团”成员的身份参与其中。初选阶段，节目组要求选手展示自己创作的“highlight（高光时刻）”，将当下短视频的音乐传播规律纳入规则之中——一首歌，大众只能听到其中的30s——或许可以理解为科技对耳朵的改造。

五条人并未朝这个方向思考，他们代入的是“走鬼”生涯时淘打口唱片的经验。

22岁时，阿茂开始跟着广州音乐圈“打口教父”邱大立做打口碟生意，后来，摊子旁卖盗版书的仁科生意失败，也加入了卖打口碟的行列。两人带一个CD机去进货，打口碟中有些唱片只听个开头就按停，有些能听到30s甚至更长。一天下来，最多的时候能听几百张。

“这个东西可能和抖音有点像，但跟抖音没多大关系。我们在节目中，是用这个方式去‘寻宝’的。”仁科说。

在《明日创作计划》录制时，龙丹妮聊到邀请五条人上节目，是期望拓展音乐创作的维度，她对仁科和阿茂说，“你们来了，就代表着一个成功。”

播出期间，仁科曾直问邓紫棋“把选手选上来的感受”，补采时，五条人提出过自己的批判，“他（选手）的歌曲听起来很圆润，但圆润意味着似曾相识。如果你在似曾相识的时候破坏一下，音乐就活起来了。”

摄影：宋晓辉

但五条人依旧期待年轻人的丰富性。仁科并不认为当代年轻人的经验单一，“他们的观察度都有很犀利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我试图去听他们的故事。”

他用专辑同名曲《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来与年轻人共勉。这是一首改编自民间谣谚的歌曲。“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很积极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人，一定要逆水行舟，非进则退。我们一直都这样，从2009年开始就是这样。”

立足地球，放眼hotel

采访当天，我穿了一件“仁科同款”——那是在《乐夏2》第一次上台时，仁科所穿的绿色衬衣。他惊讶地摸了摸面料，“真的一模一样。”

那件衬衣是服装师从国外淘回来的古着，售价一千多，而“仁科同款”只需要119元。采访之前，仁科仍然处于对这件事的震惊之中——尽管那已经是近一年前的事了。

“我这么火的吗？”在得知只要有照片就可以仿制得一模一样之后，仁科调侃了一句。随后话锋一转：“我保证今天说的话都是新的，给这个同款衣服一点面子。”

2020年，五条人在《乐夏2》

如今再去回看去年的那个时间点，仍然颇具魔幻色彩。据《人物》报道，2020年7月25日，五条人参加的综艺《乐夏2》播出，那晚，仁科坐飞机，阿茂在跟朋友打德州扑克。话题#被五条人笑死#上热搜了。阿茂瞅一眼，才十几，没事，接着打。但是越来越不对劲，第五了、第一了。朋友劝他回家，他握着手机，发现卡得比蜗牛还慢，消息、电话灌进来，微博消息几千条，他只好关掉了提醒。

不久之后，五条人用红色塑料袋兜起了一座亚军奖杯。

商业合作接踵而至。据媒体“音乐先声”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五条人合作过的大牌广告已近20个，广告歌也已经发行了5首。新专辑中有首歌《活生生的生活》，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

“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 / 活生生的变成了代言人......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 / 活生生的变成了super star......”

对于这首歌，仁科解释为“自我嘲讽”，“聪明人都知道嘲讽，苦中作乐嘛。”阿茂则说，“我觉得还是要有幽默感。”

摄影：宋晓辉

有乐迷听罢之后，把五条人与鲍勃·迪伦放在一起做对比。“这首歌的前几句正像Bob Dylan在《ballad of a thin man》中对琼斯先生说的‘有些事儿正在发生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鲍勃·迪伦讽刺了批评他却不理解他的琼斯先生所代表的乐评写手。”

仁科则觉得他们比鲍勃·迪伦“高级”多了。“他是讽刺别人，我们是自我讽刺。跟大家一起来嘲讽，这叫与民同乐。”

在参加访谈节目《十三邀》中，仁科说想体验成名之后的筋疲力尽——虽然之前连续演出也是精疲力尽，但商业上的精疲力尽“是另外一种”。

他确实体会到了，但看上去不大困扰。“ 写广告歌的感受就是写广告歌的感受，写自己专辑的感受就是写自己专辑的感受。”

“我甚至都想把广告歌出一个专辑。”采访中间，他夸张地感慨起来，“你看我们写广告多直白，一句广告直接写在歌词里。”五条人在知乎的广告歌里唱，“告诉大家你的问题它出现了 / 知乎它会给你回答”。

对于如何平衡生活与商业的关系此类问题，五条人已经厌烦了。“不用平衡，”仁科说，“我也想接触一些我们没接触过的事，整体来说是有趣的，我很喜欢。”

2021年，五条人在草莓音乐节演出

五条人喜欢用一个词，将关于他们身上的变化消解——“苦中作乐”。“整个生命都无意义，但是我们要去找点乐子。重复跟规律是必然存在的，你有一些突然间厌烦的时刻，这很正常。但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投入你的生活，形成习惯很可怕。习惯是自我感知的消失。”仁科说。

他想起自己格外偏爱的小说家布考斯基，以印证没有无用的生命体验：“有一年好莱坞邀请他去拍一个电影，但是过程拍得不顺利，到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好莱坞》。”

去年，五条人说自己以前是“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后来是“立足宇宙，放眼世界”。如今再问，答案变成了“立足地球，放眼hotel”。

“《乐夏2》结束之后，你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哪里？”

“待在旅馆，阿茂是空中吉普赛人，他现在是到处流浪，住在各种hotel。”仁科说，“我是个街头爱好者。对，我很喜欢在街头上走，一直走到天亮，然后敲他房门，睡他沙发。”

采访结束，进入录制ID环节，仁科和阿茂没有人愿意说出那句话。对此，他们切换至没人听得懂的海丰话，窃窃私语了长达五分钟。这不由让人心生怀疑——海丰话是他们留给自己的密语，更多的真实在那里发生，但没人能够捕捉。

后来，阿茂干脆离开了沙发。镜头前留下了一块虚空。

“好，结束。”仁科说了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