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叶舟陆续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诗经》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写作，年复一年的功课，使他逐步地廓清了眼前的风沙，并趋近祁连山下的连绵绿洲，找见了“敦煌”这个词根，皈依于自己写作的版图中。

从写下敦煌的第一首诗开始，他像是碰倒了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在《敦煌本纪》这部他投入生命的作品，缘于他和敦煌血脉相通的融合与书写，使这部大书呈现出陌生感的特质。叶舟却说，即便自己现在用了“本纪”这个定鼎一般的名字，用了超长的篇幅，用了上百个人物来陈述敦煌，描摹敦煌，但对她的认知还是属于心香一瓣，吉光片羽。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我越是想去窥见敦煌的全貌，实际上我只是在窗户纸的缝隙中瞄了一眼，心虚不已。这可能正是敦煌的迷人之处吧”。

《敦煌本纪》叶舟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158.00元

叶舟对于敦煌历史文化和前世今生几乎是了如指掌的熟悉，而且是“每个手指都睁开了眼睛”，这种熟稔缘自叶舟和他笔下的人物精神契合，也缘于他充满激情的写作，这使得《敦煌本纪》自始至终保持了一贯的活力和凝炼，也使他在借助敦煌书写少年中国的气象时，呈现出飞沙走石、苍茫无边，或荡气回肠的博大气象。

中华读书报：这么厚重的篇幅和体量，您在写作中是不是不太考虑读者的因素？

叶舟：出版社第一次给我寄来样书，打开之后，我也是吃惊不小，让我想起了嘉峪关城楼上的那种城砖。实际上，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纠结万分，取舍之际，也相当地煎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其实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敦煌。我跟她秘密相守，我和她耳鬓厮磨，我与她矛盾重重，直到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时，彼此才和解。我自信，我控制得很好，完成度也不错。我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念头，只有这样的体量和法相，才能匹配上敦煌。

一本书就像一座大帐篷，我知道自己书中的那一群生死伴当犹在，故事也安全，每一颗字词都确凿无疑，这就够了，踏实了。

中华读书报：真正进入小说，发现故事情节还是很吸引人的。能谈谈你对这部长篇巨制在写作技巧上的想法吗？

叶舟：我经常深入藏区，我观摩过酥油花的制作过程。我在敦煌时，也曾经守着一名老画师，目睹他落笔成墨，花了几天的工夫，临摹完了一小幅壁画。无论是捏塑，还是勾描，简直像极了一部小说的诞生。其实，小说家也是工匠，需要去大胆试笔，小心刻画。

在我看来，一部长篇小说的庄严法相，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已经奠定了。这就好比在一堆乱麻当中，准确地找见了线头。这个线头便是你将来的腔调、节奏、气质、美学和立场，等等吧。一旦写开后，技巧反而退居其次了，因事而变，因势而定。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唯一的使命，就是想方设法，拿出浑身的解数，让一种法相之气呈现在纸面上，焕然，独特，恰当，使之成为一页不可替代的卷子。

另外，我选择了“本纪”二字作为书名，似乎天然地具有了某种法相的味道。

中华读书报：《敦煌本纪》的时间跨度很大，能简略谈谈你对这部大书的构思吗？要写一部怎样的作品？

叶舟：《敦煌本纪》的时间跨度长达28年，从清末开始。选择这样的时间点，我也是慎重考虑过的，因为在这一阶段，恰恰是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乃至于佛经、文书和卷子大量遗失的时期，肯定充斥着各种元素，可以纵容我的想象。我一直在找一个词来形容，后来在民国年间的报章上，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发现了“锈带”。这个惊心动魄的“锈带”，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指向了政治、文化、经济，包括人心和偏见。这一下子引发了我的连锁反应，有了锈迹，那就要除锈，擦亮这一片土地，撑起这一角天空。如此重大的天命，必须落在一群具备了班超、霍去病、卫青和张骞之才的美少年身上，让他们卷旗西返，再次开疆斥土，去青史留名。

于是，我放出了这一群年轻的豹子，挥手作别。

中华读书报：驾驭起来有难度吗？叶舟：比预想的要顺利，甚至有一种冰河怒醒、金戈铁马的感觉。但是，我也时常警告自己，越是这么光滑顺手，越是这么无遮无拦，可能会流俗。在这个过程中，我遇见的难题大多数是琐碎的，日常的，资料性的。另外的一个难题，在于大量的方言和俚语的使用，这些都被河西走廊众多的朋友解决了，落在了实处。

中华读书报：三大家族，上百个人物，这部大作的写作一定对你形成了挑战。你的底气和勇气来自什么？

叶舟：《敦煌本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压力是空前的，挑战无所不在。此前，我也发表过小长篇，有的甚至达到了30多万字，因为中间接了一部电视剧，所以耽搁了，气断了，至今也拾不起来，成了一座座“烂尾楼”，充满了嘲讽。所以，在《敦煌本纪》开始之际，我有一种尖锐的警觉，我得撞线，我必须冲过终点线，不做逃兵。

坦率地说，我全部的底气来自河西大地，来自敦煌。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但我对自己写下的那些城市题材很是隔膜。相反，我的笔头出城三里，便心花怒放，尤其是涉及到了祁连山和河西一线后，灵感就像暗夜中的弧光，简直可以亮瞎我的眼睛。说到了勇气，则是我当年对敦煌的一次发愿，我将来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我必须兑现诺言。卷旗西返，这是我为这一场写作编撰的词汇，我实践了它。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哪些是有史实依据的？

叶舟：像王圆箓、斯坦因这些历史人物，在小说中打马而过，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像常书鸿先生他们，也以别样的形式一闪即逝，铺垫了背景。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劈空结撰，想象成文的。

但是，其中的每一件事物，皆有真实的缘起。比如说，我在史志中发现，唐代的沙州城外，有修文坊、井水坊等庄子。那么好吧，我在小说中设计了天水坊、平凉坊、皋兰坊等二十三座庄子。因为雍正三年之后，朝廷重启塞防，从甘肃各地迁徙了两千多户百姓，落户在了敦煌。比如，我在资料中发现了当年乡绅的组织模式，分为文武两套班子。于是，我在小说中命令他们分列两厢，一个是文和事老协会，另一个则是武和事老协会。

再比如，像胡梵义和孔执臣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光阴中，秘密仿制藏经洞的文书和卷子，并狸猫换太子，将真经截留了下来，挽留住了莫高窟的魂魄，从来不曾暴露过。真的，这件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在斯坦因的探险日记中，的确有过这样的奇迹发生。只不过，我擅自做主，将那一桩发生在新疆的公案，挪到了敦煌境内。

那一年，敦煌机场扩大翻新，但突然停工了，因为在沙石下发现了一座古墓群。我带着记者们赶紧跑去采访，还破例进入了墓道，看见了左右两侧墙上的画像砖。考古作业刚刚开始，大概还来不及氧化吧，那些画像砖颜色灿烂，栩栩如生。在其中一块砖头上，我见到了古代的驿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手上举着一封羽书，奔行在路上。《敦煌本纪》开始后，我必须给那一群少年一个恰当的身份，一份谋生的职业，驿使的形象便一下子浮现了出来。我找到了，我大胆地发明了一项职业，我当即写下了“急递社”这个名字。相较于当

年官办的驿站和信使，急递社无疑是民间的，类似于现在的快递公司。这错不了，我宁愿相信急递业是一桩古老的生意。

中华读书报：小说的开头就很吸引人，索氏一族几辈子祖先在河西一带为民请命，不惜舍生取义，以“敦煌义人”起笔开始悲剧故事的讲述，你的用意是什么？能谈谈你对小说结局的考虑吗？

叶舟：索氏是敦煌境内的一个大姓，也是河西一带的豪门强族，历代不衰。西晋时期的大书法家、卓越将领索靖，便是其中的一员。胡家亦是。自古以来，江南盛产才女韵士，而西北边地多出烈夫侠客，这似乎是一个隐约的规律。严酷的自然环境，逼仄的生存条件，战争的蜂起和拉锯，多民族的混杂，让这一条长路上的人们，渐渐地养成了取信于人、重义轻利的品性。这是生存的法则，也是思想的法则，更是一种光荣与宿命。《敦煌本纪》的开篇，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描述索门的那一件血衣，每一颗字是疼痛的，每一句话是发烫的，每一个名字也是滴血的。这除了跟佛教的以身饲虎、割肉贸鸽等一脉相承之外，我就是想卷旗西返，画地为牢，在这个庞大的故事中，搬出一个陌生的天地，塑出一个迥异的世界，在苍莽浑阔的边疆地带，保存下生而为人的这样一些可贵精血，去反哺和报恩。

小说的结局是开放式的。或许，这也是一个伏笔，另外的话题吧。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强调《敦煌本纪》的“少年中国的气象”，我倒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始终是成长的，与其说小说中的人物有少年气象，不如说叶舟的心里有“少年”。

叶舟：我极端地偏爱一些字词，比如敦煌，比如少年，比如铁马冰河，等等。我甚至相信，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其实是由一些特定的字词构成的，塑造的。事实上，《敦煌本纪》中的这一群美少年大

有原型，他们就是当年的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也包括了张骞与玄奘，甚至还有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和王昌龄等这一帮天纵之才。少年的概念是好奇，奔跑，血勇，独孤求败，渴望征服。他们心无偏见，没有陈规，一心想看遍世上的所有风景，想去踏马边疆，追逐落日，去触摸地平线的尽头。的确，我就是想在《敦煌本纪》里重现这一幕少年气象，因为未来的中国，恰恰是由一群又一群今日的少年所构成。

中华读书报：不断地写敦煌对她的认识有何不同？写作的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心态？

叶舟：热爱是根本的动力，但不满也是决绝的理由，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极大的误读，将“敦煌”和“莫高窟”之间画上了等号，以为自己站在了那一面佛壁下，就穷尽了敦煌的全貌。不，不是这样的。莫高窟只是一座文化遗址，是一个伟大的地标，也是金字塔尖，但它远远不能概括敦煌的全部。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这一间窟子当年是谁开挖的？他的愿心是什么？他究竟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坎，他最后渡劫了没有？另外，在大量玄幻的、盗宝的、穿越的、传奇的敦煌演义之外，我只想隐姓埋名，悄悄地搬进沙州城里，找一个小院，结交几户街坊，一边抽着老旱烟，一边说起琐碎的家常。

现在想来，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平和极了，也充满了一种罕见的善意与耐心，不急，不躁，日拱一卒。望远皆悲，我分明知道他们的归途，前头有一幕重大的悲剧在等着这一帮子穷亲戚，我没有理由不这样。（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