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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版面费

书是好书，可错别字为什么这么多？

2018年，我国推出《图书编辑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管理部门加大了编校质量管理力度，被称为“史上最严”。一年多时间过去，落实情况究竟如何？出版单位怎样配合？产生了多少社会效益？

“我在这两页旁边放置一非洲著名木偶‘不看’，以示连热带雨林的猩猩都不忍再看这样的‘烂书’。”一位老编审翻看某社出版的《生理学》教材时，发现两页(实际文图内容只有一页半)内，文图错误竟达28处，差错率相当于万分之一百一十七，在博客中，他将相关页面拍成照片，并写下这样的评论。

按我国规定，图书错字率低于万分之一，方为合格(否则出版单位须将已售图书召回)。但主管部门几次抽检，却发现大量不合格书籍，有的教科书差错率竟达万分之十二点九八。

表面看，全国图书年度抽检的合格率一般在90%以上，但具体到各省抽检，问题更凸显。以江西省为例，2012年科技与文化历史类读物审读合格率仅为54.3%；2014年，该省少儿出版社在春季教辅图书审读中，合格率仅有16.7%；全省当年审读春季教辅图书的理综类图书，合格率竟为0%。

不仅教科书、教辅书、市场类图书差错惊人，学术书籍编校质量亦问题多多。如美国学者罗威廉的《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中，称“如1975年在湘黔边界爆发的苗民起义”，将1775年错成1975年。再如被吹捧为“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的《钱穆文学史》，竟出现了“苏家(苏东坡)还有一位苏小妹，文才亦不弱”这样的常识性错误(苏东坡只有三个姐姐，并无妹妹)。再如重译名著《中国的内战》(美国学者胡素珊著)中，出现了大量错别字、病句，有几段话甚至没译完，有的注释只有序号，没有内容，甚至在版权页上，连策划编辑的名字都写错了。

甚至名社、大社的重点书，亦有较多错字，例如，引进版《DK哲学百科》、李俊标疏解的《王维诗选》等。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举办“大众喜爱的100种图书”海选活动，因部分入选图书错字太多，只好改成“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可见，编校质量已成图书业发展的瓶颈。

网站稿费是出版收入的5倍

“图书编校质量下降，几年前较明显，从2018年起，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在新书市场上，已不太容易找到编校质量低劣的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图书公司管理者表示，过去编好一本书，交出版社后，编辑有时看都不看，很快便批准出版。如今规范三审三校，要看6遍，每次都必须留下痕迹。即使再版书，也要走这个流程。

“以终审为例，过去总编往往委托别的编辑做，现在必须亲自看，如果赶上总编出差，所有人只好等。”据这位管理者估计，如今出一本书，比过去至少要多花两个月。“看的时间长了，错别字当然少很多。”

另一位民营图书公司管理者表示，自2017年底起，主管部门已加大了编校质量管理的力度，他所在的公司原本只有两名编辑，现在增加到6人，还请了专业的校对公司协作，从流程上，现在一个校次所用时间是原来的3倍。

他表示：“时间增加了，编辑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几年稿件质量下降了，因为聪明人都不写书了。现在许多作者连表格、索引都不会做，其实很简单，可他们就是不会。今天我们开会还说到这事。”

以正在编辑的书稿为例，这位管理者说：“这些稿件曾在今日头条网站上发表，作者拿了40多万元稿费，交给我们出版，我们给他的稿费还不到3万元。正常情况下，作者还能得到三四万元的版税，加起来不到网站稿费的五分之一。回报这么少，作者自然不愿再去改病句、错字之类。现在我们都不太敢用外稿，只能让编辑自己写。”

出版机构的编校工作质量确实有提升，但受稿源因素影响，提升幅度比预期小。

出版机构

几角钱、几分钱算成本

那么，给作者更多回报，能否突破这一困境呢？所有受访者均表示难度太大。

一位图书公司的经营者说：“我给你说大实话吧，但你不要透露我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主管部门出过一个关于图书定价标准的文件，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文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把图书产品当成智力产品。比如一本著名科学家写的20万字专著，和普通写手的20万字攒书，印成书的厚度差不多，所以定价也差不多，可二者的智力投入差别完全不同。”

该规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图书业一开始在定价上就没有拉开差距”。

定价上不去，只好打价格战，导致出版社运营空间越来越小。这位经营者表示：“这几年，图书定价虽然放开了，但国内一大批出版社还是靠教辅盈利。对其他图书，不敢坚守定价，只有少数大社能限制折扣。没盈利空间，所以大多数出版社、图书公司在考虑一本书的成本时，经常是几角钱、几分钱地算。一本书的成本要是多出一元钱，那就变成能不能做的问题了。”

在现有价格体系下，出版单位不仅无法更多回馈作者，连编辑、校对的费用都难给够。

以某民营出版公司为例，单次校对费为3.5元/千字，在业界属中上水准。按较快校对速度算，每天不过7万至8万字，即挣到245元至280元，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六七千元。以这么少的收入，很难留住人。可对出版公司来说，20万字的书要看6遍，且终审费用是6元/千字，加起来的成本已达4700元，已是不小的负担。

宁肯多花钱做封面，也不愿给校对

小王今年30岁，2015年大学毕业后便从事校对工作。他反复表示：“我的名字就不要出现了，北京现在大一点的图书公司就那么几个，圈子太小，不方便。”

小王目前月薪为7000元，扣除房租2600元/月和杂费等，每月大概能剩下2800元。去年他刚有了一个男孩，夫人也从老家来到北京。他说：“我刚入行时，月收入才两三千元，那时非常熟练的校对，工资也只有4000元。”

“我们这一行，向上发展的空间太小了，许多人只有高中文凭，且女性从业者特别少。原来在一家图书公司，坐我旁边的是一名女孩，没干多久就辞职去考研究生了。至于她的水平，勉强及格吧，能看出错字，可处理语法方面的错误，就不太行了。”小王说。

能坚持下来，因为现在工作的这家图书公司允许小王从事一点编辑工作，有职业发展的空间。小王说：“校对这行，现在确实有点青黄不接。”

一家民营公司的经营者表示，如今专业校对是“两头少、中间多”，不像自己刚入行时，有很多令人敬佩的老校对，专业水平非常高。他说：“现在当校对的多是50后、60后，不少人当年就不太好好工作，现在只是变老了，就成了老校对。至于70后、80后的年轻校对，现在很难找。”

干校对，水平再高，收入依然有限。以业界颇有口碑的“东城校父”为例，对外报价才千字10元至15元，比普通校对略高。出版商对他的水平非常认可，可“一本书才能赚几个钱？校对上花钱多了，公司就倒闭了”。

另一位出版公司管理者则表示：“如果我一定要在成本上多花几角钱，我是花在读者不易觉察的校对上，还是投入在营销费用上？或者花在封面工艺上？毕竟封面做得更好看一点，能拉动销量。”

出版圈中难施展个性

图书公司养不起好校对，那么与几年前风行一时的校对公司合作，是否有助于提高编校质量呢？一家出版公司的管理者表示：“那更不靠谱，这些校对公司为节约成本，用的都是刚毕业的学生，连基本培训都没有。”

另一家出版公司的管理者则说：“我们用过校对公司，倒是很勤奋，改得满纸都花了，可仔细一看，许多是可改可不改的，还有很多改错了。这样的公司，用了还不如不用。”

图书校对需具备综合素质，不仅能看错别字，还要具备一定的政策把关能力，至少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可“培养了3年，经过了二三十本书，在你眼里还是学生，可在别的公司眼里，这就是熟手了，直接挖走，等于白培养了”。

据一位从业者介绍，2015年至2017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各网站都到图书行业来挖编辑、校对，因为工资低，一个月七八千就能干，综合能力又强，能把关、懂美工。这两年，移动互联网创业艰难，一些编辑、校对又向图书业回流。

小王说：“几年前图书编校质量确实出现了滑坡，可比网站强多了，只是对网站和对图书的编校质量要求不一致。”

一家出版公司的管理者深有同感：“出版行业是计划经济最后的阵地之一，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与市场接轨，无法像网站那样充分发展。”

这位管理者表示，编校质量下滑与教育质量无关，他认为：“编校质量下滑不能怪教育，而是说明出版业落后于教育的发展。”以网络文学为例，深受年轻读者欢迎，可出版时，出版机构却将其中文字都改成书面语言，读来味同嚼蜡。

“这种书谁会看？本来是年轻人都懂、很鲜活的语言，为什么得不到出版界的认可？”他的看法是：“在出版圈，流程太重要，无法施展个性。”

该听谁的？字典也在打架

“坦率说，作为出版人，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给媒体人出书。作者如果一点都不懂也好，随我们改。可做过媒体的，大致对编校也了解，就会对图书的一些具体做法特别不理解。其实我也不理解，但就是这么要求的。”一位出版人表示。

用他的话说，目前编校工作缺乏规范，不同出版社标准不同，甚至同一出版社的不同编辑室，标准都不一样。想出书，只能听从编辑摆布。一般来说，编校工作以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为依据，可同一本工具书，自己就有很多矛盾处，学者陈静曾在论文中指出不少案例：

比如“濛”，《现代汉语词典》标为异体字，“细雨濛濛”应用“细雨蒙蒙”，可又列出“细雨其濛濛”，难道多了“其”字，就可用“濛濛”？

再如“唯”和“惟”，2002年版推荐用“惟”，包括“惟独”“惟利是图”“惟我独尊”等，可2005年版却大反转，全部改用“唯”。类似的还有“阔佬”，1999年版推荐用“阔老”，2002年后改用“阔佬”。

还有“瘀血”的“瘀”字，被标为“淤”的繁体字或异体字，可在医学领域中，“瘀血”才是常用说法。

此外像“枝桠”，被《现代汉语词典》认可，可“丫杈”“枝丫”却不用“桠”，那么究竟是“树丫”还是“树桠”呢？

类似争议比比皆是，有的学界未形成统一意见，有的则是词典编辑时出现的漏洞。出版社没办法，只好自定标准。

知名编辑人胥弋经历过这样一个案例：他的同事出版了一本民国小说，其中很多语言不符合今天的出版规范，可考虑到史料价值，编辑未做改动，结果该书被编校质检部门树为负面典型。此时胥弋已离职，为说明情况，帮忙找到原书，可出版单位还是被罚。

前辈是怎么提高编校质量的

“编校质量问题，不是最近才有的，以前的书也有。但以前出问题，读者反馈困难，只能通过读者来信，影响范围仅限于出版社几个编辑，不容易引起注意。现在图书质量有问题，很容易被发现和扩散。当然，近几年确实有些书存在重装帧、轻编校的问题。”出版人曹鸿涛表示。

那么，面对编校质量下降的问题，过去的出版人是如何解决的呢？

胥弋专门查了一些当年的著名出版物，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许多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编校质量远远低于当下。

比如轰动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不少书的错误率惊人。当时尚用铅字印刷，经常出现倒字，仅此一项，便远远超过万分之二的标准。

再如漓江出版社当年推出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可其中赛珍珠的《大地》一本，差错率也很高。

一位资深出版人说：“我曾经看过叶圣陶先生给别人做的校样，找出很多错别字，可‘二十五六’，原稿中写成‘二十五、六’，叶先生就没看出来。此外，叶先生也没看出原稿中一处明显的语病。可见，即使是令人尊敬的出版业前辈，也很难做到一点都不错。”

他表示：“现在一些出版社为了不犯错，凡是拿不准的地方，就统统删掉，这样可能伤害语言的鲜活感，应予足够重视。”

靠管控还是靠市场？

将持续摇摆

“如果是教科书，当然要从严要求，把每本书都当成教科书，不是太容易。”一位老编辑指出：“前段时间，管理部门通报了一本编校质量低的书，版权页就有十多处错误。我看了一下，都是这里没空一行，那里没用黑体字之类，其实读者不太看这些。好书应该是内容质量高，编校质量只是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法国兰出版社社长，胥弋表示：“在法国，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编校质量，但一本书的编校质量太低，读者可以通过法庭告我。在法国，出版质量主要靠市场筛选，实际上，大家都很注意这种事，因为创品牌不易，不能毁在细节上。”

法国图书市场上虽有编校质量较低劣的书，但大多数书质量较高。几年前，国内某出版公司推出《红楼梦》，居然每回都漏掉几段文字，这样的极端事件在法国很少出现。

市场提供了相应的质量管控方案，但多数受访出版人表示，我国图书出版尚未完全市场化，究竟采用管控的手段，还是采用市场的手段，会长期出现摇摆。

图书公司的一位经营者表示：“对于大的出版机构来说，加强管控的影响不大，对中小出版机构，会有点困难。这些年来，在民营出版领域，已很少有人创业，只剩下一些‘老人’在坚持。毕竟忙好几个月，却出版不了，年轻人就会灰心，就会放弃。”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则表示：“从短期看，加强管控可能还是有用的吧。除此之外，确实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责任编辑：赵金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