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6月，林则徐因中英交涉之事被贬谪革职，与魏源在京口（今镇江）相逢。寒暄之余，林氏将其在广东编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等资料全数交予魏源，嘱托他编辑、补充与整理，以期尽早刊行，举开化国民之事功。

魏源不负林氏所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外国文献和著述，编纂辑录，终经三修乃定成《海国图志》一书。此书于1842年12月编就，共50卷，计约 50 余万字；1843年5月正式在扬州公开发行；1847年5月重新增订为60卷本之后再行出版；1852年，魏源又将之增补为百卷，于次年刊行。《海国图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先进科学技术，是当时国内针对西方最精详的一部“百科全书”。

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原生于中国而受益于日本，它对“幕末”日本的开国入欧诸事，可谓影响深远。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序言中开宗明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实际上，《海国图志》在当时清朝知识界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更遑论与政治运动结合了。

姚莹曾说魏源编撰出版《海国图志》后的遭遇：“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谈《海国图志》几乎蔚为士林之禁忌。到了民国时期刘师培也认为，“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无疑是一种单纯立足经学传承的评判。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界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颇有深意地指出：

“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复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

由此可知，梁氏认为日本尊王攘夷、锐意维新的思想至少部分源自于《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过程颇有几分传奇色彩。自江户时代始，由于天主教的传播威胁到了本土文化根基，1633年至1639 年幕府连续发布了五道锁国令，日本正式进入了闭关锁国时代。同时实施严格的“禁教”政策，涉及基督教的书籍禁止传入和民间私藏，更不允许贸易。当时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1692 年幕府在长崎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基督教内容的书籍方可输入。

大约在1851年，《海国图志》首次由中国商船亥二号带入日本港口，共计三册，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暨魏源修订的第二版。负责检查进口书籍内容的长崎官员向井兼哲（书物改役）发觉书内有介绍基督教的文字后，以违禁品名义将其没收。在向井兼哲的货物底账中如此记录：“此项内有御禁制文句，向井外记为此向御役所报告，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记于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并将信函附于账籍之上。”

然而正是这次意外地克扣促成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被港口官役查禁的三册书，分别被“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取去。1852年中国商船子二号又带入一部，由于仍属违禁书籍之故，为长崎会所负责保管。

日本社会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加快，一部分日本学人开始“留意夷情”，德川幕府亦开始重视对西方世界的探求。而《海国图志》对西方诸国政治、地理与民情等基本情况的介绍，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满足了幕府及各藩了解西方的需求。特别是1853年黑船（くろふね）事件后，德川幕府改变了以往的方针，不再视《海国图志》为禁书，正式批准该书可以公开发售。到了1854年，中国船主陶梅和姚洪通过商船寅一号共带来《海国图志》十五部，被官方征去七部，剩下八部得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之后被批准进口。

除了知识阶层的推崇与传播，一些捕获到商机的书商对《海国图志》的翻刻、改译也提高了其影响力，仅仅1854-1856年，翻刻版本就达二十余种。1854年，日本学者盐谷宕阴和箕作阮甫在其出版的《翻刊海国图志》二卷二册训点版时说：“此书为客岁清商所舶载，左卫门尉川路君（即川路圣谟）获之，谓其有用之书也，命余翻刊。原刻不甚精，颇多讹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称，则津山箕作摩西（即箕作阮甫）注详音于行间。”这应是日本知识分子最早对《海国图志》进行的一次编改。

此后，各种版本的《海国图志》纷纷面世，有《海国图志夷情备采》、《海国图志国地总论》、《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翻刻海国图志英吉利国》、《翻刻海国图志普鲁士国》、《海国图志佛兰西总记》、《海国图志俄罗斯总记》、《美利哥总记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训读符和翻译简本，被称为“和解本”。鉴于此，甚至有人认为此时乃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

《海国图志》在日本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从其价格变动体现出来。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价是130目；到了1854年该书已经涨价至180目；1859年的价格更是惊人，提高至436目，可见日本对这部书的欢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日本学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国图志》乃“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

《海国图志》与“幕末”思想界革命

《海国图志》为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与日本“幕末”思想界革命有关。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时，传统的儒家学者在朱子学、阳明学的思维框架下，亦建立起类似于中国“天下”、“华夷”的世界认识体系。在鸦片战争中，清朝被英国打败，其实是出乎日本意料的，同时亦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意识。

1841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去信给经世官僚川路圣谟，认为中英开战“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并多次谈到“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时”。时任水户藩藩主的德川奇昭对清廷之速败极为震惊，实际上许多日本人都以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以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德川奇昭认为，“最近谣传清国战争，人心浮动，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鉴于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拖延日光参拜，以日光参拜经费为武备之用”。日本各藩领主这种远见无疑促使他们加快了对域外探求的脚步。

1853年美国佩里叩关事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催化因素。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签订后，西欧强国接踵而至，企图通过武力将日本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各藩及思想界急切需要了解西方知识，而魏源的《海国图志》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经世学家广獭旭庄在其评论集《九桂草堂随笔》中称赞：“《圣武记》、《海国图志》，均为有用之书，无可伦比。”当时在日本的金泽、福井、出石、田边、神户、延冈、武雄、伊势、度会等地的学馆私塾，《海国图志》曾被选作为课本进行教学。诗人梁川星岩曾描述自己读了《海国图志》以后的情况：“忽然摩眼起快读，落手邵阳筹海篇。”

魏源《海国图志》的传入，对日本了解“夷形夷情”、加强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大槻祯评价《海国图志》时说，“其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如此书之详悉者也”。杉木达在《美理哥总计和解》跋中不吝赞美之词：“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实不可没也。”当时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为了增加对英国的了解，购《海国图志》备用。后不久萨英之战爆发，《海国图志》便成了萨摩藩的必读之书。

《海国图志》在日本“幕末”时期的传播，影响了幕末许多政治家的学说，有力地促进日本思想界的革命。井上清在其《日本现代史》第1卷中，对于《海国图志》一书在日本传播世界知识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也认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甚至，横井小楠等人的思想起了革命，摒弃陈说，倾向于“开国主义”，亦是读了《海国图志》后所催动的。

日本著名开国论者吉田松阴在1854年11月22日写给其兄衫梅太郎的信中称赞：“林则徐同魏源二人皆为有志之士，特别精通 ‘蟹行书’（介绍西洋之书因横行书写文字，故被称为蟹行书）。”1855年，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中也说：“清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纂述赅博，择取而用之，其于海卫边备，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海国图志》能够全部译出刊行，务必“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备之一助矣”。此书在知识阶层中流播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1856 年，吉田松阴在长州藩正式开办了“松下村塾”，培养了大批有志门生。他读过《海国图志》以后，高度评价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说，并加以改造，教授给其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在吉田的引导与影响下，日本走上了以“开国”应对西方冲击的道路，正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相得益彰。鉴于此，安井息轩甚至推崇《海国图志》是“虽圣人复起，其必有所取焉”的不二之作。

吉田松阴

“幕末”时期日本思想界的变动相当激烈。总体来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打破了日本思想界原有的华夷观，为之后日本大规模学习西方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成为明治维新“开国论”、“尊王攘夷”思想的渊源。有日本学者将《海国图志》比作“幕末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虽有谬赞夸大之处，但绝非无中生有。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日本在近代的强势崛起，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本《海国图志》那么简单。曾有论者谓：说日本崛起是因为一本《海国图志》，则无疑是“小儿之言”，明显的“以夏变夷”之论了。东亚国家的近代化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内因是动力，而外力仅仅是条件而已。我们切不可拿着所谓民族自尊心，而不顾历史事实，随意附会。尤其令人唏嘘的是，《海国图志》一书在清（中）日两国的浮沉流传，也侧面昭示着两国不久后迥异的走向与民族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