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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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0日，钱江晚报以一场直播，将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的佛光寺，与正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数字化佛光寺这两个时空，连接了起来——

这座寺院中的东大殿,是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制度最高等的孤例；它于1937年7月5日，由梁思成先生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先生发现。

东大殿建造于唐大中十一年（857），集唐代建筑、雕塑、壁画与书法题记四种艺术于一身，被梁先生誉为“中国第一国宝”。

这也是2019、2020年夏天两个田野工作季里，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联合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建立的佛光寺最新数字化档案。

佛光寺东大殿今年1164岁，仍然深居五台山中，在经受时间的考验；

而联合团队采集的11TB数据，正在打造一座元宇宙中永葆青春的佛光寺。

升起的森林

扑面的唐风。

昏暗的光线中，依稀分辨出34尊唐代塑像u。

梁先生在后来撰写的英文文章里形容这是“forest”v，佛像之林。

这样的密度，海内外不见第二例：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唐代佛教艺术宝库中，也有很多唐代的壁画塑像，但是在一个殿堂——单个完整的空间里——出现了一座唐代雕塑之林，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是在1937年6月26日这一天黄昏，雕塑的造型、色调都展现出了非常原初的唐代状态。

虽然此前，几位先生们都已经见过这些塑像——1920年代，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关野贞、常盘大定等在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过东大殿佛坛的照片，但是当置身现场时，震撼远非旧时的图像所能比拟。

梁先生描述的词是“升起的森林”w：

当他们迈进东大殿门槛的第一步，就看见74 cm高的大佛坛上三世佛。每一尊有7米多高。

放眼望，整座佛坛上五组巨大体量的塑像群，每组由一尊主像、数尊从像组成；高低俯仰，左右映带，共同塑造出与敦煌唐代壁画如出一辙的佛国净土。

欣喜若狂。梁先生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后世的研究者测量过凡人仰望佛坛的角度：接近60°，是人眼观看最舒服的角度。

佛坛上，中央三尊主佛包括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皆端严危坐。

释迦牟尼佛左右有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二供养菩萨；弥勒佛、阿弥陀佛两侧各有二胁侍菩萨、二供养菩萨。

最外侧主像分别为文殊、普贤，分别骑狮和象，并各自有胁侍菩萨及狮奴、象奴、童子辅佐。

最两端有护法天王二尊

心里最满足的几个小时

大家更加急于想确知大殿的建造年代了。

古建筑学家明白，通常殿宇建造年月多书于脊檩（架在木结构屋架上面最高的一根横木，俗称大梁）。佛光寺东大殿有“平闇”（天花板），梁架以上的“草架”部分，是一个隐藏的神秘世界。

1937年7月1日一大早，梁思成他们决定爬到天花上去探寻——大家“攀跻匍匐”着进入了草架。

这里真叫个暗无天日，唯有檐下空隙透进来了一点点自然光。大家手里拿着手电探路，脚底踩着数寸厚的“棉花”——很可能是千年前的尘埃啊，小心地挪着步。

一股臭气扑鼻，那是蝙蝠生息的味道。

梁先生他们此前也去到这样有天花的大建筑几次，比如1932年4月去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考察，但可能因为是春季，未曾与蝙蝠打上照面。

这回可算是正面交锋了。

虽然梁先生后来浪漫地称此地是蝙蝠的“summer palace”，那一刻，千年夏宫的不速之客们都得赶紧先捂住口鼻。草架上不透风，大家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不过梁先生心里应该是非常兴奋的：凭他的经验，这股味道可能正是另一股“唐风”——“蝙蝠味道越大，建筑物就越古老。”

可是这“夏宫”很快带来了大麻烦：各檩均为蝙蝠盘据，千百群聚，无法驱除。那么脊檩上有无题字，就不可知了。

大家失望，久久废然，带着复杂的情绪继续探视。很快，他们迎来了一阵惊诧欣喜——

建筑学家们在发现了草架上有古法的“叉手”做法（三角结构支撑屋脊，北魏前中国古建筑中已经出现的手法），如获至宝。

当梁先生给林先生和“叉手”照相时，闪光灯一亮，草架上的“土著”们彻底被惊起——成串的蝙蝠纷飞起来，“秽气更是难耐。”

草架上的大叉手

然而这暗黑世界中的重大发现，让这群和蝙蝠、壁虱为伍的中国建筑的拓荒者心潮澎湃，

这是他们在华北寻找中国古代建筑时“身体最难受、心里却非常满足的几个小时”x。

先生们仔细地画、缜密地测量，因为机缘难得，重游不易，他们惟恐“探索不周，图录未详……终负古人匠心。”

梁下的名字

但是直到对整座东大殿的测绘工作完成，梁先生他们尚没有找到大殿是唐构的实证。

除了草架上的脊檩，还有一条线索是题记。1933年他们去大同华严寺，九百年前的辽代题记，就书写在佛像上方的明栿底下。

但是梁先生他们刚开始测绘的时候，佛光寺东大殿梁下的这条线索又断了：因为佛殿新近刷了土朱漆，掩盖了四条大梁底上原来写的字。

加上梁底距离地面有6、7米，梁先生他们起先工作了数日，大家“各凭目力，揣拟再三”，结果也只从梁底隐约显现的墨迹中，勉强看出一些官职，人名没能认出来。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抑制不住大家对佛殿定是座唐代建筑的想象。

这让人欢欣鼓舞。在测绘结束工作以后，林徽因先生提议把他们有的最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大家于是在佛光寺大殿台基的北面，来了一个picnic。

后来莫宗江先生回忆角y，就在picnic的时候，林徽因先生那双远视眼（当时林先生33岁，远视是疾病并非老花所致）立了大功：她边吃边往里看，突然跟梁先生讲：“梁下有字。”

林先生说的梁，横跨在佛像之林上空，是一道造型优美的虹梁。她看到的字迹，写在梁的底面，有人名！——“女弟子宁公遇。”

2019年8月，在追踪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作时，我请工程师特别估测了一下，从当年先生们聚餐的地点，向大殿里头的大梁望，大约水平有6米的距离，梁底距离地面有近7米的高度——也难怪，当年三位男士完全不能通过远观，分辨出林先生所见的“女弟子”。

梁先生他们自然心急，一时飞不上梁架去。但是有一个证据是可以即刻查看的——大殿的台阶前有经幢（chuáng），上面刻有这座石刻纪念物建立的年代：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梁先生他们仔细地检查了经幢上的文字：果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称为“佛殿主”！

“佛殿主”的名字既书于梁，又刻于幢，那么经幢的建造应与大殿为同时。即便不是同年兴工，经幢的建立，也是在大殿完工之时。

至此，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唐晚期木构建筑，即得以实证。

这一年，佛光寺1080岁。一切似乎是为了等待梁思成先生他们这个组合。

为求得题字全文，梁先生他们后来还是要爬回梁上去。当时他们拜托寺里的僧人去山下豆村招募工人来搭脚手架，想把梁下的土朱洗掉以后一探究竟。

谁料村僻人稀之地，僧人找了一天只能找到两个农民，“筹划又竟日，始支一架”，可把梁先生他们急死了。大家撕裂布单浸水互递，但半天才洗出两根梁柱。

着了水的土朱，墨迹骤显，但水干墨色复淡，又隐约不可见。大伙花了三天时间，方能读出题字原文：“佛殿主上都送供弟子宁公遇”，但是惊喜啊，“字体宛然唐风，无可置疑。”

失之交臂的日本学者

说佛光寺是在等待，因为前文提过有数位日本学者，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调查了许多中国明清古建筑，但均未发现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

日本学者当时不无傲慢地断言：中国大地上，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要了解相当于中国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考察飞鸟、奈良和平安时期的古建筑。

他们恰恰漏掉了佛光寺。

1922年9月，日本佛教史家小野玄妙就到过佛光寺。但是小野先生比较关注雕塑，当时净拍了佛台上的雕塑，他也作出了正确的断代，指出雕塑是唐代文物。但是对建筑物他似乎无感。

后来，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常盘大定先生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地毯式的实地考察。但是不知是不是犯了懒，都没有亲自去佛光寺。

1925年，在关野和长盘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上，关于佛光寺这一处古建筑，他们用了小野玄妙当年拍摄的6帧照片——当时可能还觉得有点不够，长盘先生找到了太原美丽新照相馆，请他们帮忙又去五台山照了几张佛光寺的照片。

后来共有9帧照片，发表在1927年正式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上。

关野贞和常盘大定都是日本研究中国建筑的先驱，他们错过佛光寺是有些奇怪的。

《支那佛教史迹》里对佛光寺的一句评价，可能透露了他们没有“看上”佛光寺的原因：“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不甚壮丽。”z

唐代建筑以强雄有力著称，但是他们认为佛光寺却“不甚壮丽”。所以即便关野贞、长盘大定已经知道大殿里的塑像、殿前的经幢均是唐代遗物，也注定了他们会把中国存留的唯一一座唐代殿堂木构建筑给“放走”了。

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位建筑大家对佛光寺产生了“并不雄伟”的印象？

再看当年拍摄的照片——都以佛像、经幢为主要内容，建筑物只是作为局部的背景或远景存在。

《支那佛教史迹》，原题“大佛光寺全景”,1922年。图片中隐约可见远处佛光寺东大殿硕大的转角辅作、补间辅作、阑额、直棂窗等；佛光寺文殊殿体形庞大的侧影，清晰可见 图片来源：建筑学报

远景，真的有点倒霉——这样的构图里，佛光寺几乎就被殿前两棵松树，严严实实地给挡在了后头。

不甚壮丽，大概是这么得出来的。

飞起来的屋顶

许多巧合可能也是必然。

在1922年小野玄妙拍摄的“大佛光寺全景”角标7里，远处佛光寺东大殿的补间辅作、阑额直棂窗都可以看到，更加重要的是：照片上隐约可见大殿那硕大的转角辅作（铺作，也可称作“斗拱”）。

冥冥之中，佛光寺在等待有缘人——如果是梁思成先生看到这些远景照片，他一定会注意到这朵花儿一样的大斗拱，判断出这起码是宋辽时代的构件，甚至有可能是唐朝的。

请输入图片描述

如翚斯飞。

《诗经》里说的这种“宫室的屋檐看起来像飞鸟的翅膀一样”，正是转角铺作的功劳。

梁先生说佛光寺东大殿“广檐翼出”：一朵“长”在转角柱子上的斗拱，出檐的长度，达到柱子的一半；这是中国古建筑里最复杂、最高难度的技术——

它由垂直于正面的柱头铺作 垂直于侧面的柱头铺作 45°方向的柱头铺作三合一组成；

同时承担了正面出檐、侧面出檐和翼角的重量，负担起让中国建筑的屋顶“飞起来”的任务。

今天，当人们在东大殿屋檐下仰头看这朵转角铺作时，会觉得它像一架精密的飞行器：外观呈现出因为特殊力学要求而形成的高度美感。

这组转角铺作，与莫高窟172窟北壁盛唐壁画中所绘佛殿的转角铺作完全一致（数字敦煌链接）。可见在唐朝，这是一种非常标准化的做法；晚唐建造的佛光寺东大殿，继承了盛唐的辉煌的气势。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托起上面无边无际的辉煌的大顶——硕大的屋顶，全部用朴拙的板瓦覆盖，正脊两端鸱吻极雄大，残高都达到3 米多。从后山坡上俯瞰大殿，满眼无边无际的屋瓦延伸开去，形成庑殿顶（中国各屋顶样式中等级最高的形制）的大屋顶。

这座中国地面上最古老的建筑在深山之中无人问津，独自寂寞，直到1937年7月——日本学者的《支那佛教史迹》已经发表了十多年以后，等到了梁思成先生带领营造学社成员，他们一举对佛光寺断代成功。

1937年7月7日，梁先生发了一份电报，从山西五台发至北平营造学社。7月9日，《北平晨报》披露了电报内容，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见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

梁先生用的词组是“发见佛光寺”——终于见到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唐代建筑。

日本学者所持“（中国）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的论断，被颠覆。

此时，正前往台怀继续探古的各位先生们，仍然沉浸在无比的幸福感之中；他们尚还不知道这一天，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炮声隆隆，侵华日军挑起事端攻击中国守军，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图片来源：建筑学报

注释

u经过浙江大学学者考证，佛台上共有35尊雕塑（其中33尊为唐代雕塑，2尊为金代塑像）

vw“rose before us like an enchanted deified forest.” Ssu—cheng Liang(梁思成)．China‘s Oldest Wooden Structure, Asia:Journal of the Amencan Asiatic Association,1941

xyz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建筑学报》2017年6月

说明

文中除历史图片，其他图片均为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数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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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