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2日凌晨，东边刚露出一点点鱼肚白，太阳还没有出来，远处山上的田里依稀可以看到几个劳作的身影。
这日，八宝山公墓附近的一个村民又起了个大早，如往常一样背着扁担和木桶，来到古井边打水。
他用井绳拴住木桶一点一点往下放，可直到长长的井绳都放完了，木桶还是没有挨到水。村民疑惑地往下看，只看到黑漆漆的一片，压根就没水的踪迹。于是他又捡起井边的石子向井里投掷——是石子落地的声音！
村民心中不由得纳闷道：“这井怎么突然就干了？”
过一会，来打水的人多了起来，一根根扁担靠在井边的围栏上，村民们脚边放着打水的木桶，他们围着干涸了的古井，三言两语地讨论着。村民们都很遗憾，这千年古井怎么说干涸就干涸了？要知道，连年不管遇到怎样的干旱，这口井从来没有干涸过，井下面有两个碗口粗的泉眼，井水清冽又好喝。
村民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派一个灵活的小伙子下去看一看井底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小伙子拉了他的伙伴与他同去，他们在腰间系紧了绳子，一点一点地进入到井底。
很快，小伙子又从井下上来了，他们回馈的信息简单而干脆：井底的泉眼也是干的！
其实，那天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普通的一天。对于住在八宝山公墓附近的村民来说，这是千年古井干涸的一天；而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是敬爱的周总理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
井上的村民闻言纷纷沉默了，过了良久，不知是谁先带头，大家对着古井默哀了起来。有村民不禁喃喃道：“这古井都一千多年了，老一辈都说这井有灵气，这是为咱失去周总理难过呢......”
那么，这口从不干涸的古井为何会突然干涸？它的干涸与周总理的仙逝有没有关系呢？周总理去世前后，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呢？
今天就来为大家解读周恩来总理逝世先后的日子。
先来了解现在这口古井的由来。
八宝山是明朝的护国寺，护国寺建好后，就在后院打了一口井。
这口井连续打了两日，是从附近的村里拉来的打井队。这两日都是骄阳似火，几个中年人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寺庙的斋房里放着为打井队和前来帮忙的村民准备的解暑水果，水果都用水泡着。连一些僧人也被派去帮忙，其余的僧人就在大殿打坐诵经。
护国寺的井打好后，与后院的银杏树相得益彰。深山藏古寺，古寺里一口积年的古井，这是多么美好的意境啊。
村民们拿着瓢从木桶里舀出刚打上来的井水，冲洗身上的汗水，僧人们则为大家诵经祈福，附近村里的小孩也在银杏树下疯跑。刚在前殿上过香的女人们怕孩子的嬉闹声扰乱经文，拉着孩子连哄带呵斥，还有的孩子调皮地和母亲在树下玩起了躲猫猫，围着树干转圈圈。
然而，好景不长，新井打好不到半年，就没水了。
水是万物之源，寺庙里断了水实在不是一个好征兆，因此主持和几个德高望重的僧人对“打井”一事格外看重。于是，寺庙不得不再请人来打井，并特地交代了打井队上口井的情况，希望打井队挑一个好的地势打井。
打井队精心挑选了一个位置，把机器扎好，开始了工作。又是两天，时值初春，寺庙又在山上，空气里还留着一丝寒气，但工人们还是累得微微出汗。一铲子一铲子下去，黄土被抛起来，在旁边堆成了堆，再用小推车一车一车推出去。主持依旧带着僧人们在大殿诵经，永乐年间太平，护国寺除了祭天祭祖，宫里娘娘们来供佛灯以外，也没有什么需要张罗的大事了。
为了避免再出现井水断流的现象，这次打井寺里规定所有出家人一律不能参与，就连为大伙准备斋饭，都是由山下的厨子来掌勺。可酒楼里的厨子做惯了山珍海味，面对着如此“朴素”的厨房也稍有些露怯，因此那两天的斋饭并不好吃。
打井队在吃饭时也聚在一起开玩笑，说：“这‘万宝楼’的名厨离开了名贵食材，手艺也不怎么样嘛，和我家那婆娘差不许多！”
几个壮汉蹲在银杏树下，开着稍显粗俗的玩笑——他们知道这是佛门圣地，已经收敛了很多。期间，还有一些不放心的女人拎着饭盒来送饭，这多是一些年轻的小媳妇，怕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吃不饱，吃不好。
可奇怪的是，这井一连挖了十多米，还没见出水，打井队的人都在心里怀疑起来：“都说八宝山这地界灵，想是这后院是哪个罗汉仙人的寝宫所在，在此打井不合时宜了？”
虽心中迟疑着，但谁也没说出来。随着越挖越深，大家明显越来越沉默了，整个后院除了干活的声音不见一点人语。就在大家都开始泄气时，突然一铲子就铲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泉眼，随后又铲出来一个。
“出水了出水了！”
后院传来喧哗，大殿诵经的主持悬着的心也悄悄落下了。热火朝天的两天过去了，护国寺后院又归于平静，新的井栏杆刷着朱红的漆在阳光下闪着光。
这就是八宝山古井。
此后的数百年间，北京城郊遇到过很多次大旱。每遇干旱，城郊的井都打不出水来，只有八宝山古井从不干涸。附近村民都纷纷到寺庙里取水，两个碗口大的泉眼，在灾年庇护了城郊一众百姓。
周总理面对工作一向是鞠躬尽瘁，终日奋斗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身体早就是超速和超载地在运转了。
1967年，周恩来又一次伏案写作到深夜，突然他从案牍中抬起头来，心口又开始闷闷的了。他整理好文件，从窗口向外面望去，只见深蓝色的夜空挂着满天星斗。
接着，周恩来站起来推开门，想去接一杯热水，因为心口实在是闷得难受。刚一推门，他就与端着一杯水的夫人邓颖超撞个满怀。
“你看看，都洒了吧……刚给你熬的玉米须茶……”邓颖超半开玩笑地责备着。
周总理笑着说：“那就劳烦夫人再去给我盛一杯吧，心口又开始闷了。”
邓颖超转身去厨房盛玉米须水，边说：“明天就休息一天吧，咱们到医院检查一下。你不要总说‘人民离不开你’‘你一天不在岗位上就要出好多事’这种话，就是因为人民离不开你，所以你更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磨刀不误砍柴工，养好身体才能为这个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这玉米须水格外甜呢，你放糖了吗小超？”周总理耐心地听着，又有些调皮地把水往邓颖超嘴边送去，打断了夫人那“爱的唠叨”。
就在这一年，周总理查出患有心脏病。离开医院回家的车上，邓颖超有些不满地说：“都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和长期疲劳导致的。”
周总理忙说：“这是我所热爱的工作，我愿意为中华崛起和中国人民有尊严的生活而呕心沥血。”
周总理停顿了一下，转过头认真地看着邓颖超，继续说：“小超，你是我唯一觉得抱歉的人。”
邓颖超立马打断了他的话：“我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战士，我理解你。”
周恩来、邓颖超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车从闹市穿过，人来人往。大家都没注意，坐在副驾驶、刚跟着周恩来不久的秘书，正专注地听着这位他崇拜的领导人和自己夫人的谈话，年轻的眼眶不禁泛起了泪花。
医生交代了周总理的病要静养，但是被诊断出心脏病的半年时间，正值特殊时期。因此这半年周总理的工作量只增不减，他曾在一个月内接见了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43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27次。
就是这样超负荷的工作，逐渐使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透支。即使是这样，在面对工作中人事调动时，周总理还是提议自己只需要留下两个秘书员就可以了。
因为1967年是整个中央政治局工作强度最大的一年，周总理看到很多一线岗位的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工作，很是心疼，就不断地裁减自己的秘书员，并且强调：“放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到基层去，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就这样，到了1968年，周总理的身边真的只剩下了两个秘书，分别是老秘书钱嘉东和新调来的纪东。
这天，周总理的工作行程又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两个秘书也跟着连轴转。周总理在下午六点钟才吃到了一天的第一顿饭，两个秘书还在办公室忙着打印文件。周总理放下碗筷就立即到办公室替换两人，钱嘉东坚持要陪总理一起工作，只让纪东出去吃饭。
第二天，周总理就向两个秘书员宣布，以后让两人轮流值班制，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人十二小时，坚持让两人休息充足，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周总理的工作量。即使是这样，一般一到晚上，周总理就让值班的秘书早早地去睡了，剩下的事情他自己写、自己做。
直到1967年的秋天，总理还是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周恩来总理
有一天早上，周总理结束了他一晚上的工作，坐到餐桌旁准备吃早餐时，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邓颖超照顾他吃完早餐后，让他去休息一会儿，并且命令他这段时间都不许再熬夜工作了。
周总理从没见邓颖超女士这样生气，他走到卧室，躺在床上，还忍不住在脑海里规划等下起床后要做的工作清单。邓颖超反复到卧室确定周总理是否在安心休息，但还没过一会儿，周总理便又从床上坐了起来工作。
邓颖超走进卧室，周总理看着她认真地说：“这是个特殊的时期，我一刻也不能松懈啊！小超......”
后来，周总理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到了1972年9月，周总理开始发生心绞痛，这时周总理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
这天，助理和秘书陪同周总理去医院做检查，由于心脏问题已经很严重需要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秘书和邓颖超向医生询问了周总理从去年就开始的潜血症状。
主治医生推了推眼镜，对他们说：“这个症状需要做检查后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但一般心脏病不会引起潜血症状。”
两人走后，主治医生悄悄联系了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和他确认情况：“张医生，实在不是我不愿意向他们解释这个病，但我只是怀疑有癌变的可能性，还没有确定。二来，他们两人都是周总理亲近的人，如果他们转告或者被周总理看出这么严重的病情，对病人本身的恢复是不利的。”
听主治医生说完，张佐良表示了赞同，同时也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在去年就有这方面的怀疑了，但是去年的体检报告是正常的，自己就归因于总理睡眠不好了。
两人商量后，决定明天就做相关检查，并且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明情况，请求指示。放下电话，张佐良就开始起草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件。
周恩来总理住院后，毛泽东主席一直关注他的病情。收到张佐良的来信后，立即回信批示，在病情没有确定以前先保密。可惜，检查的结果并不如人愿，周总理患了癌！毛泽东得知消息立刻部署相关工作，并要求向邓颖超和周恩来绝对保密。
毛主席、周总理
1973年2月，春风刚刚吹起，周恩来总理又一次住院。医生来查房时，周恩来询问医生：“我觉得我便血的问题最近日益严重了，这是什么原因？请您给我做相关方面的检查，好吗医生？”
医生本着保密的原则，没有向总理说明过多，只是安慰了周总理并表示等做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才能明确原因。周恩来总理突然陷入了沉思，医生站在病床旁等待总理回过神。
突然，周恩来总理表情严肃了起来，他认真地看着医生说：“辛苦你们了，同志！我得了什么病，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还有工作、有事情要交接，要嘱托。我明白你们的良苦用心。”
可病情越来越重了，人们劝周总理安心养病也劝不住。毛泽东主席思虑了许久，1973年3月2日，由叶剑英等人将病情告知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并作了解释：“以前有怀疑，2月5日严重怀疑，3月1日出组织块，病情才明确。”
说完，邓颖超紧紧抓住了周恩来的手，周恩来的手心里也全是汗。
送叶剑英等人离开后，邓颖超和周恩来沉默地互相对坐着，还是周恩来率先打破了沉默：“小超，不要害怕。我不害怕死亡，也没有什么遗憾。我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用自己的一生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我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我用我的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许给了人民美好的生活。小超，唯有你，我期待来生。”
邓颖超听着，眼里的泪水在打转。她一如既往地平静地安慰道：“没事的，恩来，我有预感，会没事的。你要坚强。”
周恩来看着她，没有说话。
邓颖超又说：“或者，你有什么需要特别交代的，可以随时和我说。”
周恩来笑了：“哈哈哈哈，这才是邓颖超！”
周恩来、邓颖超
在接待完基辛格访华后，周恩来总理就向毛泽东提交了一封请假报告。报告说：
“昨晚开政治局会议，遵主席指示，简单地说明我的便血情况，需检查一次，分两步走，不要毕其功于一役，防止促进恶化。我向政治局请假，不管检查情况如何，我都留在山上两星期。一切外宾都可不见，会议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报告，请叶剑英同志主持和签署。”毛泽东最终批示“同意”。
1973年3月10日到3月24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伴下，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经过两个星期的休养，病情有所控制。
但这期间，周总理还是边工作边治疗的。
1974年春，3月到5月期间，周恩来要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事活动，以及必要的谈话。由于劳累过度，这段时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开始加重。
1974年3月，周恩来来到305医院做检查，确诊癌症复发。
从4月25日起，周恩来总理就出血不断，有时还有血块堵塞。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还是坚持到6月1日才住进医院。周恩来住进305医院后，到8月确诊为癌症转移。这期间，总理一直在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到1976年月5日做最后一次手术，总理一共做了十几次手术，大约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
即便如此，在住院期间，周恩来始终关心的都是其他患病的领导和同志。一天，周恩来在手术台上等着手术，突然把肿瘤科大夫李冰找来，向他了解云南肺癌的问题。
从病房出来以后，李冰就哭了，并且立马去做了准备工作，内科的、外科的、还有搞胸部的专家，一个礼拜后一行人就一起去了云南。
周恩来总理
“现在医学上对癌症的控制还没有解决办法，我一旦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进行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点贡献，我很欣慰。”
邓颖超女士也说：
“恩来对于自己离开人世看得很淡然，但他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发展，却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总理想到的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6年1月8日，备受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1月9日凌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断，沉痛的哀乐从电台传出，播音员声音捎带着哽咽，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报了周总理去世的讣告。
这一天，举国悲痛，万民皆哀。
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接到火化周总理的任务后，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而严肃的，人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周总理的后事办好。
于是，八宝山木工厂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将一个崭新的大白床给赶做了出来；司机曹喜泽则把灵车里里外外擦洗、检查了好几遍；骨灰堂的工人们把骨灰堂油漆彩画一新，从仅存的4个400元一个的最高级骨灰盒中，挑选了一个最好的给周总理用。
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火化车间。工人们把火化车间用大白粉粉饰一新，火化车间与停尸间之间用白布全部遮挡开，在火化周总理的4号炉和其它炉之间拉了一道白布帘，4号炉也用银粉把外面油漆一遍，并把坑面的旧砖拆下来换上新砖。
火化车间最关键的工作，是解决送尸车的技术问题。当时是改造过的自动化卸尸机器，但尸体从车上因自动碰撞脱钩而直接掉下来，会产生震动，可再改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为了敬爱的周总理，工人们决定活人进火化炉，亲身试验，摸索经验，找到平稳运送的窍门。
火化女工许秉玲第一个躺上了运尸车，当火化车间的天花板在徐徐移动，眼前一黑，女工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种恐怖感笼罩全身。她想赶快离开，但是她知道她是在为周总理试车，于是她镇静下来对外面说道：“好了，放吧！”
按事前研究的方案，人们扳住车板的把手慢慢放平，人缓缓地滑落到坑面上，不会出现震动的现象。许秉玲感到身子轻微一震，人就躺在了坑面上。她在炉子里喊道：“行，这个办法能行！”
工人们为了万无一失，要多练习几次。彭志刚、赵玉婷两位副主任和刘占海、程秉世等人又分别躺在运尸车上，让工人反复练习。
就在周总理与世长辞的这一天，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总理生前的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
这些决定也是周总理毕生坚定唯物主义所形成的。周总理认为：“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
原来，周总理临终前作出遗体火化、不留骨灰的遗言时，他这样对邓颖超说：
“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里，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到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但是全国人民如此敬爱周总理，这些要求人们怎么肯答应呢？李先念就当即表示反对，并说：“即使应该这样做，也不能从周总理开始。否则全国人民不答应。”
邓小平赞成李先念的意见。最终经过毛主席的拍板，这三项请求只有“不保留骨灰”那项得以实施。
1976年1月11日，下午19时20分，周总理的遗体开始火化。夜里11时20分，火化完毕。在这期间，八宝山外聚满了群众，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盼望知道周总理火化的过程。
在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机要秘书张玉凤问毛主席：“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吗？”
毛主席此时已经无法行走，伤感地说：“我也走不动了。”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了。晚8时许，根据组织决定，执行了撒周总理骨灰的任务。周总理的骨灰撒在北京、密云水库、天津、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周总理永远与祖国山河在一起。
千年古井，一夜干涸
将时间拉回1976年1月11日，也就是周总理遗体火化的当天。那日下午，八宝山附近的村民来到古井旁打水，可打开水龙头发现一滴水也不出，于是便叫来电工肖义来查看。
肖义来到水塔前，合上电闸，发现抽水泵仍在正常工作，根本没坏。肖义当时并未多想，他想到这会儿用水量不大，先去支援大家一起做好周总理遗体火化工作要紧，于是他就没再顾及停水的事，投入了接周总理遗体的忙碌准备工作中去了。
直到次日凌晨，附近的居民又早早来打水。第一个来到井边的村民，把木桶放下去，发现井底没水了！接下来便出现了开头中所讲的那一幕。
村民们在井边伫立了许久，确定水井真的干了后，都不由地想到周总理，他们在井边默默地默哀了几分钟。
上班后的电工肖义想起了昨天下午抽水泵抽不出水的事，马上跑去向李兆诚汇报。李兆诚马上带几个人来掏井，并亲自下到井底查看，可令人奇怪的是，井下的泉眼全都好好的，根本没有被堵。可到了第二天，井里还是没水。
从此以后，这口几百年的水井干涸了。
在村民们看来，这古井有灵气，她也知道人民舍不得周总理，就匆忙赶去陪伴；亦或是，周总理本就是我神州大地钟灵敏秀之所孕育，为了抚慰人民的心而来，所以他走了，也带走了八宝山的一些灵气。
但这一现象，直到现在都很难解释，到底是天意，还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