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全国的文武官员大致有两万四千多人，这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地方各级官吏。这个数字相比较今天而言似乎并不多，但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要想了解这么多的官员，也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为了确保这些官员能胜任本职工作，创立了引见制度。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规定：外出巡方的各道监察御史，凡临差之时，必令王公大臣带领引见。皇帝在引见活动中，告诫监察御史要认真察吏安民，不得为货利摇夺，金钱所迷。清代的引见制度，就是从这个时候产生的。

此后，随着清廷统一大业的顺利进行，清政权的日益稳固，加强专制皇权对官吏的选拨和控制，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顺治帝命令吏部将全国州县官的官缺分为三等，并明言：“上等之官员由吏部列名引见，候皇帝面定”。这是引见被正式应用于清代官制的开始。

不过当时所引见的范围十分有限，仅为应选上等州县官缺的人员，而那些二三等的官吏均不必引见，直接由吏部铨选。到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廷为发挥州县官的“牧民”职责，规定应选官员在吏部掣签后，均须随本引见，应选的同知、通判等官吏，也要一体参加。

​在经过皇帝当面考察后，能够胜任者即可赴任，而衰迈、昏聩、无能者只能以原品致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又批准了御史徐树庸的建议，规定各省督抚特举之官吏也须引见。此后，引见的形式日趋增加，范围日益扩大，人数也不断增多。乾隆时期，引见活动最终形成为一套完整的制度。

引见分为文、武职两班进行。引见文职官，要有吏部尚书、侍郎带领，地点一般在乾清宫，有时也在养心殿。但皇帝如遇三大祭斋戒，则引见就在斋宫进行；驻跸圆明园或西苑时，引见在勤政殿进行；巡幸各地时，引见在行宫进行。

引见之日，吏部衙门中的司员、书吏均在五鼓时进入朝房。待尚书、侍郎到后，即将受引见的官吏排班，以五六人为一排，班首、班尾各有司员一人为领班。引见之前，先要写好引见单，单子要按受引见官吏所属衙门之先后，人数之多寡，开列其简单履历和引见缘由。

​每个官员均有一个绿头签，该签用白硬骨纸制成，上面书写姓名、籍贯，及入仕年岁、出师勋绩诸事，以便皇帝观览。如果是地方官推荐送部引见的官员，还要将督抚出具的考语填写在绿头签上；如果是科道题升人员，则需注明该员有无条奏，以备皇帝询问。

引见之时，皇帝升御座，吏部尚书、侍郎跪于御座一侧，将引见单和绿头签呈递皇帝阅看。然后，受引见官员按班次顺序入殿，并跪奏自己的姓名履历。康熙初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因欲察看引见的官吏身材、面貌，改跪奏为站奏。但康熙亲政以后，急待加强专制君主的威严，又改为跪奏，此后成为定制。

由于引见官员是按班分批进行，人数相对较多，因而皇帝不可能详细询问有关事宜，往往是在简短的交谈中，通过观察官员的身材相貌、言谈举止、人品德行，得出自己的直观印象，并用朱笔在引见单上写下对引见官吏的评语、升迁降革的意见。引见结束后，皇帝将引见单发交内阁、军机处拟旨，而绿头签则发还原官保存。

武职官的引见，则由兵部尚书、侍郎等堂官在东安门外，对受引见的武职官员考试步箭、马箭，称之为“堂考”。考试结束后，获得“好、中平、平常”三等评语的官员，被注册于绿头签内，准备接受引见；而获劣等评语的武职官员则要受到休致处分，自然也没有机会得到引见。

​引见时，武职官要向皇帝跪奏姓名，如遇皇帝阅射布靶，则受引见的武职官员每人还要执弓一只、佩带箭五只，射完布靶后再向皇帝跪奏姓名。这种作法体现了清代皇帝重视武备的精神。至于其他规制，与引见文职官员大体相同。

官员引见时间的期限在清前期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嘉庆时期，为了防止官员在引见中营私舞弊，严格规定了引见的期限：在京的各衙门定缺后二十日带领引见；内外杂项人员，定以验到后二十日带领引见；其他各衙门引见人员，一律在三十日内带领引见；武职官员赴兵部验到后，定于十日内考验弓马，十五日带领引见。

受引见的官员文职如道、府官，武职如副将等官，离京赴任前还须到宫门陛辞请训，接受皇帝的教导。此外，受引见的官员在服制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如文官要身着蓝袍天青褂，佩挂朝珠。如戴花翎、蓝翎的官员，其翎管只准用白玉，不准用翡翠或带皮之玉。

清代引见制度应用的范围极广，大致可分为入仕选拨、升迁调补和降革处罚。引见制度自从确立以来，即受到历朝皇帝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他们一项重要的日常性工作。

由于引见官员是不定期地分批进行，所以皇帝平日不仅随时要接见引见的官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如祭祀、出行、巡围，甚至在服丧期内也照常不误。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皇后病逝，按例皇帝应辍朝五日，但嘉庆帝却下令，引见官员照常进行。

引见活动贯穿于清朝的始终，即使到了晚清，引见活动仍在进行，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同治帝即位的第一个月内，有十一天有引见活动举行，引见的官员有二百余人。不过，自咸丰以后，引进活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咸丰以前，引见体现了皇帝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皇帝还能够比较认真地考察受引见的官员。咸丰以后，由于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成了傀儡，引见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并在实际中成为一纸空文。

应该注意的是，引见既然在清代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因为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

​首先，引见制度充分体现了用人之权“操之于上”的原则。选拨和任免官吏，虽有科举考试、荐举等途径，但是王公大臣和各省督抚并无决定权，只有皇帝通过引见活动，了解官员的履历、外貌、人品和办事能力，决定其升迁调补，从而掌握了官吏的选拔权和任免权。

其次，引见有利于整饬吏治。有清一代，官吏结党营私、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一些位居高官的显宦和御史又不能秉公办事，因此为了制止“党同瞻徇”之风，乾隆帝下令在六科掌印给事中缺出时，不再由堂官拣选，改为将不掌印给事中“通行引见转补”。

第三，引见有利于皇帝发现和提拔人才。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丁忧服满的山西道监察御史杜滨接受引见，雍正帝给他的评语是：“人十成明白，有力量，像年羹尧。奏对甚得当，将来可大望成人者。若不袒护科甲，可算全才。上中。”并特授他为陕西粮驿道。

不过任何制度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引见虽然是皇帝亲自选拨任免官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并不能完全考察出官吏的优劣。因为引见时，皇帝和被引见的官员接触时间短暂，且人数众多，只能大致地了解一下官员的形象谈吐，有的甚至都说不上一句话，只能从外表得到某些片面的认识。

​实际上，单凭一次引见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的。况且，王公大臣、督抚常为一己之私，所举非人。而吏部、都察院出具的考语也往往不实，这就严重影响了引见时官员的质量，致使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徒有用人之权，而实际上并无好官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