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5日下午3点25分，大岛渚因肺炎在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医院病逝，享年80岁。2023年的今天，是他逝世十周年。
大岛渚
为了纪念这位日本新浪潮电影的旗手，世界影史上很难绕过去的人物，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国家电影智库成员、东京大学特聘研究员支菲娜。
【对话】
在东京，大岛渚成立了第二个“创造社”
澎湃新闻：你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见到过大岛渚导演？谈谈自己接触大岛渚电影的历程和直观感受与学者思考？
支菲娜：大岛渚是世界闻名的日本电影巨匠。他曾说，“这个世界有我这样的导演是莫大幸福”。你会发现，敢说这句话而且不会被质疑嘲笑的人，实属罕见。我过于年轻，所以并无缘结识大岛渚本人。
1996年2月，大岛渚受日本外务省下辖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托，赴英国传播日本电影文化，准备回国时，在去机场的车上突发脑溢血。此后，他以顽强毅力做恢复训练，并于1999年完成古装片《御法度》。
自2002年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以来，他一直瘫痪卧床，身体逐渐失控，靠妻子小山明子悉心照料。2010年5月，小山明子替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并且告知我大岛渚的墓地所在。随着导演身体每况愈下，家人已经对他的身后事做好了准备。
位于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建长寺的大岛渚之墓。基座上面刻着大岛渚最喜欢的诗句“人就如同深海鱼一样，如果自己不发光，周围就是死黑一片。”旁边的墓碑上刻着“大喝无量居士”。（照片由小山明子提供）
我关注大岛渚是在2002年，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日本新浪潮电影美学研究》，大岛渚是日本新浪潮电影的旗手，自然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当然，大岛渚的不少作品是很多学校影视专业备考影片。除了《感官世界》《爱的斗牛》《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广为流传外，《青春残酷物语》《马克斯，我的爱》等多部作品，长久以来更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典教学影片。所以，研究过程中，针对大岛渚，我也能很快与老师同学形成讨论氛围。
2010年6月，支菲娜采访小山明子。左起为《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制片人元持昌之、小山明子、支菲娜 （照片由支菲娜提供）
硕士毕业之后，我在与多位日本影人的交往中，常常留心大岛渚对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对大岛渚的评价。且不论评论界或者大众眼里的声誉如何。坦白讲，单就同行评价来讲，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或者黑泽明、木下惠介等著名导演，在生前身后总是毁誉参半。而大岛渚不同，无论哪一代日本影人，大岛渚都是一个很难绕过去的人物。正如黑泽清所说，“大岛渚是站在现代代表性的日本导演之巅峰。”
澎湃新闻：2013年1月15日大岛渚逝世当天，你如何接到的消息。回忆下当时国内、国际对导演逝世的反应？
支菲娜：日本媒体广泛报道了大岛渚辞世和葬礼的消息。他的葬礼在日本东京筑地本愿寺举行，有700多位亲友和影视界同仁前来送行。北野武、坂本龙一抬棺，送别音乐正是坂本龙一为电影《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谱的主题曲。现场送行的朋友告诉我，本愿寺场地非常大，所以700多人的送行队伍还是显得有点凄清。
大岛渚辞世的消息在日本公开后，我从网站上得知了消息，给小山明子寄了唁函。总体来讲，2013年社交媒体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国内知道大岛渚导演的文艺爱好者还是比较多，所以有很多悼念之声。中国香港影评人舒琪、蔡澜等也有发声。我曾写文章说，“在这个大师死去和大师去死的时代，大岛渚之后，日本实拍电影界再无巨匠。”
澎湃新闻：大岛渚出生在京都，在冈山县长大至6岁，因父亲早逝，随母亲投奔京都的外婆家。京都市立洛阳高等学校（现京都市立洛阳工业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法学部。大学在读期间从师猪木正道。任京都府学联委员长，法学部助手考试未能通过。他是法学背景出身，这为他日后从事导演工作提供了哪些条件和视野？
支菲娜：大岛渚父亲早逝，但父亲冒死藏下的《资本论》等红色书籍对大岛渚影响不小，他从小就对政治、社会有高度敏感性。大岛渚母亲教育子女严苛，在家门口挂上“大岛渚”的门牌，让6岁的他成为一家之主，所以他性格独立又自爱。
《无悔我青春》截图
1946年，初中三年级的大岛渚偶然观看了黑泽明导演的《无悔我青春》（わが青春に悔なし）。影片中的灵魂人物八木教授，其原型是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1933年，泷川幸辰在其著作中对“通奸罪”只适用于女性一方的法律条文提出批判，指出“所有的犯罪均来自国家组织的恶”，被军国主义政府判定为赤化分子而遭罢免，引起法学部31名教员全员请辞以表抗议。此为史上著名的“京大事件”。
而影片的男主角野毛，其原型则是鲁迅的好友、朝日新闻社记者尾崎秀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谍海巨星理查德·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为核心的谍报小组，在东京向苏联提供轴心国动向的大量关键情报，由此影响“二战”进程。尾崎秀实公开身份为中国问题专家、近卫文麿首相私人秘书兼顾问，曾常驻上海，与史沫特莱有超越朋友关系的深度交往。1941年，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先后被捕并被判死刑。
这一间谍史上著名的“尾崎—佐尔格事件”，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无悔我青春》促动家境艰难的少年大岛渚立下报考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志愿，并于1950年如愿考入，主修政治学和政治史，辅修法语。
在日本，法学出身的导演有好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岛渚和山田洋次。大岛渚自述“所有法律条文都忘光了，只有宪法九条（注：即和平宪法）和刑法第175条关于散布猥亵物罪的内容却牢记于心”。这使得他在处理《感官王国》这部影片的相关法律问题时堪称范本。
《感官王国》剧照
澎湃新闻：这么说，我想把下面的一个问题提前。大岛渚的成名作《感官王国》在当时的日本，能被允许拍出来吗？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片体验。大学时代看的，说实话，他让我一度对女性和男女性行为感到困惑和畏惧，当然后来我能看出里面的民俗与反战……这样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无疑都要付出极大的心血与牺牲。
支菲娜：当时的日本电影分级环境，拍摄《感官王国》这样的影片是违法的。所以1975年，大岛渚接到法国方面的制作邀请后，刻意采取“法国定制”模式来完成《感官王国》。即胶片从法国运来，拍完后不冲印毛片（术语：指粗剪电影胶片素材），原样封存后直接送回法国冲洗和剪辑。按照日本法律，这属于“来料加工”，只需正常报海关即可，不用经受内容审查。但这样做的困难在于没有看过毛片（指粗剪电影胶片素材），无法决定是否需要补拍。
大岛渚还是恃才傲物的。《感官王国》一气呵成，1975年12月完成拍摄后胶片运回法国，1976年1月在法国完成冲洗，2月大岛渚赴法剪辑。5月，在戛纳上映时万人空巷，被评价为“发掘日本传统庶民文化中的性爱赞美传统，对长久以来因宗教而受到性压抑的欧洲社会进行了挑战性的敲击”。
其次是应对诉讼。大岛渚于1976年6月出版了书籍《感官王国》，除影片台本等文字外，还刊登了25幅大尺度剧照，因此他和出版商被以“散布猥亵物罪”为由提起公诉。开庭时，面对检察官的“猥亵”罪名指责，大岛渚缜密进行了无罪辩护：日本刑法第175条（散发猥亵物罪）违宪。最终，一审判决，无罪。二审判决，无罪。1982年6月，东京高等裁判所宣判大岛渚无罪，至此，长达六年的官司结束。
澎湃新闻：大岛渚在京都求学，京都命名上有唐长安和洛阳的元素。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喜爱或臧否，有无介绍？
支菲娜：大岛渚对中国是极其关注的，但并不是因为京都是洛阳或者长安的翻版。
大岛渚从不曾忘记将目光投向中国。对此，日本电影学者四方田犬彦有相关研究结果：对大岛渚来讲，中国具有多么大的意义？要搞清楚这一点，可以上溯到1961年他炒了松竹公司鱿鱼，成立独立制片公司时，毫不犹豫地将其命名为“创造社”的初衷。“创造社”这个名字，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意义斐然。这是郭沫若与郁达夫、田汉等诸位在负笈扶桑期间，于1921年组建的文学团体的名字。时光荏苒的40年后，在东京，大岛渚寄望于实现日本电影艺术革命的夙愿，成立了第二个“创造社”。
大岛渚的创造社从1964年-1965年间，制作完成了电视连续剧《亚洲的曙光》。其主人公是一个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本青年，他与学校的清朝留学生们相交笃厚，识得流亡日本的孙文的风采，更令他兴奋不已。辛亥革命发生后，留学生们纷纷回国献身革命。主人公也从陆军大学退学奔赴上海，与昔日同窗重逢。再叙友情之后，他开始思索自己如何才能为中国革命出力。《亚洲的曙光》在大岛渚作品中是较少被关注的，但在理解他的中国观和近代东亚史观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作品。
1968年，大岛渚完成了电视纪录片《大东亚战争》。1969年，完成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其生涯和文化大革命》。1976年，在毛主席逝世不久后，大岛渚又完成了电视纪录片《传记·毛泽东》。他还曾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不吝对中国电影的支持与关注。据我了解，拍出了纪录电影《靖国神社》的在日华人导演李缨，也受到大岛渚导演的诸多关照和指导。
从不求助大企业、从不重复自己，“他的作品总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澎湃新闻：1954年，大岛渚从京都大学毕业后进入松竹，在松竹大船制片厂任副导演。以《青春残酷物语》《太阳的墓场》（1960年）等杰作成为松竹新一代导演的代表。松竹制片厂的历史和在日本制片界的地位请介绍下？
《太阳的墓场》剧照
支菲娜：松竹电影公司是日本电影重镇，历史上几次日本电影产业革新、艺术革新，都出自松竹公司。它迄今仍是日本第二大电影公司。二战前，其旗下就有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木下惠介等日本代表性导演。二战后，通过招聘聚集了大量优秀的年轻人，包括后来的大岛渚、今村昌平、筱田正浩等。松竹公司电影比较著名的美学特征是“松竹大船格调”，或称“感伤道德主义”（Sentimentalism），即城市家庭伦理剧或温馨感伤的通俗剧情片。而这，是大岛渚极端反对的。
澎湃新闻：大岛渚由《青春残酷物语》在影坛初试啼声。这部电影有何特色，预示了导演未来的哪些思路与倾向？
《青春残酷物语》剧照
支菲娜：1955年，大岛渚成为松竹公司副导演，正值日本电影无论从制作上还是从放映上都处于巅峰的短暂黄金期。大岛渚1959年出道后，于1960年6月完成青春电影《青春残酷物语》。影片表现了因政治活动失败使得青春受挫，思想逐渐颓废的两对青年男女的生活轨迹，与当时的社会氛围高度契合。影片首映宣传时，被日本《读卖周刊》冠以“日本电影的新浪潮”之名。可以说，从这部影片起，他最典型的创作倾向一直贯穿始终——一是作品总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二是与暴力和性表现有关。
澎湃新闻：1960年，为抗议以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改定、批准的“安保斗争”为舞台的作品《日本的夜与雾》被中止上映退出松竹。就此是否可以将导演定义为日本新左派电影导演之列？
支菲娜：我没见过日本电影中有“新左派”这一说。大岛渚作为电影作者，打破了所有能被想象到的电影制作体制窠臼，并在每一次突破中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可以说，他的作品具有“元电影”（meta-film）的意义。也就是说，无论你在哪个创作阶段遇到瓶颈了，可以去看看大岛渚怎么拍的，都能获得灵感。
《御法度》剧照
大岛渚从1959年处女作《爱与希望之街》开始，到1999年的《御法度》为止，一共完成24部故事片、23部（已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和部分电影广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不重复。
很多导演一辈子都在重复自己，尤其是重复自己的处女作。但正如四方田犬彦所说，你很难用一个什么词汇总结大岛渚的创作。大岛渚毕生风格变化多彩，而且每一种风格都接近极致，竭尽全力去追求每一种风格的饱满得即将崩溃的临界点，却丝毫不拘泥其中，在下一部作品时立即投身于开创另一种导演风格与剪辑秩序。很多人一直回避研究大岛渚，其原因是他们没办法把握大岛渚美学风格的整体面貌。而现在，随着世界电影的发展迭代，中国年轻观众知道他的并不多。其实，他除了是一位电影人，还是一位作家、翻译家。即使在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他也笔耕不辍，不但撰写了《大岛渚1968》书籍，还翻译了心理学家约翰·格雷的《深爱之书》等四本著作。典型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日本春歌考》剧照
《仪式》剧照
《悦乐》剧照
澎湃新闻：回到大岛渚的导演身份，他的多部作品，包括极具争议、改编自日本真实刑案“阿部定事件”（身为情妇的阿部在勒死男友后割掉男友阳具）的《感官王国》（1976年）。当年有哪些争议？它对后世导演有哪些影响，比如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温柔地杀我》，我觉得也有受到这一影片的影响？
支菲娜：大岛渚是全世界第一个将硬性色情与政治、艺术成功结合的电影人。
1936年真实发生的“阿部定事件”，讲述民宿女服务员阿部定和她的雇主吉藏之间的极致性爱，以阿部定在交媾时切下吉藏的男根为终结。在现实中，阿部定作为杀人和破坏遗体罪被告上法庭，并承受惩役六年的判决。很多日本电影导演都很关注这个题材。大岛渚拿着《感官王国》的剧本去游说若松孝二导演给自己做制片人的时候，其实若松孝二自己也正筹拍“阿部定事件”。后世还有一部影片叫《实录阿部定》。黑木瞳主演的《失乐园》中，男主角役所广司的工作也与阿部定事件有关。
小山明子曾跟我说，《感官王国》之前，还从来没有那么多导演跑来关心大岛渚的片子。在1976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轰动后，“家里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都屈尊来问，大岛导演，你那片子怎么拍的啊？哪儿能看到？”
大岛渚认为“电影导演最喜欢拍两种事儿，一是人死的过程，二是男女情事”。他此前多部影片都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男女情事。1975年，大岛渚得到法国资助，拟以法国资金拍摄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桃色电影。但1975年4月26日法国全面解禁色情片，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色情片遍地开花，许多导演甚至亲自出演。消息传来，他决意挑战“硬性”色情片。然后，才有了这部“将性表现彻底化的终极，也就是表现交媾本身”的《感官王国》横空出世。
《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剧照
澎湃新闻：《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在我看来是一部另类的“军中乐园”，它从男男性行为与情感层面超越了《桂河大桥》（1957）对于战争和东西文化的反思——武士刀与十字架，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片中三段镜像人物，金元和德阳，元玄悟和劳伦斯，余井和西里尔斯，请分析？
支菲娜：《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描写了战时在爪哇岛的日本兵与英国俘虏间的交流与冲突。这部影片不仅仅观照男性同性恋行为。四方田犬彦还用了“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这个概念，就是男性之间或者女性之间，通过排斥异性来构筑紧密的友情空间，是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的一种典型形态。
《战场上的圣诞快乐》通过人际关系中主导与服从的结构，展现了性作为极端政治化的现象。影片开头有一场戏很有冲击力，它描写的是朝鲜籍军属因对荷兰俘虏施行性凌辱而被公开行刑。这场戏展现了“处于两军最底层的人也相应处于肉体的最底层”这个扭曲的结构，同时也预示着随后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以同性恋禁忌为前提的空间中。塞利尔斯（大卫·鲍伊饰）和余野井（坂本龙一饰）之间是显著的同性社会性关系，他们都有坚决拒绝同性恋的性格。
《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剧照
作为统治者的日军和作为俘虏的英军，不止依民族和国籍，还通过军阶与出身阶级被细分，互相处于严密的对应关系。日军这边的青年中尉余野井因为胆怯没参加“二二六兵变”，对自己脱离集体的行为心怀愧疚。从底层爬上来的军官原（北野武饰），是贫困农家的粗野孩子出身，缺乏教养、行为粗暴，但偶尔也会出人意料地露出具有人性的狡黠一面。英军这边，少校塞利阿斯出身上流阶层，有着贵族式的矜持，但因为大学时代曾弃残疾的弟弟于不顾，心中一直怀有强烈的罪恶感。懂日语的南非籍中队长劳伦斯（汤姆·孔蒂饰）担任日英双方的翻译，因此也参与到这三人的纠葛之中。
两位主角之间有深刻的灵魂交往。余野井的那些“二二六”事件中被处死的同志们，塞利尔斯那个身体残疾的弟弟，是隐藏在这两个人日常的理性意识阴影下的、被诅咒的分身，也构成了他人无法触及的心灵深处的阴翳。虽然只有短暂交集，但两个人在灵魂深处获得共鸣且以处刑这种形式来实现了这种共鸣。
澎湃新闻：1999年，大岛渚最后一部执导的作品，由北野武主演的《御法度》公映，坂本龙一配乐。他和北野武、坂本龙一间的合作持续了三十年，对日本影人乃至国际影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御法度》剧照。北野武饰演近藤和土方
支菲娜：我想，大岛渚对日本电影的影响有三个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北野武和坂本龙一。大岛渚在日本电影创作界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承前启后作用。
第一，大岛渚和另一位巨匠今村昌平为代表的导演们掀起的新浪潮运动，为日本电影艺术发展披荆斩棘。大岛渚作为日本现代电影艺术的先驱者，用影像建构起对于性的大胆表现和对暴力美学的执著，尤其是对社会政治的诉求，他和他的盟友们给后来的日本电影发展塑形。
《日本的夜与雾》海报
第二，大岛渚和他的盟友们掀起了独立制片浪潮，反叛大制片厂制度。他终身贯彻不与大制片厂合作的态度。1960年10月，大岛渚以学生运动经历为素材创作《日本的夜与雾》。影片以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为舞台，以一场盛大婚礼为场景，以几近兵戎相见的辩论勾勒两代人对民主运动的反思，提示战后民主运动的失败原因在于运动者摇摆不定的态度，尖锐讽刺了极端斯大林主义。因遭遇政治事件，影片上映四天即被松竹公司指摘为“左翼礼赞”而停映。
1961年6月，大岛渚索性赔了一笔违约金后炒了松竹公司鱿鱼。大岛渚走后，松竹公司另外两位新浪潮旗帜人物吉田喜重和筱田正浩也紧随其后，分别创立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并分别“拐走”了大受观众欢迎的冈田茉莉子和岩下志麻。可以说，松竹公司损失巨大，一下子走了三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和三位人气正旺的年轻女演员。
《白昼的恶魔》剧照
《新宿小偷日记》剧照
第三，大岛渚推动了日本电影人的多元化和国际化。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的深远影响力，还有这样三位代表性人物，可以看出其泽被意义。
一是非科班出身的导演北野武。北野武曾称“是大岛渚教给我当导演有多神气”。他的多部影片中折射出大岛渚暴力美学的风格。
二是在日韩国人第二代崔洋一。大岛渚担任日本导演家协会会长期间，曾在1995年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日本电影一百年》中预言崔洋一的出现必定带来日本电影的巨大变化。果如其言，时任《感官王国》副导演、现身为日本导演家协会主席的崔洋一，在题材多元化和支持异族导演方面十分活跃。
三是坂本龙一。他当时只在日本有名，出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之后，广受国际关注，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末代皇帝》等工作邀约，成为国际瞩目的作曲家。即便这样，大岛渚和小山明子也没有以师尊自居，对这些晚辈导演非常客气尊重，只说是因为“艺术理念一样，所以能够合作”。
澎湃新闻：《御法度》在1999年公映。这部古装片改编自司马辽太郎短篇小说集《新选组血风录》，以日本幕末时代的京都为主要场景，以新选组中的男同性恋为视角。在你看来他为何在自己最后一部作品回归日本本土题材？
《御法度》剧照
支菲娜：《御法度》中，新选组这个以“局中法度”“军中法度”为规则严格整饬的所谓执法机构，不过是情欲流溢和肆意杀戮的外强中干的绚烂神话。我想，这也是一部关涉现实、借古讽今的杰作。
四方田犬彦认为，《御法度》这部电影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大岛渚那里，它是奇妙的回归主题之作。这部影片以幕末新选组这个恐怖组织内部笼罩着的同性社会性氛围为前提，明示了迄今为止大岛渚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同性恋恐惧症。它是以原始状态的弑父为默契而结成的共同体自我防御的故事。
新选组是日本古装片经典题材库。但大岛渚打破了既往新选组题材的叙事窠臼，将由两个代际构成的新选组这个集体设定为一个色欲的共同体。在《御法度》中，根本不存在支撑共同体的稳固秩序，秩序本身的结构是可变的。所谓的“御法度”这个秩序，被从外部到来的美少年入侵者病态地激活了，它在构筑了各种对立的那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堆废纸。
针砭时弊的“大喝无量居士”
澎湃新闻：刚才既然提到了大岛渚拍摄电视纪录片，我注意到他在1980年代后作为电视评论员亦表现活跃。这方面我无缘得见，能否介绍一二？
支菲娜：1973年起，他主持了近20年的电视清谈节目。他经常穿着艳色男式和服，在电视上怒声说着：“饶不了！不允许！”
他在某次日韩研讨会上，对一些只会谈民族主义的韩方与会者大骂“混账东西！”
他甚至在自己的“珍珠婚”（婚后三十年纪念）派对上，和著名作家野坂昭如大打出手，用麦克风连击野坂老脸。当然，他们两人都是真性情，事后彼此谢罪，和解了事，依旧处得其乐融融。而且野坂昭如后来也中风了，两位太太因此经常交流看护心得。
有两个日本导演我心里是发怵的，一是大岛渚，一是北野武，他们都比较毒舌，不留情面。我一度庆幸我在日本时大岛渚已经不能接受采访了，我怕自己面对他时瞠目结舌被骂出门去。相比之下，小山明子温柔太多了。
澎湃新闻：大岛渚的片场性格如何呢？
大岛渚在片场
支菲娜：实际上，大岛渚在现场是循循善诱的类型。北野武在被大岛渚找去拍《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时，他有点莫名其妙，自己当时只是个相声演员，别说大岛渚的电影，谁的电影都没看过。他硬着头皮去了现场，看到了跟自己一样对演戏摸不着头脑的坂本龙一，那时候坂本龙一已是日本国内颇有名气的音乐人。北野武和坂本龙一商量着，反正又不靠演戏吃饭，要是他骂一句，就撂挑子不干了。
“谁知道他从来对我们都客客气气，只要我们演不好就骂副导演。”有一场戏北野武没演好，重拍了好几条，大岛渚终于怒了，拿着导筒指着北野武身边的一条蜥蜴大骂：“喂，兀那蜥蜴，你是哪家经纪公司的？不会好好爬吗？连这点戏都演不好！”
坂本龙一
澎湃新闻：2013年（平成25年）1月15日，大岛渚在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医院因肺炎病逝，享寿80岁，戒名“大喝无量居士”。身后葬于镰仓市建长寺回春院。导演生前喜欢喝酒吗？
支菲娜：哈哈，不是“经常大喝、无可限量”的意思。大岛渚生前喜欢针砭时弊，对日本社会、日本历史的阴暗面，常常“大喝一声”，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所以他的戒名是“大喝无量居士”。四方田犬彦评价说，关于日本，无论在什么场合，大岛渚均是不折不扣的批判者和伟大的痛骂者。
对于墨守成规的老导演，大岛渚也毫不留情地骂倒。中国老一代观众很熟悉的《青色山脉》《山丹之塔》的著名导演今井正，大岛渚甚至撰写了《今井正臭狗屎说》。他还说，“想把自己看不上眼的老东西统统赶走。”而作为新浪潮核心人物，他看到一些不入流的片子也打着“新浪潮”的名义，曾在1960年岁暮发表《扑灭“新浪潮”！》的激进文章，称那是“狗屁新浪潮”。对于一些总是不思进取的同辈导演，他也毫不留情。
以“怒涛般的进攻”改变陈旧的电影观念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2019年12月4日，大岛渚遗孀小山明子与PIA影展理事长矢内广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创设“大岛渚奖”。由坂本龙一担任审查长、黑泽清与荒木启子担任审查委员，以居住在日本，并且执导并公映至少三部电影作品的导演为选拔对象。谈谈这个奖项和同导演遗孀的接触故事。
支菲娜：大岛渚毕生厚爱青年才俊。他号召要以“怒涛般的进攻”改变陈旧的电影观念。他一直积极扶持年轻人在独立制片上的美学可能性和强烈个性。大岛渚是第五任日本电影导演协会主席，直至1996年病倒，一共在任16年，是该协会史上任期最长的两位导演之一。日本独立电影节PFF（也就是PIA）自1979年第一次设立评奖单元以来，大岛渚担任了多届评委（1979—1988年、1992年），所以他自称是“全日本看独立制片电影最多的导演”，遴选了犬童一心、手塚真（手冢治虫之子）、黑泽清、松冈锭司、中岛哲也、盐田明彦、诹访敦彦、园子温、成岛出、桥口亮辅、塚本晋也、古厩智之等后来的中流砥柱。
2020年第一届“大岛渚奖”现场
“大岛渚奖”这个奖项专门颁给具有革新意识的年轻导演，而且秉持宁缺毋滥原则，有时候会空缺。日本电影界以导演名字命名的奖项，只有三个。一个是东京国际电影节的“黑泽明奖”，一个是动画电影界的“大藤信郎奖”，一个就是这个“大岛渚奖”。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下你同大岛渚的伴侣小山明子间的交往？
支菲娜：小山明子出道比大岛渚早，当时她是松竹公司的当家花旦，早于1959年即作为一线女星代表日本访问德国，而大岛渚只是小津安二郎身边不起眼的副导演。大岛渚炒了公司鱿鱼之后，把这个当家花旦也拐走了。
大岛渚与小山明子夫妇在不同时期的合影（照片由小山明子提供）
这样一来，小山明子就违反了当时日本五大电影公司的规定，不能再出演大公司电影。大岛渚的电影工作室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小山明子不但在其作品中担任女主角和剧务，没有戏份的时候还要跑到电视台拍点广告，挣来的钱立马投入剧组运转。大岛渚生病之后，她长时间贴身照顾，导致得了两次抑郁症，最终逐渐走出来。她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女性。
小山明子有一段时间在报纸上连载自己的人生故事。我在日本的房东、日本著名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村田忠禧把这些报纸找来给我，并且告诉我两周之后小山明子会到我所在的市镇演讲。当天我拿着报纸就去后台找到小山明子，她很高兴竟然会有中国学者前来聆听，也看出了我的诚意。后来她约我、《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制片人元持昌之一起见面访谈，讲了很多大岛渚的往事。
《大岛渚与日本》(四方田犬彦著、支菲娜译、2022年1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澎湃新闻：去年1月，《大岛渚与日本》(四方田犬彦著、支菲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译者，请谈谈这本书的译介过程和该书亮点？
支菲娜：我在2004年就认识四方田犬彦教授。2010年，我跟他谈起将他撰写的《大岛渚与日本》译介到中国。他当时欣然允诺。北京大学出版社找到我后，2017年四方田犬彦教授陪著名舞台艺术家大野庆人到北京，我们三方谈妥了此事，联系好日方版权之后，就开始起笔。
2017年，北京蓬蒿剧场，支菲娜同四方田犬彦
至2018年5月完稿后，并经过几轮修改。受疫情影响，此书的出版停滞了一些时间，但终于2022年1月问世，也得到了大岛渚家人的大力支持和赞许。中文版出来之后，四方田犬彦说，比起他本人，更为高兴的是大岛渚的在天之灵吧。因为无论大岛渚是在东京还是在巴黎当导演，都常常将当时的中国纳入视野，来进行电影实践。
这本书的第一大亮点，是原作者恐应为大岛渚作品的最佳诠释者。四方田犬彦是四卷本《大岛渚著作集》的编者，当仁不让是最熟悉大岛渚的学者。书中，四方田老师弃日本传统文艺理论，而采以西方文艺理论的手术刀，详尽剖析大岛渚这位日本代表性导演的作品，从而阐明大岛渚与日本的关系。就我个人读来，深感《大岛渚与日本》是理解大岛渚及其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但我也略有担忧：即便是对于大岛渚这样一位深谙西方文化的天才而言，过于将西方文艺理论套用在大岛渚身上的这种尝试，是否有可能超越了创作者本人创作时的初衷和洞察力。
该书出版后，很多人评价说这本书没有翻译腔，文字比较流畅紧凑。这恐怕是这本书的第二大亮点。我想是因为我在中央部委和国家部委近10年的工作经历，练就了较好的写作能力，废话不多，又相对熟悉大岛渚。总体来讲，翻译过程比较顺畅。但我的弱点是日语和文学修养不足，幸好这本书总体不难，四方田犬彦的文字比较学者气，随性一些。我2015年以后，主力放在中国电影产业政策上，做日本电影相关研究越来越少，翻译更是没有精力做了。但大岛渚的相关研究和翻译，是我的夙愿。
澎湃新闻：倪震先生去年年底刚刚因为新冠过世。我看先生的相册，他同大岛渚曾有过见面，有无往事可以回顾？
2013年4月的《当代电影》封面
支菲娜：当年得知大岛渚逝世的消息，我在第一时间便与学术杂志《当代电影》取得联系，商定好在其封面人物专栏中介绍大岛渚。我选了他很艺术家范儿的一张发照片，作为2013年4月的《当代电影》封面。编辑部请倪震教授写了一篇怀念文稿，我写了一篇盖棺定论式的学术文章《反叛之举 ·性情之表·武士之心——悼电影巨匠大岛渚》，并梳理了他的生平，一并发表在当期的杂志上。
中国电影界和大岛渚接触算是比较多，陈凯歌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拍出《黄土地》后，曾在日本放映期间和大岛渚有过一次对话。倪震老师于2000年与大岛渚见过面。此外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郑亚玲老师，也曾采访过大岛渚。
倪震老师身上有江浙书香门第家庭的涵养，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又有艺术家的气质。我觉得，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最帅气的两位男老师，一位是倪震，一位是文学系的汪流，是那种一看背影都很有魅力的艺术家。即便面对我这样的学生辈，他也言必称“你”，有正事都是给我手写信函。他离世，有电影界半壁江山前往送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为人。倪震老师比绝大多数电影学者更早地具有亚洲视野，很在乎与日本艺术界的交往。我想这也是他一直与我保持沟通和帮助我成长的原因。
其实，倪震老师和大岛渚导演气质很像，都是老派文化人。大岛渚出席海外国际电影节，必穿和服。而无论拍戏回家多晚，都会跪坐在母亲门外请安。他虽然拍过这么多惊世骇俗的影片，但是和小山明子很是恩爱，小山跟我说，自己从没听过夫君的绯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