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2014年）电影剧照
“相比阿尔茨海默症，我宁可生癌。”爱丽丝教授如是说。
看《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2014年）之前，我略有犹豫。那是一部反映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患者的影片，它不会让人好受，也不会有太多的智性利益。我对该病的了解虽不能与专业人士相比，说到结论性内容，倒相差不多。专业和业余人士都知道，这是一种成因不明、苦恼万端、治疗无望、尊严丧尽的顽症，在他种疾病里最令人畏惧的死亡，反倒是该病唯一可以期待的转机。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出现在任何人身上，即，并非自以为生活方式正确、人生态度积极、身体健康、智力卓越且人生处于顺风满帆中，就有望避免它。它不按常理出牌。
电影《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里一位法官认为：“所有的法官都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他们的消化能力。”他接着补充道，“我可以消化生铁。”我想说，我也愿意吞咽银幕上的生铁，只要电影优秀就行。朱丽安·摩尔凭此片摘得奥斯卡影后，至少证明影片值得一看。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真实言行，几乎不可能在银幕上忠实还原，再严谨的编导，也难免有所美化，《依然爱丽丝》也不例外。然而，观众仍能看到令人揪心、窒息的生命苦难。
《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2014年）电影剧照
假如这种病尚存一丝痊愈可能，爱丽丝就最有可能获得救赎。角色被设定为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著有《从神经元到名词》，是世界范围内语言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研究内容与阿尔茨海默症状也有隐含关联，其学者丈夫约翰的学术研究亦与医学有关。那些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的医学概念，倒是这对夫妻的家常言谈。爱丽丝意识到大脑出问题时，年仅50岁，她的自我意识是如此敏锐，告知丈夫实情时，丈夫尚毫无察觉。参照癌症治疗中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原则，爱丽丝在疾病的萌芽期就捕捉到了它；她没有讳疾忌医，为她做检查的也是一名有声望的医师。她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喜欢跑步；她有着不错的幽默感，演讲中突然出现失忆，她会用“我就知道中午不该喝那杯香槟”来解嘲。在疾病尚未击倒她之前，她能准确辨析不同遗忘的区别，当丈夫试图用自己几天前忘记了“葡萄糖”的拼写来说明妻子夸大病情时，爱丽丝告诉约翰：阿尔茨海默症的失忆，就像某件东西从大脑里彻底消失了，它与偶尔记不住单词的行为，缺乏可比性。总之，相比那些晚年才遭遇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爱丽丝按说拥有更多精力与疾病周旋。
爱丽丝属于罕见但并非怪异的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该病的命名者德国精神病学家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最早研究的一名女病人，就只有51岁），病因来自家族遗传。确信自己得病后，爱丽丝教授的努力是惊人的，也极为悲壮。为了抵抗遗忘，她坚持在手机上做拼字游戏，做饭时则在小黑板上记下单词，随时检查。虽然不情愿，她戴上了一个手环，随时提醒自己是记忆受损者。意识到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之后，她冷静地做了一个视频，对着电脑屏幕，她向日后必然面目全非的自己叮嘱道：
嗨，爱丽丝，我是你。楼上梳妆台上有个蓝色台灯，灯下第一个抽屉里有一瓶药，上面写着“就着水把所有的药喝掉”，然后躺下来睡觉，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做的事。当你回答不出问题，打开电脑上名叫“蝴蝶”的文件夹。
“蝴蝶”来自她少女时代的记忆。她初次听说蝴蝶只能活一个月，很是难过，母亲安慰她说：“蝴蝶用尽一生，只为活得美好。”现在这也是她的愿望。如果顺利，这个视频将是她凭借残存的理性和高贵，给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惜，当她某天打算这么做时，照顾她的阿姨突然打开家门，爱丽丝惊恐之下打翻了药瓶，她再也想不起自己要做什么了。此后，她只能任由岁月沉入黑暗，那种连银幕都不忍再现的黑暗。在这种并不致命的疾病面前，她的年轻反而成了巨大劣势。
片名“依然爱丽丝”的寓意，源于丈夫约翰对子女的告诫和祈愿：丈夫希望子女永远记住母亲的聪慧和美好。这个朴素的祈愿，日后被证明是奢侈的。事实上，亚历克·鲍德温扮演的约翰，尽管作为丈夫可以得到8.5的高分，最后仍打算借机逃离，把老伴交给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扮演的女儿来照料。几乎不能想象，热爱演艺事业的女儿会长期照顾她，那意味着女儿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
《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2014年）电影剧照
有抱负的成名演员选择角色时，要么认可其挑战性，要么确信自己的人生经验可以赋予角色光芒。我相信朱丽安·摩尔两者兼而有之，在影片里，她在病情的每一个重要下降点，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表演，从最初的迷茫、尴尬、窘迫和恐惧，到日后的眼神散乱、嗒焉若丧，演得丝丝入扣，极为感人。阿尔茨海默症不存在特别的秘密，也不允许出现神奇反转，这对编导是一种挑战，他们安排人物、推进情节时会受到疾病原理的限制。演员面临的挑战更大，她不是在扮演一种具有陌生化特质的疾病，熟悉病情的观众大有人在，而疾病本身的残酷也会降低观众的娱乐消遣之念，他们甚至会像专家会诊那样鉴定她的表演。演员成功了，这极不容易。
影片结尾时，景深变化把女主角没入虚幻中。我们看不清她，也不忍看清她。她不堪设想的人生已然命中注定，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如爱丽丝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我每一天都在学习失落的艺术。这是地狱，而事情还在更糟。”
附带一说，影片的联合编导之一理查德·格雷泽，于电影拍摄前被诊断出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人），并在影片上映后不久去世。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亦有此疾。
如何评价这类给观众带来烦闷和绝望的影片呢？
阿尔茨海默症是人类疾病中唯一按发现者命名的疾病，没有特别的文化和宗教来头，既不能告解于上帝，也无法归罪于魔鬼；它只是人类的现实梦魇。
阿尔茨海默症使生活突然毫无指望，它颠倒生命与奋斗的价值，它是“心灵鸡汤”的泄药、励志学的杀手、感伤文学的天敌。爱丽丝的病因是家族遗传，这意味着她不仅会拖累家人，还会贻害下一代，尽管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她是受害者，也是被动的施害者，她的无辜性不亚于任何人。在此之前，她所做的只是使自己变得优秀，她也的确变得非常优秀。这种优秀原本配得上最好的回报，谁知，一种针对撒旦也嫌过重的惩罚，降临到她身上——即使对撒旦，我们不也得遵循“恶恶止其身”的司法精髓，不作兴株连的吗？
受票房牵制的电影，常被视为逃避的艺术。一般说来，电影总是表现他者的生活，而非你我的生活，它更擅长制造光明，而非让观众沉溺于黑暗。当然，电影不会屏蔽苦难，表现苦难的电影还容易获得更高的艺术和道德评价，但银幕上的苦难往往与观众隔着一道现实之墙，编导必须先确保这堵墙矗立着，再努力打破苦难与观众之间的心理之墙。观众只是苦难的旁观者，他们从银幕上体验同情和悲悯，升华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感，却不必当真以为自己也会遭遇这种苦难。有时，影评家为了提升寓意，会将作品境界提升到人类整体的高度，制造一种“一人受难，寰球不安”的效应，但那顶多只是心理效应，观众的旁观者身份并未改变。
即使那些以展示人间地狱为特征的电影，电影人也不忘增加一点亮色，名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即留了一个光明尾巴，主人公成功越狱，在一个美丽小岛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以纳粹集中营为题材的黑白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非常压抑，最终仍出现了一抹红色；《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钢琴家》（The Pi-anist）和《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等也是如此，观众只要坚持，总能在尾声得到心情补偿。
《爱》（Amour，2012年）电影剧照
当然也有例外，如法国电影《爱》（Amour，2012年），仅仅凝视海报上的老人表情，就叫人凛然生悲。影片一开始就宣告了女主人公的死讯：枯瘦的老人躺在床上，身边散置着失去色泽的花瓣，观众的心始终悬着，他们将猜想老太太是怎么死的。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编导用凌迟般的艺术刀斧，细腻展示了这对恩爱老夫妻的毁灭之路。在老太太中风之前，两位老人过着平静优雅的生活，音乐是他们共同的爱好。疾病摧毁了一切，老夫妇万念俱灰，最终，步履迟缓的老人在巨大悲痛和绝望爱意的支使下，用枕头闷死了老伴，自己则坦然静候死神的钟声。两位老人的杰出扮演者也都年逾八旬，埃玛妞·丽娃更是达到85岁——观众曾在《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里见过她明艳动人的表演——这让我们额外多出一份忐忑。
就电影来说，拒绝回报观众以温情，苦难场景一路向下，是不同寻常的。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一大区别正在于，在艺术世界，违规非但不属犯罪，往往构成一种真正的崇高。只要敢于消化生铁，我们的观影经验也会得到有意味的刷新。
晚年罹患癌症的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曾围绕疾病和病人的处境，先后写下两篇文章：《关于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与隐喻》,作者从“隐喻”角度——她说过：“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对癌症、肺结核、梅毒和艾滋病等疾病给人带来的苦难，作了博学的考察，两文闪烁着卓越的人文思想和人道光芒。但是，她没有考察阿尔茨海默症，这多少有点遗憾。
阿尔茨海默症比她提到的疾病可怕得多。因为，只要大脑功能尚存，人的高贵就不会泯灭，个体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罹患癌症后笔耕不辍的桑塔格本人，就提供了最好证明。在一些科幻片里，如《我，机器人》（I,Robot）和《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编导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具备高度仿真的思维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们对机器人也会投射出真诚的人类情感。美国著名医师舍温·纽兰教授撰有《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一书，他在考察老年痴呆者那一章的结尾，用沉痛的语言写道：
确诊为阿尔茨海默氏症后，没有什么安慰病人的办法。良好的护理，志愿小组以及亲友的关心，可以减轻病人一些痛苦，但是这个被人所爱的病人最终还得走过非常痛苦的阴暗山谷，所有的东西已经永远失去了原来的面貌。这样的死亡无庄严可言。这是自然的专断行为；是自然对人类有意冒犯造成的牺牲品。
敢于表现这个题材的电影人是值得敬佩的，即使他们忍不住进行美化。
影片《恋恋笔记本》（The Note-book，2004年）的情节设计，来自老伴对丈夫的一项嘱托：艾莉获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后，关照丈夫诺亚：“给我念笔记本上的故事，我会记起来。”那本精致的笔记本，记录了两人的相爱传奇。
《恋恋笔记本》（The Note-book，2004年）电影剧照
这当然非常感伤。自身也有心脏病的诺亚，住进老伴的康复疗养院，从此天天为她讲故事。总是一袭鲜红衣服的艾莉已认不出诺亚，所以，诺亚需要掌握沟通技巧，他每天都必须消除老伴的敌意，只有赢得信任，故事才得以讲述。有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同年放映的另一部好莱坞喜剧片《初恋50次》（50 First Dates），片中男主角爱上一名记忆只能维持一天的女孩，他必须每天展开全新追求，无论进展多么顺利，姑娘次日醒来必然全部忘记，男主人公只能抖擞精神，重新来过，即使在两人结婚，姑娘怀上孩子以后，重新确认的例行仪式仍不能有一日中断。观众看到的都是浪漫，而假如真有其事，编导省略的内容，定然无比磨人。诺亚的处境更糟糕，就算他偶尔唤起了老伴记忆，该记忆顶多维持五分钟，艾莉随后就翻脸不认人，还可能将自己“超级情种”的丈夫视为老流氓。艾莉早已不认识子女，子女来探望时，必须假装是路人，才有望避免她的无名火。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常会伴随一种“感情泯灭”状态，他们须臾离不开别人照料，又时常表现出对照料者的无视和伤害——对此类伤心细节，编导只能悄悄略过。诺亚是万里挑一的好丈夫，有着无穷爱意和无限耐心，如此，这个较为勉强的故事，才能继续。
《初恋50次》（50 First Dates）电影剧照
编导竭力把影片拍得美好，为了衬托爱情的感人，诺亚对艾莉由一见钟情到终身不渝的感情，始于一个滑稽的审美角度：艾莉坐在旋转木马上，正以大概每分钟三圈的速度旋转，诺亚一瞥之下，竟然确认了自己的终生伴侣。诺亚的求爱方式极为独特，大多带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跳上正在转动的游乐场大转盘，单手悬在半空，胁迫艾莉答应与他约会；在深夜的小镇十字路口，邀请艾莉与自己双双躺倒在街中央，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明灭及头顶的星空；诺亚在公交车上瞥见行走的艾莉，他强行扳动刹车闸，违规下车——绝对是一个需要拘留十天的高危行为。为了掩饰苦难、营造浪漫，编导拼劲十足。
影片结尾，两个老人依偎在床上，手指相扣，借助梦境之舟，双双进入了天国，一群白色候鸟优美地掠过银幕，飞回两人共同的家园。不用说，这是一个只能存在于胶片现实中的场景，于情于理，它都很难真实发生。医生提醒诺亚，不要对老伴的康复抱有幻想，“老年痴呆是不可逆转的”,诺亚回了医生一句漂亮台词：“科学不能战胜上帝。”的确，上帝最好是个诗人，愿意替人类一切美好词句埋单。
另一部电影《爱在记忆消逝前》（The Leisure Seeker，2017年）要勇敢一些，并且提供了关于癌症与阿尔茨海默症的苦涩对比。
《爱在记忆消逝前》（The Leisure Seeker，2017年）电影剧照
一对有教养的老年夫妻，唐纳德·萨瑟兰扮演的丈夫约翰曾是文学教授，海明威的狂热粉丝，不幸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差得可笑；妻子艾拉已是癌症晚期，需要住院。两人做出了一个非常美国式的决定：开着家里那辆“寻找悠闲号”老款房车，从北方一路南下，直到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完成一次文学追梦之旅。
如以距离死神远近作为疾病的参照，影后海伦·米勒扮演的艾拉，本该更令人牵挂，实情却非如此。约翰的失忆情况并未达到《恋恋笔记本》里艾莉的程度，他的记忆断断续续，偶尔还能流畅背诵海明威的作品，但他一直是情况更糟的那一个，须臾离不得妻子，当记忆突然塌陷，他会撂下妻子把车开走，驶向某个自己也不知晓的地方。艾拉始终有着坚强的理智和判断力（说实话，作为晚期癌症患者的老人，她走路的样子也过于矫健了），她一边与疾病偷偷搏斗，一边又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意外。意外除了来自丈夫，还包括路上遇到的两个小劫匪：艾拉从车上拿出了猎枪。
影片基调不乏喜剧元素，约翰身上那股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特有的嫉妒心，给观众带来不少笑料。但只要牵涉到这种病，再乐观的编导也必须遵守其黑暗铁律：没有转机，死亡之路即救赎之门。影片结尾，早有筹备的艾拉，决心与老伴携手走向大限。她静静地给子女写好遗书，给傻呵呵的丈夫服用了药片，然后，关紧房车车门，打开事先设置好的一根汽油管道，最后一次睡在老伴身边，那即将到来的窒息，将替两人完成超度——肯定不是悲剧，观众会认为：这是不能再好的结局。
的确，只有癌症患者有能力作此决策，如我们在《依然爱丽丝》里看到的，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没有终结自身的意志和执行力，哪怕他们更希望如此。艾拉其实也是在完成约翰的愿望，老教授曾在清醒之际提醒老伴，关键时刻把手枪递到自己手上，再吻自己两下，作为行动暗号，自己就会明白。明显的事实是，艾拉此时把手枪递给他，约翰已无法明白过来。
《我爱你》电影剧照
自杀等于自救，谋杀等于挚爱，这是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特有的叙事。在秋昌旼导演的韩国影片《我爱你》里，一对类似处境的夫妻，也以类似方式双双死亡。这类生活中的低概率事件在电影里高频率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可怕：编导一个个被逼得毫无新意。它还说明了一个事实，人类文明在医学、卫生和食品健康等方面的发展，给人带来了长寿，却没有同时带给人应对苦难疾病的能力。一些不幸的人——相当于在随机抽签的摇筒里抽出下下签——不得不面临一个漫长的下降通道，使生命持续地失去尊严和意义。这类悲惨主题通常由文字世界负责面对，我们应该感谢电影人的开拓和勇气，尝试着在银幕上“消化生铁”。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图片来源：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