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颇让人尴尬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此时竟有一妻一妾。他的妻子是原配卢慕贞，侧室则是革命伴侣陈粹芬。
陈粹芬与卢慕贞（1912年）
当年2月，陈粹芬与卢慕贞及两个女儿启程回国，抵达香港后，卢夫人和女儿等一行由邓泽如护送到南京与孙中山团聚。可在此间，陈粹芬却悄然到了广州：她主动放弃前往南京与孙中山汇合。即便此时，他们已经相伴了整整二十年。
民国建立了，一同参与革命的孙中山最忠实革命伴侣陈粹芬却悄悄隐退了。
决心离开孙中山这年，陈粹芬年40岁。因为长期参与革命，陪着孙中山过颠沛流离日子的缘故，她的年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足足大了七八岁。
进入2月份以来，陈粹芬一直绷着的弦突然松了。人总是在目标达成后，会本能地松懈下来，她也未能例外。突然松下来后，她对镜梳妆时，突然地发现：自己老了。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白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察觉自己老了的那天，陈粹芬侧脸对镜摸着自己的鬓角喃喃道。她发现：自己不仅头发白了许多，连颧骨也似乎比以前更加高凸了，这让她原本就憔悴的面容，更添了几分沧桑感。
女人最大的悲剧大概就是如此吧：他正如日中天，而自己却已如花般枯萎。
孙中山
除了觉得自己“老了”外，还有一个因素让她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向：她的侧室身份。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过去20年里，虽一直与她是事实夫妻，可他毕竟未与原配离婚，如此一来，她的存在，不仅让自己尴尬，也会让孙中山尴尬。民国大总统，竟然搞封建的那套“三妻四妾”制，这事传出去，势必损毁他的形象。
人在面临大抉择时，头脑往往比往常更清醒。做出决定后的数天里，她的脑子里一直在告诉自己：此时离开，是最好的时候。
陈粹芬没读过多少书，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诗，她却有切身的体悟。她羡慕“朝朝暮暮”的情感，却又打心眼里向往“长久”。什么样的感情才最长久？这个问题，陈粹芬有自己的答案：最长久的感情，并非朝夕相处，而是心里时刻记挂着。
陈粹芬见过太多分分合合，她比谁都清楚：真正让男男女女“记挂”的，是带着愧疚的想念。没错，只有一个人心里觉得亏欠，他（她）才会时时刻刻想起她（他）。
决定离开后，陈粹芬对于自己的去向做了多番考量。思量再三后，她决定前往澳门，投奔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她虽已打算离开他，却并不打算“从此和他再无瓜葛”。相反，她想要一直保留自己“孙家人”的身份。
陈粹芬的离开，让孙中山诧异不已，当年4、5月间，孙家在广州及香山故居门前拍摄的全家合影照片里，世人已找不到陈粹芬。
孙中山、卢慕贞和女儿等合影
孙中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一切已于事无补，好在，他知道她并没有去别处，而是回了哥哥孙眉位于澳门风顺堂4号的家中。
不出陈粹芬所料，她走后，他时常想起她。尤其，当他想起她为他们共同的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时，他心里的感觉尤其复杂。
革命早期，孙中山长期遭受通缉，每次自己被通缉后，她都义无反顾跟着自己转移。惠州起义失败后，她随他流亡日本，此后的4年间，他们先后到了越南、泰国、香山、旧金山、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地。
孙中山近乎悲哀地想到：若陈粹芬跟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子，她的人生定不会如此跌宕。过去，他组织的革命多以失败告终，无数人曾弃他而去，可最苦最累的她，却从未想过离开。
随孙中山前往南洋革命时，陈粹芬还不辞劳苦，亲自动手印刷宣传片——反清檄文。在日本时，她还曾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帮助革命者传递书简。见证其刚毅勇敢的革命者刘成禺曾专门为她题词，赞颂她在日本横滨的革命壮举，他写道：
“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
这首诗中的“香菱”，正是陈粹芬的别名。孙中山很喜欢这首诗，可诗中的“亡命”二字也颇让他心酸。一个女子，亡命，任何时候都意味着悲壮。
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同时，她也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无论是在横滨还是在南洋，她始终包揽大小活计。她还给予了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党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蒋介石、汪精卫、寥仲恺等都曾接受过她的关照，他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四姑”。
陈粹芬的付出，看似微小，实际却于无形中增添了革命党人对党魁的向心力。孙中山对此感激不已，在内心深处，他对她的感情已超过了一般的夫妻。
陈粹芬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照顾，让曾目睹这一切的孙中山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夫人槌子震动不已，她后来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说：
“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瞪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
因为对陈粹芬崇敬不已，她还勉励自己的弟媳要多向陈粹芬学习。
孙中山并未看过槌子的回忆录，但槌子回忆录中所赞美的，恰也是他欣赏的。他一直以能找到陈粹芬这样的女子为自豪，她有传统南方女子的婉约，却也有北方女子的大气，用“女杰”来形容她，最恰当不过了。
陈粹芬对孙中山一往情深，也唯有如此，她才能对他的任何大小事都无比上心。同住马来半岛槟榔屿（今新加坡）晚晴园时，他曾将故乡翠亨村的一棵树移植到园内。为了让这棵“外来树”在异国活下去，陈粹芬费尽了心力。
小树刚种下时，陈粹芬每天要跑过去浇几次水，天气一有变化，她就紧张地采取行动。雨水太多时，总操心小树长不好的她，干脆在小树旁边“引流”……
在她的悉心照顾下，这棵“外来树”茁壮成长起来了，每有革命者前来，孙中山都要领着他们欣赏这棵家乡的奇特树。他总说：
“这树用刀割破树身，立刻会流出酷似鲜血一样的红色汁液。”
每看到这棵来自孙中山家乡的奇特小树，革命者都感叹：它的汁液鲜红且易凝结，像烈士的鲜血，为革命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
陈粹芬一早就知道：孙中山之所以钟爱这棵树，与它太像革命者有关，这也是她如此在意这棵树的原因所在。
陈粹芬并不是一个会说情话的女子，但她对他的深情，他却时时刻刻能感受到。他曾暗暗发誓：此生定不能辜负她。可最后，他没有辜负她，她却主动离开了……
孙中山以为：她的离开是因为肺结核。身为男人，他想不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以为：待到病情稳定，他兴许就回来了。
孙中山与陈粹芬在南洋合影
陈粹芬走后不久，卢慕贞将女儿留给孙中山，自己单独离开南京回了广东老家翠亨村。
陈粹芬主动离开孙中山三年后，孙中山欲迎娶宋庆龄时，曾特意征求了她的意见。得知消息后，她二话没说便点头同意了，她后来还说：
“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人贤内助，诸事尚顺利，应为他们祝福。”
陈粹芬为孙中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伴侣而欣慰，可表述欣慰字眼里的“应”字，却恰体现了她的复杂情愫。“应”是“应该”，应该往往表示“情理上的必须”，也仅此而已。换言之，她“为他们祝福”，是她“应该有的举动”，而并非发自内心。
从内心深处而言，哪个曾经深爱过男人的女子，能在看到他另结新欢时，打心眼里为他们送祝福呢！
相比和陈粹芬的结合，孙中山对宋庆龄明显更用心：为了迎娶她，他和卢慕贞签署了离婚协议。同她一样，卢慕贞对他的选择也表现出了支持，当革命党人胡汉明、朱执信等极力反对孙、卢离婚时，她竟站出来说：
“这些年，为了他的革命，我奔波劳碌、提心吊胆，这样的日子我早不想过了，我只希望在家乡安度。既然现有人照料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政治，我当然愿意成全其事，答应与孙先生离婚。”
卢慕贞的话，和陈粹芬如出一辙，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两人竟好像事先约好一般。卢慕贞和陈粹芬对孙、宋婚姻的支持，不仅保全了孙中山的体面，也为她们赢得了孙氏家族上下的尊敬。
宋庆龄与孙中山
相比早已放下孙中山的卢慕贞，陈粹芬对孙中山一直保持着深情。每次有重要人物来她家时，她总会拿出他送给她的那只大如小螃蟹的金质怀表。她还会指着金壳面的英文字母说：
“这上面写的是‘YS·Sun’，是中山伦敦蒙难脱险东归时，他的恩师康德黎博士特意送给他的。”
这只金表，贵重无比，孙中山将它作为信物送给她，足见他对她曾有过的深情。
可纵使再深情，也终究敌不过现实。古今多少男女，都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共富贵”。陈粹芬不敢赌，所以，当富贵来临时，她选择以“养病”为由，提前退出。她的退出，看似是落荒而逃，实际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圆满”。
陈粹芬的大智慧，能看懂的，却只是少数。多数人认为：她当年离开孙中山，是被迫的。是啊，他当上大总统了，她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去，这一定是被迫的。陈粹芬对于这些论调从未予以过回应，她多少觉得：懂得的人，你不用解释，他们也会懂。
直到1942年，陆大毕业的一位国民党将领专访陈粹芬，重提当年的离开，并直言“孙中山对不起她”时，年近古稀的她激动地说：
“我跟孙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我视富贵如浮云；中山自伦敦蒙难后，全世界的华侨视他为人民救星；当了总统之后，贵为元首，崇拜者众；自古共患难易，共富贵难。
“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不是中山弃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外界人言，是不了解我。”
行到此，世人才恍悟：这个曾陪伴孙中山二十年的女子，非凡俗可比，她的境界，早已超脱。
最好的爱，是互相成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成就了孙中山后，陈粹芬还“成全”了他。可成全，不代表不爱，有时候，恰代表深爱。
陈粹芬与孙中山曾住过的红楼
分开后的十多年里，陈粹芬从不肯放过和孙中山有关的任何消息。1925年春，当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远在南洋的陈粹芬，每天夜晚都要梦见孙中山在空中飞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对他的牵挂已入骨髓。
孙中山辞世的消息传来后，悲痛欲绝的陈粹芬，竟特设灵坛遥祭，达七天之久，感情至深，道义逾恒！当南洋的侨胞听说此事，无不倍受感动！
也正是在南洋期间，觉得寂寞难耐的陈粹芬收养了一个女婴，女婴本名苏仲英，后取名孙容。孩子长大后，只要得空，她就和孩子絮叨她和他的故事。
孙中山去世几年后，孙中山长子孙科去南洋看望陈粹芬，闲谈中，他提及了父亲死前的奇怪举动，他说：
“真是奇怪，他死前竟然睡到了地上，还说‘地下不冷，有冰才好’”。
孙科的话音刚落，陈粹芬的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她喃喃道：“他还记得我们曾经共患难的事，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感情。”
后来的孙科才知道，父亲和陈粹芬曾在革命期间，遭受过清政府的通缉。被通缉期间，因害怕清廷半夜抓人，陈粹芬就睡在地上，这样：一有动静她就能迅速听到。
孙中山心疼她，于是主动提出要睡地上。陈粹芬不答应，说：“地下冷。”孙中山就回答她：“有冰更好。”
他仅仅只是“记得”，就让她如此感动，也因为这“记得”，她更加为自己当年的“出走”，而感到庆幸。
孙中山辞世后，无论她们母女在哪儿，她都始终与孙家人保持着密切往来。1932年，孙科接母女俩到广东东山二沙头渔庐公馆中，委托她照料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接到邀请后，她欣然应允。只要是孙家的事，她都愿意全力以赴。
抗战开始后，陈粹芬不畏年老，志愿做抗日后援，到处宣传抗日，走到哪儿，她都慷慨激昂地说：
“日寇国小民穷资源匮乏，难以持久，只要中国坚持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为了彰显中国必胜，她还为几个外孙取名为必胜、必兴、必达、必成、必立。她常想：若中山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也会喜欢吧。
陈粹芬与女儿孙容、女婿孙幹（孙中山兄长孙眉次孙）一家
抗战胜利后，陈粹芬带着女儿一家定居在了中山石岐。住到这儿以后，她常与居澳门的卢慕贞相聚。每次聚会，她们都互相慰问、谈心，情同姐妹。
1949年，孙科等人去澳门为母亲卢慕贞庆祝83岁诞辰，宴席设在文第士街私邸。当卢慕贞与77岁的陈粹芬亲密地携手下楼时，受到了在座人士的热烈鼓掌欢迎。
有孙家人的照顾和女儿女婿一家的陪伴，陈粹芬的晚年很幸福。可偏偏，就在她觉得人生将要圆满之际，她最爱的养女孙容病逝了。老年丧子的打击下，陈粹芬的身体每况愈下。
1960年，即女儿病逝仅仅三年后，她因病辞世，享年87岁。由于多种因素，不便张扬，治丧形式，力求简单。不登报，不发讣闻，匆匆购地，安葬于中国香港九龙荃湾的墓地。
1986年，即孙中山诞辰120年之际，陈粹芬的女婿孙幹抵达香港，并收拾其岳母和元配夫人孙容的遗骨，运回故里，改葬于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县翠亨村的北山头，背山面海，永眠于此。
陈粹芬的墓地祭台前沿建一围墙档风，墓碑上写有：“妣十八世孙夫人陈粹芬之墓。”
陈粹芬墓地
被安葬于孙中山的故乡，且墓碑上有“孙夫人”三字，这样的结果，若陈粹芬泉下有知，她定然能九泉含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