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加科夫的《莫里哀先生传》在叙述方式上让人如同观剧，舞台场景切换感非常强，用句时髦的话来讲，这应该算作一位剧作家向另一位剧作家的“致敬”。《莫里哀先生传》里描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莫里哀和理发师结交为好友，并得到了一项在理发师看来颇为古怪的“特权”，即同意他不限时间地坐在一张理发椅上倾听来往各色人等聊天神侃并随手记录下来。这把椅子后来被收藏进了巴黎的一家博物馆，成为了莫里哀在人世间存在过的物证。

谁也说不清是这把椅子成就了莫里哀的戏剧，还是莫里哀成就了这把椅子的名声。总而言之，十七世纪的风云早已散去，而这把木头居然没有成为废柴而灰飞烟灭。

人们是为了纪念莫里哀，还是为了纪念这没有生命的木头？这些问题尽管可笑，可以足够发人深思。为什么是这把椅子而不是其他椅子？为什么是理发店的椅子而不是宫廷里的宝座？

迷信的人会说这是一种缘分，作家自然会联想到“马上枕上厕上”无时不在结构文章的精神，而知识分子则会确认这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或许更体现在用数百年的时间来保管一把椅子的高昂代价。不过在我看来，除却椅子的物质属性和附加的精神价值之外，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跨越阶层的沟通方式，也许按照业界的话来讲叫做“采风”“田野调查”或者什么其他玩意儿，不过实际上布尔加科夫不会不明白什么叫做“采风”，之所以没有使用这个词语，是因为莫里哀本身是一个顾客，而非一个冠冕堂皇的团伙，没有诱导性的提示，更没有刻意地选择题材，在谛听的同时，他也是话语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在那把椅子上，他不只是得到了街谈巷议的故事飞短流长的绯闻奇诡怪诞的段子，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借机搞个诺贝尔奖写下部世界名著，所以在这把椅子上剧作家的帽子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记录本上几条线索、一个念头、模糊的形象，宛如溪流的涓滴源头。

而当时，至少在莫里哀的意识里，亦是不曾存在的，他从来不会构思出一部只要屁股落座就会名垂千古的椅子之喜剧来，而事实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造就了这样的一幕人间喜剧。人没了，精彩的精神活动没了，木头却不朽了。

以上这些念头，是我在小区附近一家理发店的椅子上偶然想到的。疫情期间虽然光顾者寥寥无几，但其中的闲聊却不曾间断。人们带着各自的见识和见闻，带着各种小道消息和生活经验，将语言资源在此互相交换，真真是“操世上头等大事，理人间万缕青丝”。当然我没有执笔记录的打算，更没有将就坐的椅子送进博物馆的念头，无非凡夫俗子呵呵一笑，权当耳旁清风眼底烟云罢了。

恰听到几个青年男女谈论到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无非是“一诺”好还是“欣怡”好或者“依诺”好还是“欣仪”好，总而言之颇有“情深深雨濛濛”之余韵，而后有人认为太大众化了，不如叫“王小王”或者“王小辫”，而后又有反对党出来投反对票，说是谐音“小汪”类狗，“小便”不雅，用一辈子岂不被人笑话一辈子？于是画风陡转，气氛热烈，柚子家孩子说道其他人家孩子身上去了。

有女声说：我邻居家的孩子小名叫做“咔啦头子”（鲁南方言“土疙瘩”的意思）。于是哄堂大笑，而后仔细品味起来，说是说起来土听起来还挺“东洋味”的。

我听到不耐烦。心想，竭尽所学难道就没有个会取名字的了么？又想，可能按照他们的受教育和认知程度，那些就是最高级的了吧。孩子是父母的珍宝，现在谁还真的像老辈人那样给后代起个狗蛋毛丫的所谓好养活的名字呢？他们已经尽了力了，换了我，我也无能为力。难不成真的去把《诗经》翻出来给取个“伐木丁丁”“绵蛮黄鸟”之类的“雅”名？那简直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又没请你，你那么主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于是怀疑起我坐的椅子来。同样是理发馆的椅子，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这就像同样是孩子，因为父母的文化程度不同给起的名字之间的差异，从而造就了他们一生的称谓，有的叫赵构，有的却不得不叫赵狗。是因为巴黎和八里屯的区别还是因为十七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差别？时空不能融合，这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最为关键还是文学之心的丧失。莫里哀未必没有听过给孩子取名的趣闻，记录没有留下来并不代表没有。我在理发馆里未必没有听到过莫里哀听到的同样模型的信息，但我毕竟没有做个记录者，或者它也没有激发出我的“灵感”以及热情。我们在俗世生活，却忘却了俗世生活的烟火气息，无心去将尘埃中的文学素材能像莫里哀那样和成泥浆、塑造成型、淬炼成才。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理发馆里的椅子之所以也有了生前身后名，八成不在于木头的材质，十成不在于哪个屁股在其上落座。在于什么呢？你猜。

2021.11.09

壹点号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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