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这个师应该是广义上的老师，也包括师傅。孔子是我很佩服的先师，这个不遑多让。先师是敬称，而至圣先师就是敬敬称了。我常常思考，除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中国古代还有哪些伟大人物可称为至圣先师呢？我觉得，综合考量，宋太祖赵匡胤、荆国公王安石、新建侯王阳明，这三位也可称为至圣先师。此四君，就是我经常说的四大至圣先师。
孔子是至圣先师好理解，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把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列为至圣先师呢？不展开说，可以简要说说。能成为至圣先师，起码做出过重大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给人重大启发。
历史上，很多人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策划的一个惊天阴谋，抢了后周的皇位，欺负7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孤儿寡母。其实，实际上，当时主少国疑，而赵匡胤的能力和口碑实在太好，按五代十国当时的玩法，赵匡胤的皇位已是众望所归，这是形势大过人，赵匡胤不得不当新皇上。
赵匡胤接受周恭帝柴宗训的“禅让”，建立宋朝。但是，他立下祖训确保柴家人和柴家子孙的安全和优待，这一个是值得尊敬的举措。由于当时的军事环境不好，到处都是骄兵悍将，严重影响国家安定稳定。因此，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逐步改变武将做大的状况，随后又采取军事将领定期对调，统兵权、练兵权和调兵权分离，又把军队后勤保障工作剥离给政府来负责，后来又进一步实施文官治国、以文制武，通过这些做法，基本铲除了存在数千年的军阀土壤，中国从此走向更高层次的制度文明，国家从此更加稳定、规范。
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到1911年清朝灭亡，除了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倒行逆施分封藩王，导致发生燕王朱棣造反这样的大规模战乱，其他基本没有再出现地方大军阀。赵匡胤的这个创新，影响深远，如今世界上的每一个文明国家都是文官治国，以文制武，武人集团执政的现象越来越少。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赵匡胤读书不算多，但是他掌握了先贤的思想精髓，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公元1004年，北宋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天下太平。但因为军队多，加之烂赏，导致领工资、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仁宗年间财政已很困难，当时范仲淹等人搞了个“庆历新政”，不过很快以失败告终。
公元1067年1月，宋神宗赵顼登基，他在当太子时就已对王安石（1021年-1086年）慕名已久，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四月，这位21岁的青年天子召见了47岁的王安石。这次召见，宋神宗主要是想采取办法改变财政不足、军队缺乏战斗力等问题，用王安石总结的话说，就是富国强兵。王安石对此事早已深思熟虑，并在担任地方主官时实际探索过一些举措。他当面了解清楚了神宗的强大改革决心后，才决定接受神宗的委托，实施变法。
虽然王安石深思熟虑，但是真要大规模变法谈何容易？其中也有的措施确实不太好，甚至脱离实际。所以，变法受到阻力是难免的，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等人。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他说天下财富总量是有定数的，财富在国家多，在民间就会少，所以反对变法。司马光不懂财富总量可以增加创造，不懂得可以理财。
现在回看近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很多举措实在是太进步了，比如青苗法就是现在农村信用社的雏形，农田水利法就更是利国利民了，直接能增加粮食和财富，这些不细说，之前已有详细论述。即便变法有不可行的内容，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变法，好的内容应当坚持，不好的可以完善或者改正。王安石对变法是有信心的，他对自己的眼光也不怀疑。他写过一首名诗《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认为自己站位很高，看得清楚明白。站的位置真的很重要，我们现在强调的“站位要高”，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的晚辈苏轼，他对新法有小部分支持，但基本是反对，他也有一首名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这两首诗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人的站位、格局、视野基本不在一个层面。
神宗曾经告诉王安石，大家都说你书读的好，文章做得好，但是处理政务不怎么样。王安石给神宗回话，真正会读书、会做文章的人才能把官当好，把事干清楚，但有些所谓的读书人其实是书呆子，书没读懂，官也做不好，只是庸庸碌碌之辈。王安石主要是隐射保守派，包括司马光。
神宗是被王安石洗过脑的人，他对王安石的思路十分赞同。神宗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靠山和支持者。但是，神宗有来自太后的压力，即便压力山大，期间发生王安石罢相，但神宗在世时都没有废除新法。
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后来被神宗安排去洛阳写《资治通鉴》去了。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回到汴京开封担任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基本废除，不久去世。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但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等人曲解了孔孟等先贤的思想，企图禁锢人民，让人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走与进步相反的方向，其实就是代表落后文化的倒退方向。王安石的伟大在于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是中国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第一人，是进步的旗帜，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方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很重要的问题。任何时代，改革都是需要的，时代在前进，一成不变总不行。
到南宋时期，朱熹进一步对理学进行梳理总结，形成程朱理学。我总结程朱理学的核心精神：努力自我约束、切实减少欲望。大愚若智的封建统治者以为这个思想体系能让老百姓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以便实现长治久安，于是将其奉为圭臬，上升为官方指导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后来，南宋、明朝、清朝都是因为保守僵化亡国。
明朝中期的王阳明（公元1472年-1529年）是个天才，他认识到这个危机，提出了心学思想。我总结心学思想的核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要努力提高自己，勇于实践，知行合一，对与错要用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磨砺自己，提高能力，明辨是非，致良知、走正道。
司马光和朱熹是相承的，朱熹更保守。保守并非都不是好事，但在全社会宣扬并践行保守思想，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落后和僵化，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朱熹是公元1200年去世的，65年后，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出生，展开思想解放运动，欧洲开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朝着自由、平等、民主和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而朱熹呢？他在进一步带领大家朝着倒退的方向奋勇后退，确确实实把孔孟等先贤的良法美意念歪了。
当时没人知道朱熹把经念歪了吗？知道。南宋宰相韩侂胄将朱熹打倒，说他宣扬歪理邪说；南宋另外一位宰相崔与之更是说朱熹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后来，程朱理学统治中国700余年，朱熹的徒子徒孙后来在元朝修《宋史》，把跟随王安石变法的几个手下列为奸臣，但是不敢把王安石列为奸臣，还算良知未完全泯灭。
王安石和王阳明是一脉相承的，都主张不受条条框框束缚，都主张与时俱进，主张解放思想。欧洲崛起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再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系统认识，他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靠科技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靠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靠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以文化人，人成其才。人没理想，无斗志，不追求进步，不想办法，愚昧，懒惰，怎么会有希望？
后来，清末洋务运动就是希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学人长处。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恭亲王奕䜣有句名言：“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犹以学人为耻。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洋务运动后来被朱熹的徒子徒孙保守派葬送。再后来五四运动，提倡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核心就是进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就是反对程朱理学为代表的落后文化体系，而不是反对孔孟的良法美意，提倡的新文化就是提倡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融合体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王阳明去世前说了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个光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心、正念、正道，向前看、向前进。当时，不明事理的人说王安石执拗的像头牛，是个拗相公。王安石为什么执拗？坚持真理不坚定能行吗？内心光明的人都是心性已定的，坚持真理，坚韧一心，不左不右，不受干扰，走正道，久久为功，能成世界能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