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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之乱
同属远东的朝鲜国，像楔子一样夹在中国、俄国、日本国之间，是列强踏入远东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因此有“隐藏的王国”之称。
朝鲜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她的东海岸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峭壁，西海岸是一汪著名的远浅滩，港湾仁川可以与海路相连，却不是一个优良港口，湾内海潮变化频繁，涨潮和退潮时间相隔短暂。涨潮时舰船可以顺海流进入港岸，退潮时强大的回吸力能将舰船引向礁岩，退避不及的舰船会搁浅在淤泥中。
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成为近代列强争夺、占领、蹂躏的受害国。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先王无后嗣，奉翼宗神贞王后赵氏之命，由兴宣大院君嫡第二子李熙（1852—1919）即位，庙号高宗。
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代理执掌政务。朝鲜的吏制推行儒学、朱子学教育，模仿邻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出世的学者在朝廷日益形成维护贵族利益的“两班”势力，拥有像中国的士大夫、日本武士那样的特权。
当外国势力欲打开朝鲜国门时，他们首先担心外来文化会动摇本身物质利益、思想倾向、国内的权贵体制。清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洋文化强行流入清国也渗入了朝鲜。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开始在两班势力中出现争议，朝鲜开化派的萌芽诞生。国内广大农民不满君主专制下的不法课税、土地兼并、过酷徭役，反抗朝廷的声势逐渐壮大。
1866年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卡特利库，遭到朝鲜宫廷的迫害、追杀而逃亡清国。应神父的请求，常驻清国的法国舰队七艘战舰开往朝鲜，占领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引发“丙寅洋扰”事件。大院君政权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膝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
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借口数年前，朝鲜烧毁擅自进入朝鲜的美国商船为由，要求朝鲜宫廷开国通商，遭到拒绝。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引发“辛未洋扰”事件。最终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返回清国。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固锁国的王朝。
1873年大院君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他年满21岁的儿子李熙。高宗接替大院君政权亲理国事，王妃闵氏一族趁机篡取了国王的权力。
此后，宫廷大院君派和王妃闵氏派的两大势力内斗加剧，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而国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脆弱的朝廷危机四伏，不堪一击。朝鲜的锁国政策引起邻国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国内“征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
欧美列强频繁撞击朝鲜国门的情势警觉了日本，一旦朝鲜被置于列强的控制之下，日本将永远失去朝鲜，日本必须在列强之前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开炮演习示威。9月，“云扬号”再度独自进入江华岛测量海图，遭到江华岛守军开炮攻击，“云扬号”立即还击摧毁了江华炮台。
12月，日本全权大使率军舰六艘前往朝鲜，就江华岛开炮事件向朝鲜提出抗议，要求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国政府不愿看到朝日间对抗，引来欧美列强的干涉，劝告闵氏一族对日开港。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从朝鲜获得开港通商和免税特权，在朝鲜拥有了领事权和裁判权。
日本对朝鲜的强权渗透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1882年美国效仿日本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条约》，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也在美国之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在江华岛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日本商品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了朝鲜的国有产业。
闵妃亲日派一族主导的朝鲜政府军，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旧势力的猛烈反击。
1882年，大院君在京城煽动军队叛乱，冲入王宫，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公使官员被迫趁夜潜逃回国。
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国驻朝鲜军队迅速镇压了兵变。兵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派遣陆海军两个大队开赴朝鲜，抗议朝鲜的无礼行为，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金玉均一行前往日本谢罪。清国政府为了平息日本和朝鲜间的紧张局势，将大院君押送清国软禁。
日本政府则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要求朝鲜向日本赔偿55万日圆损害金，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事件虽然就此平息，但是清国警觉日本驻军朝鲜的目的，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加压力，两国军队因此形成了对峙的强弩之势。“壬午兵变”导致朝鲜宫廷完全倒向清国，日本在朝鲜处于被冷淡的境地。
1884年，从日本归来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军方支持下秘密组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2月4日，开化党策动了挟持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的政变，史称“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宣布朝鲜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紧急之中，闵妃请求清国驻朝特使袁世凯救援，清军迅速出兵镇压了政变。金玉均等人的政权仅三日，便告流产，主谋数人被迫逃往日本国避难。政变平息过程中，清军和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之间发生冲突，日方民众和军人均有伤亡。事件惊动了清日两国政府，为了解决围绕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两国分别委派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之一项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
”此一条款为十年后清日两国军队合理出兵朝鲜埋下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
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
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1890年，针对朝鲜半岛的紧迫情势，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旅顺扩建要塞，兴建大型船坞和机械工厂，在周围高地构筑永久炮台。来自北方俄国人的威胁更是咄咄逼人，1891年俄国开工兴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在海参崴开设军港。
同年，俄国舰队访问日本，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排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企图取得朝鲜周边的不冻港，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本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那时日本的假想敌将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日本必须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有必要在清国领地内设立据点，日本需要合适的理由在军事上打击清国的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