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孔子像（视觉中国）

孙向晨

第一次全文阅读《论语》已是大学一年级，读了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很羞愧没读过《论语》，便囫囵吞枣读了一遍，浮出了一个亲切的孔子形象，一洗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留下的阴郁印象。那是个渴求西学的年代，李定生老师曾问，向晨是否继续读中国哲学研究生？内心的理想却是要修数理逻辑。

之后读过李泽厚、钱穆以及李零版本的《论语》，都曾经热门，与其说读《论语》，不如说想看看这些思想者的解读；与言必称何晏、王弼；皇侃、邢昺；《集注》《集释》不同，并非专业研究，一位研究西学学者的爱好而已。

不久前，与几位朋友又开始读《论语》，往往一、两节讨论一个晚上。再捧《论语》，难免让人狐疑。如此汲汲于孔子，似过于迂阔。《论语》万把字，在古代儿童即能诵咏；读起来并不艰深古奥，在黑格尔看来无非是些道德教化的老生常谈；如果孜孜于“微言大义”，则未免故作神秘。一起读读，至多算是“温故知新”。

经典的内化与对话

经典经得起常读，早已超越了普通读物。像《论语》《理想国》这样的经典，实在是构建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框架，构筑了人们思考生活的路径。这种框架至今还起作用，不仅在于它们深深地嵌入历史，更在于它们依旧影响现代话语。1960年代末出生的我们，视“传统”为粪土，但再激进也难脱生活语言。即便极端年代，“温故知新”也还是成语。汉语充满源自《论语》《老子》《中庸》等典籍的成语与老话，因此拿起《论语》便觉亲切，一些早已预装在头脑中的词儿便扑面而来。语言从来不是空泛的，而是有所承载，并暗暗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它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结构。历史会有变迁，但并非任意，往往会聚焦在某条主线上。所以，怀特海说西方哲学二千年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此言不虚。信奉多元化的现代常常迷惑人们，遗忘了历史是有主导性传统的，西方的“两希”，中国之“儒道释”。但凡一种有生命力的结构并不僵死，它会与世界的变迁相与互动。黑格尔很明白柏拉图是这样的，但他不懂孔子同样如此。郑玄的《论语注》迥然有别于朱熹，郑玄面对汉代今古文的融汇，朱熹需化解佛道的冲击，然而他们始终会“重温”《论语》。

六问“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的成语源自《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如此显白，细究起来，却意味深长。从词意上而言，“故”在孔子时代究竟意指什么？先王之道，抑或周代礼制？“新”又指什么？新知识，新感悟，新应用？如何理解“温”字？“温，寻也”，“寻”的不同理解表明对“故”的不同立场，是“重温”还是“寻绎”；“知”在现代语境中会被质问，究竟是learning，是knowing，抑 或understanding？在逻辑结构上，何晏的注释中，“温故”与“知新”是并列关系，朱熹的集注中“温故”与“知新”之间则有一种递进；递进中又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如钱穆所说，可以是在旧闻中每有新得，也可以“故”乃先王六经，“新”则为后世斟酌，表现为一种“体用”关系；“温故”与“知新”的联结牵涉对“师”的界定，《礼记·学记》中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温故”似乎还不够，为师必须“知新”，那么“温故知新”对“师”是充分的吗？或是“师”的必要条件？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师”就是助产士，催生你已有的知识，并不涉及“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师”道。在历史语境中，“温故而知新”为什么放在“为政篇”而不是“学而篇”？它与后一条“君子不器”是否有某种连贯？等等，等等；所有的可能性都逻辑地蕴含在经典的表述中，不同的理解组合却能岔出许多路径，导致迥异的解读。

延续着光的灯心

经典不是个人的作品，在历史的解读中积淀了众人的智慧，由此经典便涵摄了深厚的生活底蕴。解读经典，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经验投射进去，从而与经典形成一种跨时代对话，在提炼自己解读时也会把那个曾经的世界从经典中活泼泼地释放出来，让我们在有限时空中容纳更多世界。如果是几位朋友一起来念，那就更加意味深长。

那么，今天我们还能把《论语》的主角孔子称为“圣人”吗？李零老师给出断然否定，孔子是人，不是圣。当年的孔子恓惶无奈，像丧家犬，更是堂吉诃德。孔子也笑叹“丧家犬”，这个评价似成的论。可是，我们还应该认孔子是“圣人”，这一称谓并不拘泥于道德评价。孔子称“周公”为圣人，因为周公制礼作乐，为天下谋秩序；以孔子看周公的眼光来看待孔子，那么他的学说亦深刻地形塑了中国文化传统。称孔子为“圣人”，一如称颂柏拉图之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伟大，他们都是轴心文明的缔造者。“圣人”之为“圣人”，不能只着眼于个人，而需感念其创造历史的贡献。索罗亚斯德在古波斯很了不起，但他所造就的古波斯文明并没有传承下来，自己也淹没在历史尘埃中；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从10、11世纪开始陈列，接受基督教后才有记录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茫茫历史长河中，经典就是延续着光的灯心。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委员）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