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明清帝都，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几经变迁，城墙的位置也随之变动。到明朝以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位置基本确定，此后延续数百年到民国时期。绵亘的城墙高耸入云，成为由外地入京最先映入眼帘的建筑主体，不过，这些城墙后来因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部分都被拆除，如今只留下一小段作为文物保留，在那里开辟了明城墙遗址公园。
瑞典汉学家喜龙仁在上世纪初来华，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做了拍摄与测量，并对其形制、材料、工艺和历史变迁过程做了细致考据，他的这些拍摄和记录保留了历史记忆，让今人得以看到那些屹立了数百年的北京城墙的辉煌景象。第六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就从喜龙仁的《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摘取关于城墙的部分，以飨读者。文章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瑞典）喜龙仁著，沈弘、聂书江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撰文|喜龙仁
摘编|徐学勤
尽管本书研究的是北京现存的城墙和城门，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对历史上出现的城墙进行陈述。关于这些城市的城墙，元明时期有丰富的史料记载，在《顺天府志》中可以查询到大部分记录。全书凡一百三十卷的《顺天府志》是一部刊行于万历年间
（1593 年）
、1885 年修订再版的有关京师及京畿名胜、历史沿革、名迹、教化等方面的地方志。由于缺乏校对和统筹，里面有很多错误，比如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录，有时候就会出现前后矛盾。例如，第一卷中关于北京城墙的记载就迥异于第二卷。所以在引用的时候，我们秉持更审慎严肃的态度。
本书主要参考《顺天府志》前两卷和贝勒
（Bretschneider）
医生的历史研究著作
（1876 年在上海以英文版问世，1879 年法文版在巴黎发行）
。同时，对散见于《日下旧闻考》
（初
纂于 1658 年，后于 1744 年重刊）
中的有关记载也予以特别的注意。
中国史学家们表明，现今北京所在的地方旧时叫蓟。蓟城是当时蓟州最重要的城镇。史料显示，公元前 2400 多年的舜帝时，蓟就已经成为城镇。那时蓟城位于今天北京城的西北，史书形容它“固若金汤”。公元前 727 年，蓟城成为战国燕国的首都，公元前 221 年为秦军所毁。西汉时期，它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
永定门城楼与护城河侧景。
东汉时期
（约公元 70 年左右）
，一个名为燕的新城在蓟城以南约十里处建成，三国时燕改称为“幽州”。公元 936 年，燕被契丹人占领。在此之前，唐朝曾经在那里派驻了一支由胡人将领统率的强大军队。当契丹人占领此地并建立辽后，发现幽州就像一个县城，实际太小，不符合都城规制。于是，契丹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建了一个更大的新城，大肆向幽州的南面和西面扩张。因为辽在北地已经建有一个都城，相较于北都城，此新城就命名为“南京”，又被称为“燕京”。
贝勒医生曾经亲自沿着燕京的南墙和西界进行调查，从而确定了燕京西南角的位置，也就是在今天琉璃厂的西边。《顺天府志》曾经引用《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琉璃厂曾出土一方墓志称此地为燕京东门外的“海王村”，而燕京的北墙大约与内城的南墙位置基本一致。
文献显示，燕京为方形，城墙周长为 36 里，高 30 尺，宽 15 尺，城墙上建有城门和供射箭使用的楼橹。燕京城有八门，每一方位两门：东为安东门、迎春门；南为开阳门、丹凤门；西为显西门、清晋门；北为通天门、拱辰门。
彰义门（广安门）城楼、箭楼与瓮城侧景
辽朝的宫殿位于燕京的西南部，也是长方形，有二重围墙。据《顺天府志》记载，当辽被金国灭亡后
（1125 年）
，燕京城的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无法对这些记载进行验证，尤其是对有冲突的地方进行考证。但是，其中一些记载城市建设的文献还是值得注意的：“金太祖天会三年
（1125 年）
，宗望取燕山府。
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墉堑悉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廒甲杖库，各穿複道，与内城通。时陈王兀室及韩常，笑其过计。忠献王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宗望
（太宗）
皇帝曾经在燕京城内修筑过一个环形围墙或军械库。未过几年，及至海陵王统治时期
（1149—1160 年）
，对包括宫殿在内的燕京又进行了扩建。另外还有如下记载：“及海陵王立
（1149—1160 年）
，有志都燕，而一时上书者争言燕京形胜。梁汉臣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何卜年曰：‘燕京地广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天德三年
（1151 年）
，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养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灏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为中都，府曰大兴，定京邑焉。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其正门旁又皆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周围二十七里，楼壁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
这段文字表明，燕京的周长比整个城墙长，从而不适用城墙。据记载，仅旧城部分的长度就达 36 里。如果涉及新扩建部分，那么，这个数据到底是指不包括旧城墙的新建城墙，还是全部包括，如今已不可考。但是，该书还记载，全城周长为 75 里。实际上，这个数字不是夸大了成分就是记载错误。明朝曾经对南墙进行了敕命测量
（原来的金中都）
，其周长大约为 53280 尺
（约为 30 里）
。由于此时旧城已经不存在，故而金中都的确切大小几乎无可推算，但可以肯定的是，“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东北隅约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郭”。由此可证明金中都在今北京城西南。据一些碑刻记载，那些位居北京西部和南部的寺庙，如白云观、天宁寺、土地庙等，都包含在金中都城范围之内。由此可知，旧燕京位于中都城之内，中都城后来延伸至现北京旧城以西约四里处，东边延伸到现在的东便门附近。中都南墙沿用旧燕京南墙，大约在内城以南二里半处；北墙位于北京内城南墙以北约一里处。如果这些推断都正确的话，那么金中都城墙统共长度为 54 里。 金中都的城墙基本上都是用几十里外人工运输而来的墙土建筑而成的。史料记载：“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 不日成之。” “至卫绍王时
（1209—1213 年）
，蒙古军至。乃命富室迁入东子城，百官入南子城；
左安门箭楼与护城河
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万。大兴尹乌陵、用章命京畿诸将毁各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舟渡；运不及者，投之于水。拆近城民屋为薪，纳之城中。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蒙古兵凡比岁再攻，不能克……”
1213 年，金中都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命令。此后，金朝皇帝对北方便失去了控制，随后，将帝国迁往汴梁，而汴梁是宋朝迁都杭州前的都城。1215 年，蒙古军队第三次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后，皇宫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大批官民被杀，城区基本被毁。“明初，金宫遗址犹存。嘉靖筑外城
（1554 年）
后，遗迹始渐湮灭。”1260 年，蒙古可汗忽必烈打算恢复中都的规模，但是，由于忽必烈忙于征战，该计划一直未能实施。
《顺天府志》记载：“世祖中统二年
（1261 年）
，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
（1264 年）
，都中都。四年
（1267 年）
，始于中都之北建今城而迁都。九年
（1272 年）
，改大都。城方六十里。”
占领中都后，忽必烈意识到中都城文化很发达，资源也很丰富，过去蒙古首都和林
（今乌兰巴托西南方）
已经不适合作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1267年或1268年，蒙古开始新建中都，史称“大都”或者“汗八里”：“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
东便门外休息的驴和牛。
明代以前，建筑基本上未使用砖瓦，因此，元大都的城墙都是把土置于篱笆或苇栅之间，通过夯打结实而形成墙壁。 大都城址在“中都之北”。《顺天府志》记载：“至元四年
（1267 年）
,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
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大都达今安定门、德胜门
（今北二门）
外，其时围有城墙。”如果今天以北京北约五里处的遗留土城为元大都城墙遗址的话，那么，元大都北墙的位置和距离也就有了答案。元代文献中还曾提到元大都北墙于 1368 年收缩了五里。《顺天府志》记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这段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这说明新建的北墙曾经新建有两座与旧墙门相对应的城门，另外七门则保留在原来位置上。《顺天府志》还引自《元志》肯定了新建北墙的位置：“元之都城视金之旧城拓而东北。至明初改筑，乃缩其东西迤北之半而小之。今德胜门外有故土城 ，隆然坟起，隐隐曲抱如环不绝，传为北城遗址。”这段记载非常明白无误地告知了元大都及其两门的变化情况。
据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元大都的南墙、东墙与明代城墙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墙址大体一致，平则门和齐化门甚至连名字都未变，和义门与崇仁门则改名为西直门和东直门。从北边城墙变化的记录中可知，如果南墙和东墙发生变化，也会被记录下来。元大都南墙墙址与明代的南墙还有点不一致，元大都南墙实际上是旧时金中都北边城墙。金中都的城墙遗址到了元代依然存在，那时候人们称其为“南城”。前面提到的白云观等就位于金中都城内，但是，如果金中都北墙不在如今北京内城北墙北边一里处，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产生。据《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记载，元在兴建大都时曾下令在庆寿寺以南三十步远处修建南墙。另外，根据记载，原位于元大都城东南角的观象台被发现在今天北京城东南城角以北约一里半处的东墙上。由此可知，元大都的南墙很可能与金都北墙重合，具体是按照过去内城南墙以北大约一里或一里半处修筑而成的，至 15 世纪初永乐帝时，南墙的位置才发生变动。而北墙则是在朱元璋时改变的，从下一章所引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具体解释。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对元大都进行了营建和重修。《顺天府志》记载：“至元二十年
（1283 年）
修大都城。二十一年
（1284 年）
五月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1292 年和 1322 年又连续得到整修，“至正十九年
（1359 年）
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这个时候的大都，城门还没有被看成永久性军事设施，其原因可能是元朝主要借用了辽金人的“楼橹”。但是，这时候的城门开始建造弧形围墙的瓮城。明代以前，护城河的桥都是木制的而不是石造的。
东便门外的石桥
实际上，元大都的面积比现存的北京内城大得多，但是，也没有《元史》所说的周长为 60 公里，实际可能是 50 公里。这些史书有些夸大成分，记载也不够真实。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夸张地说：“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 24 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 6 哩。”马可·波罗的家乡意大利的一哩相当于 2.77 里，以此推算，全城超过 66 公里。这个数字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且，马可·波罗指出的正方形也不准确，而应该是长方形。
马可·波罗为了赞扬元大都的雄伟壮丽，就不得不选择夸张。但是，他的描述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尤其是对元大都的街道和建筑的描写。关于城墙和城门，他写道：“
（此城）
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马可·波罗记载了城墙的倾斜度问题，实际上确实很大，城墙的外表也并未用砖包砌，因此，建筑师不得不采用大坡度。但是，在记述城门时，马可·波罗并没有准确记录：“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十二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事实上，只有三面城墙有三个门，第四面城墙有两个门，全城共十一座城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宫”的建筑，大概就是现在的城门楼和角楼。这是一种木构架的砖结构建筑，其四面都有廊，屋檐有三层并向外挑出。由于鼓楼是根据前代样式仿建的，因此，元代的城门楼和角楼都采用这种形制。这种建筑风格的延续性可通过研究现存建筑而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由此，可以断定的是汗八里的城楼与明 代城楼基本相似，但元代瓮城是否配有箭楼等这样的细节，就不一定能确定了。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还记载了汗八里的布局和街道的一些特征：“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西便门外的骆驼
也就是说，整个元大都非常有规划，横平竖直，街道笔直而纵横交错，从而把各个城区划分为不同的方块形。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很多京城都具有类似的现象，尤其是隋唐的长安，这种严肃完整的规划达到了极致。我们可以从长安的地方志中发现，整个长安也被横平竖直的街道划分为不同的地区，整个城市就像一张棋盘，每一个被划分的小方格叫作“坊”，每个坊又被街道划为四个很小的方块。对于大户人家而言，其一座府第或一所衙署就占据整整一个坊，普通人家只能占据一个坊的四分之一。传说元大都的每一坊占据8 亩
（约 1.25—15 英亩）
的面积也被一户人家所有，这个面积大小足以容纳一所豪华的大宅，甚至可以包括好几重院落和花园。如今人们已经很难确定元大都到底对于这种方块结构实现到何种程度，但一定会具备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坊巷结构。不过，马可·波罗所说的元大都整个布局像棋盘的说法还是与现实略有不同的，由于地理、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元大都的城市布局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而且，随着战争、动乱和其他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这些不规范之处越来越多。很多建筑规划不再严肃认真，很多小街道也修得宽短不一，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横平竖直了，不过元大都整体布局还是能够辨认清楚的。实际上，欧洲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房屋密集、街巷曲窄，与之相比，长安和元大都的平面设计更加接近于现代城市。这些中国城市面积宽广，居民房屋低矮，树木和花园比比皆是。
马可·波罗曾提到元大都有一种自带庭院和花园的大屋，但是，由于他认为这些房屋人人皆知，因此不必进一步描绘。正如他所说，人们确实能够通过这些府邸管窥中国古代庭院的布局，但是，如果研究内部的结构、庭院的进数和花园的规模等，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马可·波罗唯一特别提到的元大都建筑就是钟楼，他说：“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产妇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盖因君王驻跸于此礼应如是，且不欲盗贼损害城中一物也。”
由于城市边界的扩建，现存的钟鼓楼已经不在城市的中心，但是，古代钟鼓楼的位置印证了马可·波罗的记述。前面已述，元大都城曾向北拓展大约五里，南墙又向北移动一里多，如果考虑变动，就可发现马可·波罗描述的钟鼓楼位置恰好在元大都的中央，而其他城市的钟楼也是这样。此外，《元一统志》《元史·地理志》中有“至元九年
（1272 年）
，建钟鼓楼于城中”一句，文字亦证明这个推断不错。
瓮城内看永定门箭楼
在修建日期上，钟楼和鼓楼的建筑时间不同。与身躯庞大的鼓楼相比，钟楼非常灵秀。钟楼是用砖建筑，门为汉白玉造，周围为石护栏和乾隆时期风格的装饰性女墙。元代也有一个位置稍微偏东的钟楼，后来被建于公元 15 世纪永乐年间的钟楼取代，也就是如今人们看到的这个钟楼。但是，这个钟楼曾经于 1748 年毁坏于大火，后重建。鼓楼的建筑风格与钟楼截然不同，比钟楼宽两倍多，下端多是庞大的土筑城台，鼓楼表皮用砖包甃，有两道券门，其上建筑有一个巨大楼阁，楼阁是双层双檐式，外有回廊。现存的鼓楼历经重修，
但也还算元代古楼。与北京城那些早期的建筑，如建于明代和清初的紫禁城午门相比，它还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早期建筑的特点的：简朴的斗拱，笨重的体态。鼓楼一般位于通往皇宫的街道顶端，地势较高，整个建筑气势雄浑，也许它是北京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巨大建筑。当然，故宫是最令马可·波罗和托钵僧奥多里克等欧洲访客赞叹不绝和叹为观止的建筑。尽管这些旅行家来自拥有古老建筑的国家，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故宫是世界的奇观。
故宫占地广袤，城楼林立，门阙重重，楼阁相连，庭院深邃而戒备森严。在它深深的宫墙背后似乎隐藏着很多无法获知的秘密。故宫无愧于世界大帝国的心脏之称，在这里，它运筹帷幄，而且威震八方。宫室的宏丽和装饰的华美让人瞠目结舌，惊叹连连。马可·波罗这样描述故宫：“（宫殿）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此墙四角各有大宫一所，甚富丽，贮藏君主战具于其中，如弓、菔、弦、鞍、辔及一切军中必需之物是也。四角四宫之间，复各有一宫，其形相类……此墙南面辟五门，中间一门除战时兵马甲仗由此而出外，从来不开。”
马可·波罗这里说的皇城在元朝时被称为宫城，此城形状为长方形，周围用高墙围起来，四角和各城门上建有华美的城楼，其周长应该是如元明记载的 6 里或 7 里之间，并不是意大利单位的 4 英里。马可·波罗提到的宫外的“大墙”，实际上与如今的“皇城”的宫墙一样。据元代史料记载，元朝宫墙的周长为 20 里，如今北京城故宫为 18 里。认真研究史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元代的宫墙与明代的范围相同。马可·波罗很简单地叙述了宫城内的建筑：“此墙之内，别有一墙，其长度逾于宽度。此墙周围亦有八宫，与外墙八宫相类。其中亦贮君主战具……此二墙之中央，为君主大宫所在，其布置之法如下。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因为本书关心的是北京城外貌，因此，对于其内部结构，本书就不再引述。元时称故宫为“大内”，现在民间也有人这样称呼，但是更多人称为“紫禁城”。
《中国早期艺术史》 （瑞典）喜龙仁著，陆香、郭雯熙、张同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阿德理曾经说：“两墙之间，储藏着他的物品，养活着他的奴隶；而大汗及其众多家 眷则居于内墙里。”这也印证了马可·波罗的叙述。阿德理还详细指出了内外墙之间的距离。
阿德理和马可·波罗的描述容易引起人们对军营的联想。元蒙古可汗所建造的宫殿，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的统治并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自己凭借手中刀剑的威力。以前的皇宫都不会像北京城一样建造如此高深的墙壁，长安城内的大明宫位于城市北区，在城墙线之外呈平面矩形，与“皇城”南面相接。宋朝设于开封的宫殿也没有那种深沟高垒的军事性建筑。当然，这些宫殿也会建筑有各种角楼和坚固大门，但是，如此凸显军事意义的建筑，只有元朝有。
整体上看，元大都仿效长安城的设计样式，如严格按照东西南北确定方位，整个城市建成长方形，布局规整，横平竖直，纵横交错。从建筑中可看到，蒙古族统治者野心巨大，希望自己的首都坚固无比、环境优美、超越历史，以此向人们展示自己的财富和军事实力。1280 年，元灭南宋后，元大都成为中国、东亚甚至东欧地区的帝国中心和首都，蒙古帝国的疆界从朝鲜直抵波兰边境，在这横跨欧亚的大路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在规模和美丽上与汗八里相匹配。
公元 1368 年，蒙古帝国崩溃，汗八里遭受毁坏，但是，其主要建筑被随后的统治者重修，城墙重建得更为坚固，城防也得到进一步增强。从此以后，这座命名为“北京”的城市，便成为整个中国的首都。
本文摘自喜龙仁著《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 喜龙仁
编辑 徐伟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