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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为了推行公历，以1月1日为新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批准了订立“阴历元旦”为“春节”的呈文：“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自此，春节在法律意义上正式成为中国人的节日之一。

随后，南京政府多次颁布政令禁止民众沿用传统旧历习俗，甚至取消春节假期，但终未取得多少成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感叹：“（大年初一）午间抱小孩者颇多，随处可见有新气象，一般衣着及其门前较洁整……民国建立以来，阳历年节百般提倡，人民终鲜注重。”

抗战期间，尽管国破家亡，命悬一线，但民众依然会竭尽所能地凑上一顿“年夜饭”。

在辽宁老人李连举的日记中曾记载：“1月26日，大年三十……更高兴的是，我家从村里托人买了几斤粳米，在除夕这天早晨偷偷吃的。为防止日本人和警察发现，剩下的也得藏起来，母亲为了这顿饭，提心吊胆了好几天。”

重庆人民也以独特的春联纪念这个特殊的春节：“驱除倭寇，还我河山”，“大丈夫献身卫国，好男儿壮心凌云”，“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回争取民族长存”……

▲抗战时期一个普通农家门上的对联

辞旧迎新，团圆平安。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家国情怀的寄托。实际上，春节已伴随华夏民族走过了四千多年的历史。

先秦时期，农耕文明逐渐成熟，伴随其发展出的，便是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农耕文明的收获，完全依赖于自然的气候变化，因此掌握季节变化规律以事生产是文明生存的必然需求。

夏朝之时，便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历法，名为“夏时”，夏人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规律，确定一年12个月，以斗柄指向寅的正月为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以其为岁首。

到了商朝，则出现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个节气的名称。

而在周朝，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成为社会生产主流。

此时节气名称已达到八个，农业相关的祭祀也开始出现。其中最为盛大的则是年终之时的“腊祭”，此时，要给祖先和各路神灵奉上祭品，并吹打奏乐、吟诵祝辞以示对神灵的感谢，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比起其他祭祀，由于腊祭要表示对丰收的喜悦，它便带上了一层“狂欢”的色彩。

▲祭祖先

《杂记下》曾有记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为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便是春节的雏形，此时的腊祭仅有两重意义，一是祭祀，二是庆祝丰收和放松。

进入秦汉以后，此时古人已通过长期的实践，掌握了农作物生长与天气变化的规律，创造出二十四节气。

西汉初年，汉武帝重修历法，制定出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元日的太初历，并与二十四节气相结合使用，这是农历的雏形。

由于正月初一近于立春节气，正值农闲时节，便于举行各种庆贺祭祀活动，而春节的日期也因此固定下来，亦被称作“元日”。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之后，人们对神灵和祖先的普遍崇拜，亦被儒家的孝道礼教逐渐取代。

春节的核心已不仅仅是祭祀，更包含了对伦理和家庭重视。对于汉代人而言，元日有新年伊始的寓意，具有独特的意义，所以需要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来庆贺。

其中最为盛大的仪式便是朝廷的“正朝”。在元日当天，朝中文武百官都要为天子行贺年仪式，东汉《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有所记载：“正月旦，皇帝驾临‘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掖宫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在仪式期间，朝堂内外都庄严肃穆，还有诸多繁文缛节，曾有人因没有遵守礼仪而遭到弹劾：“时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冀恃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

而在民间，则有聚宴饮酒的活动。在除夕，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人们会聚在一起，共同饮酒吃饭：“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这便是如今“除夕”的起源。

▲丰子恺年画

同时，还有子孙向家长进椒柏酒祝吉祈寿的习俗。

“椒”是一种性温、气香、多子的香草，具有驱邪防疫的功效。而“柏”是长青之树，被视为长寿的象征。正月初一当天，家中小孩全都要衣冠整齐，由最年幼者开始，依次向长辈敬酒，最后喝酒时，也是从年幼者依次到长辈饮用，这寓意着年轻者长大一岁，年老者失去一岁。

▲椒柏酒

随着社会的稳定，春节的内容和意义在秦汉之际得到了基本的确立。它的重点由对自然鬼神的崇拜，对丰收的庆贺转变成了辞旧迎新，重视家庭伦理。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顶峰，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繁荣，社会长期稳定富足，春节的仪式性大幅降低，娱乐性和享受性开始凸显。在唐朝，统治者就规定了在春节期间，政府官员会得到休假，并且会有皇帝官员与民同乐的庆祝仪式。

除夕之夜，朝廷举行“国傩"，皇帝、公主、官员都要参与这种仪式，以期驱鬼逐疫，祈求国运太平。

《新唐书·礼乐志》详细描述了当时“大傩之礼”的情景：先挑选一些十二岁以上、 十六岁以下的“倔子"，戴上“假面”，穿上“赤布祷褶"，以“二十四人为一队， 六人为列’’排开。由戴着“黄金四目”、蒙着“熊皮"，披着“黑衣朱裳”，右手 持着“檐”的方相氏主持，安排一个身穿皮衣、执棒的人作“唱帅"负责领唱， 击鼓吹角的各十人，组成一队。还有一人掌管“队别鼓吹令"，一人“太卜令"， 巫师二人等。一切准备就绪，“逐恶鬼于禁中"，还要“有司预备每门雄鸡及酒， 拟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攘，设祭"。

傩祭自周朝起，到了此时，已完全失去了最初祭祀鬼神的功能，已经变成了一项举国的娱乐活动。

▲皇宫驱傩仪式

亲朋好友之间串门拜年的风俗也是在此时兴起。由于政府将节假日纳入法典，在新年之际，官民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互相拜年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众能将更多的精力使用在人际交往上。

《梦粱录》有所记载：“正月朔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元日清晨，在宫廷 举行朝会之时，民间百姓家也将早早备好的果酒祭品拿出来，率领家中男女老幼祭拜天地、祖先、神灵，设置家宴，共度佳节。而元日以后，人们或设宴邀请亲戚朋友来做客，“递余食相邀，号为传座。”

随着4000多年来华夏文明的发展，春节的意义在此期间得到了不断的丰富，逐渐从“神”的节日转变为了“人”的节日。

辞旧迎新，缅怀先祖，祈求幸福，联络亲朋……如今的春节已经是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伦理和人文关怀，连接着家庭与家族、 个体、地区与民族国家多重关系的文化集合体，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体系的象征表达。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祝大家新年快乐！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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