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题人 段召旭 （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答题人 侯晓晨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曾执教于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现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南辕（曾在北京41中任教）
毛羽丰（曾在重庆江津区白岩希望小学支教）
编者按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时耕耘……9月10日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推出《问卷·第六季》，本季特邀请尹鸿、孟繁华、葛水平、段召旭和袁一丹五位《天天副刊》的老朋友作为问卷“出题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位文化名人还拥有一个相同的职业：老师。
作为出题人，他们把自己从教多年的思索融入了题目中，而回答问题的嘉宾，也均有教学经验，他们有的曾经做过老师，有的现在仍是老师。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希望本版的问卷能够走入教师的精神世界， 从他们的真诚问答中，了解教师行业的苦与乐，思索育人的意义所在。
出题人
段召旭（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答题人
侯晓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曾执教于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现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毛羽丰（曾在重庆江津区白岩希望小学支教）
南辕（曾在北京41中任教）
壹 您如何看待“身教胜于言教”？
侯晓晨：一般的理解是，面对学生，教师除了用语言进行教育与培养，自己还必须以身作则，在读书和做人上面都起到表率作用。要补充的一点是，相对于“言教”，“身教”显然更具有形象性、直观性，感染力更强，因此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南辕：三尺讲台既是老师的道场，也是舞台，老师在台上类似于演员，学生在台下犹如观众，你说的话他们有可能记不住，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但你的习惯动作、口头禅、微表情等等，会成为孩子们有意无意模仿的对象。教育中，身体在场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理解题中之意指的是为人师表要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然后再推己及人，去教育和影响学生。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可以去强求别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身教绝不是刻意往自己身上贴道德标签、搞人设、人前故意去表现什么的，而是你的行为符合人性，富有良知，富有同情心，这些难道不就是做人的标准吗？所以，身为老师，要尽量做一个身心合一的人。
毛羽丰：具体学科的理论性知识固然要诉诸“言传”，但是涉及为人处世、道德人格等实践性的知识则要诉诸“身教”。道德与成人的真理在人身上，语言是不究竟的，它顶多表现为抽象的原则。如果像教授“1 1=2”那样教授“自律给人自由”，那么学生也只是识记了理论性的表述，很难调动情绪的投入。而当老师通过自身的行动成为某种处世原则的范例，通过自身的修养证成这一原则的受用无穷，那么他自然会感发学生对这种实践真理的追求。
贰 您如何看待“有教无类”这句话？
侯晓晨：这句古话无疑是至理名言，至今仍然闪烁着“教育公平”的思想光辉。要注意的是，“有教无类”主要是一种教育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教育方法。事实上，在教育活动中，教师要注意发现学生在智能、性格、兴趣上面的差别，力求因材施教。
南辕：这个词原始含义指的是贵贱贤愚都可以接受教育，主要是针对教育资源的公平，一视同仁；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为个性化教育，不要都教成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要因材施教，人尽其才。
毛羽丰：人出身有贵贱、天资有智愚、性情有善恶。我们以“平等”为此世期待的价值，但人生从开端处便不平等。唯一可能的平等，便是对每个人改善现状的权利与可能性的普遍承认。这落实到每个老师的教育实践中，便是平等地对每个个体实施帮助。老师需要因地因材，引达顺导，化而成之，最终帮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连一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都有所类、有所偏，那么教育以至于社会的平等便更难想象。
叁 您如何看待“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这句话？
侯晓晨：这句话单方面强调了对教师的要求，而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失之于偏颇。
南辕：我一直觉得，好的教育就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保有天真，而一个不好的老师，会因为自己的失职、失智、失察，让孩子丧失天真。所以说，老师的责任重大呀！
毛羽丰：如果老师执一己之私意，以单一的标准衡对学生的教育成果，那么必然会有其特质先天不适宜达成这一标准的学生，以至于某些学生永远成不了这一标准所判定的“好学生”。但是教育并不应当向着单一的目标塑造学生，学生的成长也不能被单一标准衡量。我们最好让学生找到“自己”生活的支点和价值，让他们成为“自己”而不是老师意图中的样板。我们是要因地因材，在顺达其性的前提下加以引导，助其成化，这其中并不需要什么迁令劝成、穿凿附会，以致大变其性。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不能教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肆 您如何看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
侯晓晨：最初的理解是要像尊重父亲那样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是一种单纯的礼貌问题；直到读研进入古代文学专业后，体验到近于传统师徒制的学习方式，对此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老师和博士生导师潘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专业知识与研究方法，还利用课外相处的机会，如师门集体活动、师生“一对一”谈话等，教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而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他们的开导与鼓励。对于学生的成长，他们像父亲一样，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自然而然地，对于二位导师，我也产生了对父亲一样深厚的感情。至此，我才领悟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深刻内涵。
这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硕士阶段。由于不适应当时选定的宋元文学的专业方向，我缺乏学习的动力，而在课外找了一份兼职，为报社撰写北京地理的稿件。张老师知道后，并没有批评我不务正业，而是鼓励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在实地探访和撰写稿件的实践中，我接触到一些结合地理视角研究作家作品的著作，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将学术兴趣点转移到古代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并且保持至今。回眸往事，我才感悟到张老师的良苦用心：他希望我在实践的过程中收获成长——找到真正的兴趣与特长，并且学会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责。无疑，这是比专业学习更为重要的东西。
南辕：贾雨村是林黛玉的老师，而且是一对一教学的那种，你觉得她会认他终身为父吗？
毛羽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不应当被教师恃有，否则教育的动机就很可疑。教育本应以他者为目的，让别人成德达才，不图日后的回报。不过如果我站在学生的立场，我愿意以这句话为准则。一方面老师把“我”当做目的，以“我”的价值的实现为他自己价值的重要实现，这种恩德堪比衣食父母；另一方面，我对帮助我成人的老师的长久尊敬，其实也是对自己在其帮助下的成长的铭记和珍视。正因为我深感自身成长的来之不易，才会对每一个帮助我成长的人视之如父。
伍 您如何平衡教导学生与自我提升之间的关系？
侯晓晨：二者是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例如讲授“中国古代小说专题”这门课程，我会认真备课，翻阅不同版本的教材和重要的研究论著（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自身学养的进一步提升），向同学们介绍学术界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看法，力求激发他们学习与探究兴趣；而同学们提交的论文，也时有真知灼见，丰富着我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认识。
南辕：不一定是自我提升吧，目的性不必那么强，对于感兴趣的事物，我更愿意用“好奇心”或“求知欲”来形容。人类文明就像一条无形的河流，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我段位不高，只能看到一条小河沟，里面有小鱼小虾，但也不妨碍我在那里散步，嬉戏，流连忘返。我平时喜欢读书，看电影，读了好的小说，看了好片子，有时候给学生们讲讲，看看他们的反应，也有意思。
毛羽丰：教导学生与自我提升之间没有矛盾。既然我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便说明我将帮助学生成长视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我在他们身上投入越多、帮助越大，我就越被需要，因而自我价值也越充分地实现。同时，我之所教便是我之所学，我想教得越好，便越需要自己在相关领域研究得更多、理解得越好，并在语言表达的能力上有所提升。更何况“教学相长”，学生的很多见解往往比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更自由而有创见，我也经常从他们身上受到很多启发。
陆 教师节这天，作为教师，您觉得应该加倍教书育人，还是应该休息？
侯晓晨：教师节有的学校是放假半天。对于教师来说，保持平常心即可，像往常一样上好自己的课——无论半天还是整天，不需要刻意表现什么；如果能得到放假的机会，那就充分享受休息时间。就我个人而言，上课本身就是庆祝节日的最好方式。
南辕：今年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中秋节，又是周末，按理说应该休息吧？但如果这一天你特别想备课、家访、找学生谈心，那也行。
毛羽丰：我们可以把教师节理解为社会对老师教书育人的付出的赞美，社会看到了老师的付出，并进一步共情和体谅这种付出的辛苦，于是以让老师“休息一天”的方式传达对他们的体贴和敬意，这种赞美方式是人性而温暖的。
柒 在您的成长道路中，有没有对您影响深远、改变您一生的老师？
侯晓晨：我很幸运，在求学的不同阶段都遇到了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如刚才忆及的大学阶段的张老师、潘老师，又如高中阶段的几位老师：王大绩老师在选修课上系统地传授给我古典诗词的格律知识，后来又推荐我参加大学的自主招生；崔秀琴老师针对我热爱文学但作文成绩上不去的痼疾，鼓励我将熟悉的文体和人物故事作为素材，平时从多方面思考与开掘，不仅帮助我在高考取得佳绩，也使我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人物传记的浓厚兴趣——后来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在课外实践（如为《北京青年报》撰稿），传记式的叙述风格与人物性格成长的展示，一直是我最为擅长的；王征老师是体育老师兼班主任，周彦琴老师是数学老师，尽管我的体育和数学成绩平平，二位老师从未有过半点儿嫌弃，在他们的热情鼓励下，我终于第一次评上了“三好学生”，而在数学课上学到的逻辑与思辨能力，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苹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哲学思想让我受用至今，课外她更是严于律己、为人师表，我曾多次看到她弯腰清理地面上的杂物，一个小小的动作便彰显了素质，更让我体会到“身教”的力量。
不过，我平时最为感念，甚至一想起来就会热泪盈眶的，还是两位初中老师。当时，我在工厂家属区里的一所学校读书，学校虽然再普通不过，却有幸遇到了教语文课的邹亚莉老师和教历史课的刘伟老师。邹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分享她对文学和艺术的一些看法。印象中她曾指出有些作品里的主人公因为塑造得过于完美而失真，相比之下，一个善良而又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爱，如动漫《机器猫》（今译《哆啦A梦》）里的野比康夫（今译大雄）。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上接触到有一定深度的文学批评，更把我从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幼稚世界观中解放出来。若干年后，每当我在大学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起小说理论中的“圆形人物”（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每当我看到学生在作业中努力分析真实而复杂的人物性格，心中就倍感幸福。这幸福，来自于学生的成长，也来自于薪火相传的信念。我永远感谢邹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这颗种子。
在初中，历史课只是一门副科，相对边缘化一些，而刘老师在课堂上，将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事娓娓道来，条理井然，线索清晰，激情四射，风趣幽默，让我充分领略了历史学科的魅力，同时养成了读史知人、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习惯。时至今日，我虽然从事文学研究，但最擅长的还是结合人物生平、作品创作时空的“史”的研究范式，而非文学性的细读，刘老师对我的影响可见一斑。印象最深的是，刘老师听说我喜欢搜集各种课外知识，编成题为“五花八门”的手抄本，特意把本子借走，看了好几天，最后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脸和蔼地说：“晓晨，加油吧，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若干年后，我在高考取得佳绩，考入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想起刘老师当年的热情鼓励，不禁潸然泪下。
至今，我仍然和许多影响过我的老师保持着联系，相信他们看到我的点滴进步——特别是进步中仍然有着当年他们打下的烙印，一定会感到欣慰。
南辕：我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杨秀华老师给我织了件鸡心领的毛背心，穿在身上，暖了我一辈子。
上大一时碰到过一位老师，思想深刻，见解不凡，给了我很大启迪，还有，他特别不重视穿着打扮，一学期就穿那一身牛仔服，到后面都油脂麻花的了也不换掉，导致我也不怎么爱打扮，穿得很随便。
还有一个反面例子。曾遇到过一位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合作伙伴，一起切磋写作有一年多，确实传授了一些知识给我，算是半个师傅吧，没想到最后在利益面前，狠狠地摆了我一道。我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坑里爬出来，被一个你信赖、尊重，甚至推心置腹的长者所欺骗，那种伤害是双重的。好老师教你拥抱世界，坏老师教你看清人性的幽暗，都有意义。
毛羽丰：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大二教《价值哲学》课的冯老师。我至少在她的课上学到以下让我受用至今的观点：（1）要学会聆听并尊重别人的价值感，不要对别人的价值选择妄加判断；（2）评价的结果受制于太多因素，要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他人的评价；（3）我的思想决定我的处境，我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4）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有选择的空间，我们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抛下所有包袱重新开始，所以不要轻易放弃筹划，要永远面向未来，永远在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