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谢鸿章自己要求改名以回避李鸿章的名讳，他的上司李瀚章则帮他上奏朝廷。这种举动非常出格，当时并无规定下属要避上司名讳，更不用说上司兄弟的名讳，属于极度扩大化。上司乐意接受奉承，下属也就极力揣摩曲意奉迎，这个案例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呈现得淋漓尽致。
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及家人合影
史讳举例
避讳在中国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始于周朝，而后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博大精深的“避讳学”。已故历史学家陈垣曾写成《史讳举例》一书，名闻宇内。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指出：上古的人们认为，名字具有神秘力量，避讳可以使自己避开死亡的威胁或者灾厄。周武王灭商之后，周人把浸透着巫术气息的避讳纳入到政治文化体系当中。到秦始皇登位，忌讳越来越严格，秦始皇之父庄襄王名“子楚”，楚国的“楚”被迫用“荆”字代替。楚为战国时期的大国，这样避讳，等于是篡改历史。
避讳最初是“国讳”，主要是避帝王之名，而后发展到“家讳”以及其他类型。秦始皇名“正”（“政”），而“正月”也改成“端月”“征月”。至今“正月”的“正”还读阴平声，或与此有关。李世民即位以后，观世音菩萨被迫改称“观音菩萨”，一直沿用，再也没有改回去。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之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玄妙观”是历史悠久的道教宫观名称，至迟到了唐代，全国各地都有“玄妙观”出现，到清代为了避康熙帝讳“玄烨”中的“玄”字，都被迫改名，变成“元妙观”“圆妙观”等等。《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时期周兴嗣所创编，四字一句，琅琅上口，是许多朝代普遍采用的蒙学课本，然而，《千字文》劈头第一句“天地玄黄”，到康熙朝被迫改为“天地元黄”，一直沿用到清末。
日就月将，避讳逐渐扩大化，“蜕变为禁锢人的思想、戕害人性乃至人命的堂皇伎俩”。（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前言）为了避帝王之讳，著作家们不得不篡改文献、淆乱古籍；明、清皇帝更是借口触讳而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
明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给朱元璋上贺表，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都是中规中矩的圣颂文字，朱元璋却觉得“光”是嘲笑他当过和尚剃过光头，“作则”读起来近乎“做贼”，讥讽他当过盗匪，遂把徐教授斩首。山西蒲州学正上贺表，曰“天下有道”“万寿无疆”，都出自经典，朱元璋却说“疆者强也，道者盗也”，意思是骂他做过强盗。像这样任意扩大解释，随时可以入人以罪，正常的公文也难以撰写，更不用说可能含有多层寓意的文学作品。避讳扩大化是禁锢思想、钳制文化发展的工具。
“家讳”是指规避父母的名字。书法家王羲之祖父名叫“王正”，故而他遇到“正月”时，写成“初月”或“一月”。在与人交往之中，出于礼貌，人们会尽量避免写说与对方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国讳”属于强制性，犯讳者要受到处罚；别人“家讳”虽然不算强制只算失礼，但这种失礼往往也要承受一定后果。
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直隶境内有一个文安州，即今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各省督抚要定期向朝廷递交例行奏折，汇报辖境的收成、灾荒情况。他最头痛的是，在奏报当中，经常会出现“文安”这两字。原来，李鸿章的父亲名叫“李文安”，“文安”这个地名直接触犯了他的“父讳”却又无可奈何。旧时代文人之间通信，信末常用祝颂语“即请文安”“并颂文安”；李鸿章的朋友、同事为避其父讳，不得已改为“文绥”。清末民初，“文绥”用法曾十分流行，这种用法起源于避李鸿章家讳。
“并请文安”用例
谢鸿章其人
从1872年曾国藩去世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20余年里李鸿章权倾朝野，除少数“清流”对之偶有讥弹外，权力场中、商界中人都对李鸿章力加奉承，这是权力本身的逻辑使然，不足为奇。奇的是，有个武将谢鸿章，属两广总督李瀚章麾下，觉得与李鸿章同名不妥，先是申请调离广东，继而向朝廷上奏申请改名为“谢得龙”。这是避讳史上极为奇特的一例。无论是明文规定还是官场惯例，当时都没有为上司的兄弟避讳的要求。
谢鸿章（1847-1902），号友鹄，四川省重庆府荣昌县人，由武童于咸丰十年十一月投入湖南果毅军营下效力，迭次打仗受伤，因军功历保蓝翎尽先守备、花翎留川遇缺即补游击、副将衔留川补用参将。同治七年七月，因进援贵州，于攻克水源沟桤木围等处“贼巢”、乌江北岸肃清案内出力，奉旨以副将留川尽先补用并赏给“杰勇巴图鲁”名号。是年八月，因攻克玉华山、尚大坪等处巨巢，生擒教首刘义顺，歼灭各股号匪，克复瓮安、开州、余庆等州县，奉旨“以总兵记名”。八年九月，因克复麻哈、黄平新旧州各城案内，奉旨“遇有提督缺出，请旨简放”。十二年九月，因力解安顺城围，剿平镇宁、安南、普安等州县城池，下游肃清，奉旨“著留黔委用”。光绪元年正月，因全黔肃清，奉旨“著赏给头品顶戴”。光绪二月二月，借补贵州贵阳城守营游击。（《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613页）
光绪六年，谢鸿章入京验放，仍回任贵阳城守营游击。谢鸿章顶着“记名提督”（武职从一品）的虚衔，品级是尽先补用副将（从二品），实际担任的则是游击（从三品）职务，也即头衔与实际任职不符。提督为一省最高武职，内陆省份一般只设一个提督，沿海省份有陆路提督、水师提督两个职务；总兵为仅次于提督的武职大员，一个省也只有几个。提督、总兵总称“提镇大员”，是掌握实权的高级武官。
咸同兵事之后，涌现了大批没有实权的“记名提督”“记名总兵”，属于“安慰奖”。在镇压太平天国、平捻、西北用兵过程中，许多低级军官久历战阵，每场胜利都记功，实际上在战场发挥的作用并非关键，但多年下来，却又积功累累。军队自有编制，高级职位有限，这些人不可能都出任提镇要职。为加以安抚，免得功臣们心灰意冷，带兵大员（督抚、钦差大臣）会设法给他们申请一些荣誉性衔头，例如“某某巴图鲁”勇号，以及“记名总兵”“记名提督”等，理论上与实职总兵、提督平行，但毫无实权。
1885年，谢鸿章看到在贵州没有太多发展机会，以参加中法战争的名义，在当年7月由署贵州巡抚布政使李用清上奏，“禀请开缺前赴粤营效力”。
然而这个时候，中法和约已经签字生效，清廷也从越南撤兵，中法之间并无战事。对张之洞来说，这个人是妻兄唐炯老部下，看起来头脑灵活，上进心强，先接收下来再说。张之洞第二任夫人唐氏是唐炯的妹妹。唐炯（1829-1909），贵州遵义人，署湖北按察使唐树义之子，1856年调四川任职，1867年奉命率领川军入贵州协助“剿匪”。1883年，唐炯升任云南巡抚，次年因在中法战争中擅自退兵被革职。
谢鸿章老上司唐炯
谢鸿章到广东后，于1887年被派到海南。这个时候，海南“客黎之乱”已被冯子材率军平定，张之洞考虑的是如何安抚黎人，开发海南资源以裕民生，责成雷琼道朱采统筹负责海南善后事宜，在黎族聚居地成立八所抚黎局，并在抚黎局之内同时设立招商局。
当时官制，官员实行“避籍”制度，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职，而派往海南的外省官员很多都水土不服，这里面也包括胡适的父亲胡传（胡铁花），因感染“瘴气”而病倒、死亡者不计其数，能够适应海南气候环境的得力官员甚少。谢鸿章虽是武职，不得已让他负责招商局，招徕商人在黎境伐木、开垦、开矿。客观来说，谢鸿章从事招商工作还是尽心尽职的。为了招徕更多商人入山伐木，他提议给予减税优惠，并提议张之洞向琼海关进行疏通，提高通关效率，情形一如过去几十年的“招商引资”。
张之洞对谢鸿章的工作比较满意。这一年8月，张之洞上奏朝廷，力保谢鸿章：“该员志远气锐，晓畅戎机，前在黔军立功，已经借补贵阳营右营游击，海防紧急时自请开缺来粤效力，贵州抚臣奏明奉旨允准，现委办琼州抚黎开山事宜，条理精明，实为武职中不可多得之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559页）
不改名绝不罢休
1889年8月，因筹议建设干线铁路，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谢鸿章希望到湖北继续追随鞍前马后。11月26日，张之洞交卸职务后还在黄埔行馆等候轮船，谢鸿章从海南发来电报，“拟乞宪恩赴鄂”以便“追侍宪辕”，请求张之洞批准。（《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5册第611-616页）
笔者没有看到张之洞的回电，而谢本人在海南办理移交也并未完成。10天后，谢鸿章从榆林追加一电：过几天即回到海口，“交代清楚即赴鄂”。这时张之洞已抵达上海，正与盛宣怀商讨芦汉铁路（芦台到武汉，即后来的京汉铁路）规划。
谢鸿章来电，引动了张之洞培养李德裕后裔的雅兴。原来，张之洞听闻唐朝宰相李德裕在海南崖州留下后裔，但已变黎俗，也即被黎族同化。张之洞一直想从其后裔中挑选一两个聪颖子弟加以培养，借此成就一段佳话，海南地方官办了两年都没有办成。他身在上海，却又勾起兴致，让谢鸿章跟进此事。次年2月，谢鸿章从崖州多港黎峝把李德裕后裔两个少年带到海口，多方说服，都不见效，两个少年坚决表示“不愿远出”。尽管未能完成使命，谢鸿章依然表示要赴鄂追随张之洞。
转眼到了4月份，谢鸿章向张之洞再次申请调到湖北工作，理由是与李鸿章同名。张之洞收到这样的电报，无疑会觉得有点好笑。按制度与惯例，即使与新上司李瀚章同名也不必改动，何况是上司的弟弟？用这样的理由向朝廷申请调动，十分牵强，必遭批驳。不过他还是把谢鸿章的理由和要求转发给李瀚章：“前署崖州协副将谢提督因与傅相同名，恳调来鄂差委。此中情节碍难措词入告，祈饬其仍在粤勤慎当差，不必来鄂为感。”（《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41册第67页）“此中情节碍难措词入告”，是说他很难用与李鸿章同名为由奏请调动，但也不觉得此种想法欠妥。张之洞对谢鸿章这种乖巧的下属，内心恐怕还是十分欣赏。
发出电报不久，谢鸿章在海南感染瘴气病倒，期间张之洞还请雷琼道朱采加以关心照顾。正常人到了这个地步可能就算了，谢鸿章偏不。他觉得病况在海南难以好转，遂申请回籍养病。按他提交给朝廷的履历，籍贯本是四川，但这次回籍，却是回到祖籍地湖南，并做了一个“骚操作”。
9月6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应谢鸿章要求，向朝廷上奏：
兹据总办琼州招商开垦局记名提督谢鸿章呈称，隶籍四川重庆府荣昌县，咸丰年间投效果毅军营，历保头品顶戴、花翎、记名提督、“杰勇巴图鲁”勇号，并借补贵州贵阳城守营游击，光绪十一年因法人内犯，军务吃紧，呈蒙贵州抚臣奏准，开缺赴粤效力，是年七月请咨起程，于十二年正月到省，奉前督臣张之洞饬归两广督标听候差委，并将抵省到标日期咨报部科注册在案。今于琼州差次，接到原籍湖南宝庆府邵阳县户族函知，现修族谱，始悉鸿章原名误同族内祖讳，理合呈请具奏，准将鸿章本名改为“得龙”等情，出具甘结并取具同乡官印结呈缴钱来。臣查该员谢鸿章既与该族祖名讳相同，呈请更名“得龙”，查无别项情弊，自应准其奏明更改，以笃宗亲而符名义。（《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1辑第580页）
两广总督李瀚章
奏折说，谢鸿章回到祖籍湖南邵阳，正值重修族谱，发现“谢鸿章”这个名字与某族祖同名，不得不申请改名“谢得龙”。从此，副将“谢鸿章”名字消失了，世间只剩下副将“谢得龙”。谢得龙“发现”与族祖同名，并不是按他所说接到族人来信才发现，而是他为了达到改名的目的，特地回到祖籍去寻找与族祖同名的证据。这种证据很容易找，实在找不到也很容易伪造。普通宗族对避家讳的讲究，只是避免与三四代直系祖先同名，再往上的世系以及旁系，根本不讲究，同名的情况经常发生，可以说只要想找就能找到。
值得注意的是谢鸿章所采用的策略，是抬出尊祖敬宗的儒家伦理，算定朝廷一定会批准。在帝制时代，朝廷利用儒家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士绅也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谋取自身利益。谢鸿章以与族祖同名为理由申请改名，属于无比正当，连皇帝都不能批驳，批示“该部知道”，实质上表示同意而让兵部备案。
尽管已经改名谢得龙，让两广总督李瀚章觉得“孺子可教”，他还是在1891年调动到湖北，重归张之洞麾下。谢得龙在湖北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虽曾短期代理过宜昌镇总兵，不久还是回到副将行列。1902年冬，谢得龙以襄河水师中营管带职务去世，享年55岁。尽管费尽心机，这个乖巧的军官始终在湖北未能再升一级，他也早被世人遗忘。
笔者把谢鸿章重新带入世人视野，是觉得改名一事所体现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在崇拜权力的社会都普遍存在，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
“礼”在帝制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笔者能理解当时避“国讳”“家讳”的正式做法，但认为应有明确边界，应该只限于极个别的字词，不得随意扩大，否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谢鸿章主动将避讳扩大化，其后果十分严重。第一，消解了避讳的严肃性。臣民避皇帝圣讳、子女避父亲名讳，虽属远古迷信，尚有礼仪上的意义。避上司名讳本无必要，只是高官擅作威福或下属曲意逢迎。至于规避到上司兄弟的名讳，则纯属笑柄。人们会拿这些例子进行调侃，编出更多只可意会的政治笑话，消解统治的正当性。第二，造成沟通障碍，给社会生活造成极大不便。避讳一旦超出明文规定的明确范围，会滚雪球式的扩大。正如鲁迅所说，阿Q只因头皮上有一块癞疮疤，就“光”也讳，“亮”也讳，“灯”“烛”也讳。这些常用字词若都不能用，人们被迫用其他字词、拼音缩写等等替代，将人为制造混乱与不便，极大降低了沟通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