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孕产妇静躺在医院宽敞明亮的产房中时，可否知道，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里，人们曾经把临产称为过“鬼门关”。这究竟是为什么么呢？

首先不容否认的是，在我国数千年的传统医学中，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先贤，十分重视产育方面问题的探讨，很早就提出了“胎教”的主张和“逐月养胎法”等有益于母婴健康的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发现有“育疾”的记载；西周时代的《周易》、《尚书》、《诗经》等古籍也涉及顺产、逆产的内容。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社会上已有称为“带下医”的妇科专业医生，名医扁鹊来到赵国都城邯郸时，就当过带下医。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胎产书》帛书，据考证也成于战国时期。

汉代初期，在名医淳于意的“诊籍”中，还有一则难产病案留存下来。当时的帝王宫中，更有专职的女“乳医”为后妃的产育服务；一些大都市中，出现了妇产院的雏形——“乳舍”。

唐代开始，产科专著逐渐增多。《经效产宝》中，论述了安胎、令易产、恶阻、胎动不安、胞漏、难产、死胎不出、产后心惊等疾病。宋代太医局将医学分为九个科目，其中有产科十人，并设有产科教授。当时杨子建的《十产论》，便专论了分娩时正产、倒产、横产、坐产、偏产、脐带绕颈等各种产式，以及胎位转正的手法。

同在宋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 对胎教、妊娠、坐月、产难、产后等均设有专论。陈静复的《素庵医要》，现留存有《陈素庵妇科补解》，分调经、安胎、胎前杂证、临产、产后众疾5门，共167论。

明代张景岳《妇人规》，有胎孕、产育、产后等专题内容。清代傅山的《女科产后编》除论述妇科病证治外，还包括有小产、难产、正产、产前产后方证宜忌等内容。

至晚清时代的《达生篇》，还为孕妇临盆归纳了“睡、忍痛、慢临盆”的六字诀。认为分娩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首先要消除恐惧心理，否则反会影响正常生产；主张临产时要心身安泰，休息蓄积体力，在积极的心态下促使疼痛减少、反应轻微。

古代先贤还十分重视接生人员言行及产房环境对产妇分娩的影响，认为有些难产往往是人为因素对产妇的不良刺激造成的。如“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人众看视，无不难产”，“不得令死丧污秽之人视之”，说明了产房人数宜少不宜多，这不仅是预防交叉感染的措施，亦是保持环境安静，防止人多惊扰产妇造成不良心理刺激的必要。

临产重要的一环是断脐和产房的消毒，以避免破伤风及产褥感染。唐代的《千金要方》首先提出“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明代《校注妇人良方》说“用油纸燃烧断脐带，此儿后无伤食作泻之症”，并指出“世用刀器断脐带，子母致危。”从实践中认识到用未经消毒的刀器断脐之害处。

对于产房，则主张用药物和蒸气作空气消毒。例如“以黄芪、川芎、当归大釜水煎，药气氤氲满室”，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是具有科学内容的。

产程过长，往往危及母婴健康。古人提出了不少催产方，其中宋代《妇人大全良方》中主要有免脑（含催产素），为慎重起见，还告诫孕妇不要吃兔子肉。至清代，我国的产科水平不仅限于接生的顺逆，还包括产前保胎、安胎、妊娠呕吐、胎漏及分娩时的难产、胎衣不下、出血、产褥热和乳汁分泌异常的处理等，已经是一门相当复杂的专业学科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临产要过“鬼门关”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生产力的低下和封建迷信思想的长期困扰！把孕妇临产视作肮脏且丑陋的事，古代先贤一些比较科学的接生观念和方法很难普及到民众之中。在男尊女卑的历史条件下，女医生凤毛麟角。而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桎梏，民间接生大多都由没有经过训练、仅凭经验和胆大的产婆包办。

分娩过程中，产婆常用未经消毒的手来操作，检查胎头下降情况，以估计出生的时间。胎儿娩出后，产婆有时会操之过急，牵拉脐带以致造成产后出血过多或子宫内翻。若遇胎盘滞留，产婆通常将产妇的头发塞进口中，使之恶心，或用醋薰使产妇打喷嚏等方法，增加腹压以迫使胎盘娩出。

若胎盘仍不娩出，产婆则徒手伸入产妇体内掏之，其后果常造成大出血、子宫内翻及严重感染而危及生命。如产妇发生昏厥，迷信的做法又会将其头发悬吊在床架或屋梁上，欲使其不至昏死过去。

若遇到难产，母婴的处境更是悲惨了。如果产程过长，有的产婆就让打开门窗，箱柜和抽屉，靠迷信使“产门早开”；有的找巫婆弄一张催生符，烧成灰让产妇吞服。更甚的是产婆用石头或膝盖顶住产妇的腰背，用扁担、门扛压产妇的肚子之类的愚蠢操作。遇到胎位不正、胎儿一只手或一只脚伸出产道外时，产婆则抓一把盐放在胎儿手心，使之缩回或生拉硬拽，造成母婴的伤亡。

脐带的处理更是草率，多用普通的旧剪刀，也有用碎碗片或竹片，或用烧红的旧刀、铲烫灼脐带断端。脐带留有一尺多长，打结盘在婴儿腹部，撒上香灰、松花粉或艾绒，用棉花和布条包扎。待数天之后打开时，有的脐带干脱，有的发臭感染，由此导致新生儿破伤风而死亡者不计其救。孕产妇每到临产，内心深处都会发出“儿奔生，娘奔死，中间只隔一层纸”的凄喊。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洋医学的传入，对我国医学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封建王朝崩塌后，旧中国开始兴办了最早的妇幼卫生机构，如北京的产婆养成所（ 1915年）和孕妇检查所（ 1921年），并开展了一些孕产妇和婴儿情况的调查。

1929年，杨崇瑞博士在北平首创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附设产院，培训了一批高中妇幼卫生人员，并为改造旧式产婆做了有益的尝试。但直至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孕产妇死亡率仍高达 150／万，婴儿死亡率多至 200 ‰左右。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大量培训接生员和推广新法接生；通过大力宣传四期卫生（月经、妊娠、产褥、哺乳期），并采取休假、安排轻工作等措施加以保证；围产医学的兴起和孕产妇保健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使母婴安全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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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创建爱婴医院、提倡母乳喂养等一系列措施，更使我国的孕产妇和胎、婴儿死亡率及伤残率大幅度下降……。妇女分娩过“鬼门关”的日子，已经永远一去不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