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这个词在今天的国内，不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当时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并不叫洋务运动据考察，这个词1938年第一次出现在何干之同志的著作《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1949年以后，史学界开始有人使用“洋务运动”这个词，但并不是大家都赞成1960年我们研究所编了一套历史资料，主要是把19世纪60到90年代期间所举办的各种洋务新政、当时的政策方针等文件编在一起后来经过讨论，命名为《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史学会所编的大型的近代历史资料之一从1960年以后，“洋务运动”在国内大概就普遍地叫起来了，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清朝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清朝洋务运动的领导者

“洋务运动”这个词在今天的国内，不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当时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并不叫洋务运动。据考察，这个词1938年第一次出现在何干之同志的著作《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1949年以后，史学界开始有人使用“洋务运动”这个词，但并不是大家都赞成。1960年我们研究所编了一套历史资料，主要是把19世纪60到90年代期间所举办的各种洋务新政、当时的政策方针等文件编在一起。后来经过讨论，命名为《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史学会所编的大型的近代历史资料之一。从1960年以后，“洋务运动”在国内大概就普遍地叫起来了。

但是事实上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不赞成这个提法，不认为它正确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

有一些人把它叫做“洋务新政”，有一些人把它叫做“洋务自强”或者“自强新政”。台湾和香港学者普遍不愿意使用“洋务运动”这个词，一般使用“洋务自强”、“自强新政”。范文澜先生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用的是“所谓的“自强”新政”。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刘大年主编的书中用的是“洋务活动”。

也有的学者主张用“洋务新政”，反对用“洋务运动”。因为“运动”一般理解为广泛的、大规模的，而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时候，似乎还看不出它广泛地、大规模地推行所谓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一些举措。所以不少人干脆就叫“同光新政”。这是旧时代的命名法——同光时期的新政。

当时的大臣是怎么称呼这些事情呢？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人们所说的“洋务”主要指对外国的交涉，或者主要指因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所引起的中外交涉。

比如1863年5月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说到：“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这里把洋务和洋器分开讲。认为洋务最难，是指和外国谈判和交涉最难。他希望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然后讲求洋器－外国的机器（当时讲西方的机器、科技，一般是用“洋器”或“制器”）。

又比如1866年曾国藩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即现在中外之间最困难的是洋务，是和外国人交涉。一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都这样理解。

比如1882年张佩纶说，从道光、咸丰以来，天下有四大患（天下指的是中国，那个时候以中国为天下）－粤、捻、回、洋。“粤”就是广东，借指太平天国，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是从广东、广西发动起来的。“捻”是活动在安徽、河南一带的捻军。“回”是指西北地区的回族少数民族的起义。“洋”指外国人。张佩纶认为“今为中国患者，独以洋务耳；而东洋之患，且更逼于西洋”。处理洋务和对外的交涉是最大的困难，与日本的交涉甚至比和西方的交涉还困难。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朝廷大臣所理解的洋务基本上指由外国来华所引起的一系列交涉。

“洋务”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上叫做“夷务”。所谓“夷夏之辨”中，中国为“夏”，外国为“夷”。在鸦片战争以前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文书以及在对外交涉中称来自欧洲的人为夷人。“夷”字带有一种轻蔑的意思，英国人对此很不满意，所以在《天津条约》上专门写了一条：中外的文书要平等，对英国人不能用“夷”字，不能把英人称为“夷人”或“英夷”。所以后来清政府就用“洋务”代替“夷务”。

所以“洋务”和“夷务”实际上都是指中外之间由战争引起的谈判以及签订条约。诸如各种对外贸易事项，各种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华传教事件，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民、刑案件等等都叫洋务。

最初，从国外购买或者制造机器、引进西方的科技叫“制器”、“洋器”或“借法自强”。所谓“借法”是借欧洲、西方人的方法来强大、自强。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取消“夷务”这个词，但在对外称呼中一般不用“夷务”而用“洋务”。所以在光绪初年编的一本外交文书中还是

用了《筹办夷务始末》作书名。因为道光朝称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称为《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天津条约）以后了，当时政府的文书还是叫做《筹办夷务始末》。可见“洋务”和“夷务”在当时清政府的观念当中是同一个含义。

当初在清政府里参与办洋务并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因为办洋务，和外国人打交道要低声下气，而且每次打交道办交涉都是以失败告终，总是遭到国人的辱骂。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办洋务。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件事，当时有一个守旧派的大学士倭仁，他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坚决反对引进外国的机器，也反对和外国人交涉。当时朝廷中发生了争论，慈禧太后故意将他一军，让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倭仁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坚决不干。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办洋务的人（现在称为办外交）就慢慢吃香，很容易升官。所以很多人奔走钻营，希望去办洋务。当时香港的王韬曾经说过，如果有人懂得英国的语言文字，能够说几句英语的话，就可以“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似乎说几句英语就是最好的良相，是治国的人才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办洋务是人人所仰慕的一份差使。

把“洋务”、对外交涉和引进外国的机器来办工厂、引进外国的科技这些事情完全连在一起，这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19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人对60年代的历史已经不很了解，所以慢慢地人们就开始把办洋务、办外交和从西方购买机器、引进西法来自强这些事情都拢括在洋务里，统称为“洋务”。

20世纪初，大概1901年，李鸿章死的那一年，梁启超写了一本《李鸿章传》。他本人对19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背景也已经不是很了解，他将李鸿章所办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以及引进外国的机器办近代的工厂等等事情，都称为洋务，所以从1901年以后，人们往往把从外国引进机器通称为洋务。后来人们就没有像19世纪60年代那样把“洋务”、“自强”和“借法自强”、“洋器”、“制器”这些事情区分开，而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叫“洋务”。

李鸿章是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死的，他临死时还认为他所办的是洋务。所谓引进西方科技、买西方的机器、办海军这些事情，他认为是“裱糊破屋”。认为那个时候清朝已经是破屋，他不过是个裱糊匠，不过是在房子里贴一些纸，把它裱糊起来，好看一点而已。他始终把他所说的“洋务”和引进机器分开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