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
在钱锺书逝世20周年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站在“钱学”爱好者角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锺书的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学术趣味的研究、解读文章结集成《钱锺书交游考》。
谢泳著《钱锺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出版。
书中谈钱锺书的学术态度，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谈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展现了钱锺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钱锺书的许多观点、言论在书中属首次披露。
徐志摩
徐志摩去世时，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肯定知道徐志摩。注意钱、徐的关系，可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即钱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这可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受到钱锺书的影响。
徐志摩
钱锺书写《围城》，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就这个意义，可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时称：“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版书，“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他在引述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钱锺书对此虽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事实上影响了他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其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这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郭沫若
1984年，傅璇宗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对傅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理解为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
郭沫若
钱锺书1949年后与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是科学院院长，钱是科学院下属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没有问题，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后虽有人指出，郭写《李白与杜甫》是其早年的学术趣味，但这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且，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非1949年后才产生的。
《围城》第七章有一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这个“三百年祭”，显指郭沫若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而特用“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可这样理解。即使是妄断，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围城》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
曹禺
《围城》里有两个细节与曹禺有关：
第一次提到：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
第二次提到：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快乐地拍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辛楣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
曹禺
上文涉及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两位剧作家，曹禺与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
钱锺书这个比喻定有深意，从中可判断这是对两个剧作家的评价。1991年版《围城》在这段话下加了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围城》中，赵辛楣把李健吾误说成曹禺，难道不是对两个剧作家的一种评价吗？如果说是开玩笑，事后应有所交代，但后来的故事发展中，没有对这个情节的说明。
一般说来，小说家在作品中拿同学和熟人开玩笑有两种情况，一是特别相知，二是彼此有看法。前者可理解为善意的调侃，后者可能另有深意。
其实还有故事。1934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在剧本栏共发了三个剧本，依次是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曹禺《雷雨》，顾青海《香妃》。
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靳以和巴金都说，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
据此可判断，当时可能对李健吾剧本的评价更高一些。在钱锺书看来，可能他更认同李健吾的剧本，但事实上，后来李健吾其实被遗忘了。
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恳谈会上，以《诗可以怨》为题发表演讲。他说：“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简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王昭君》是曹禺改革开放后完成的历史剧，从钱的语气可判断，他的评价不高。
1979年5月，钱锺书访问美国，评论家水晶问钱锺书，曹禺现在如何？钱答：“曹禺很好。今年下半年将可能来美国访问。”
作者：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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