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今天，提到深圳我们通常会联想到两个字：“奇迹”。

从1979年撤县设市至今，刚过40岁的深圳，与世界其他一线城市的“高龄”对比，显得异常“幼龄”、“稚嫩”，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份年轻和稚嫩，才让它更配得上“奇迹”这两个字。

如果以香港为参照物，在1979年，深圳经济总量仅为1.97亿元，人均GDP606元，不足香港的 1%，但到了2020年，深圳经济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大幅超越了2.41万亿的香港。

从当今数据上来看，深圳配得上奇迹这两个字。

▲1992年，邓小平时隔8年再度来到深圳视察，图为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

然而，如果将时间的齿轮往回倒40年，我们会发现，深圳能有今天不能单纯地总结为奇迹；深圳能有今天，应该是少数人的创新加上多数人的勤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里的少数人，指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

这里的多数人，指的是包括任正非（华为）、马化腾（腾讯）、马明哲（中国平安）、马蔚华（招商银行）、王传福（比亚迪）等在内的勤劳、勇敢、无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走到今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979年刚开始建设时的深圳，一片荒凉。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任务，正式吹响了发展经济的号角。

彼时的深圳，还是叫做广东省宝安县，它毫不起眼，甚至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当时的宝安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户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

当时的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高达13000元港币。

在这样艰苦的生存条件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下南洋”成为深圳人的重要谋生之道，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疯狂偷渡香港，造就了当年轰轰烈烈的逃港大潮。

当时邓小平获悉了这一消息后，既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指责谁，只是简单地说，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非常简单粗暴的道理。

因此，想要“留住”人们的心，只有让他们赶紧富起来。

▲1979年的“中央50号文件”，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特区。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当年11月，深圳、珠海升级为地级市。1981年3月，深圳升级为副省级城市。

当年7月15日，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地方试办特区。

在刚结束“文革”的1979年，这种决策是一种空前绝后的伟大突破，这也体现了邓小平等人身上的巨大政治勇气和伟大创新精神，他就像是一枚定海神针，保障着深圳这艘巨轮顺利驶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中央没有钱, 可以给些政策, 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在一片热闹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在之后几十年里，深圳的发展之路是荆棘密布的，无数人曾经对其有过质疑、批评甚至抨击。

先是1980年下半年发生的罗湖搬山填土事件。

当年深圳经济特区才刚刚成立，不仅百姓对此毫无概念，就连政府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的罗湖（今深圳罗湖区）其实是一座山，叫罗湖山，它是深圳离香港最近的地方，是外商进入深圳后的第一站，所以为了发展深圳，市政府决定炸平罗湖山。

不过，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阻力。

▲当年的罗湖山

首先是政府内部的阻力。

不少人认为，

“罗湖周围都是洼地，年年都要发大水，汪洋一片，到时候什么都淹在水里，开发罗湖不等于是抛钱落水吗？为什么不先开发地势平坦的皇岗？”

事实确实如此，罗湖自古有“五水归湖”的说法。一下大雨，莲塘河、沙湾河、洪湖、银湖和香港上水的水一齐都流到了这里，水深齐腰，就像箩装湖水，而皇岗地势平坦，不会有水淹之患。

为此两派争论不休，因为当时特区政府管理体制不完善，争论久久无法达成一致，建设进度也被迫放缓。

最终，还是深圳市政府领导顶住压力，一锤定音决定炸平罗湖山，才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城的第一步。接下来，深圳市政府又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当时罗湖山上有海关、铁路的宿舍和不少罗湖区村民的祖坟，搬山势必意味着迁居、迁坟。

在封闭落后的旧中国，祖屋、祖坟仿佛就是村民的命根子，施工现场甚至一度引发骚乱，因此建设工程再次陷入了停滞。

当时全中国的眼睛都盯着深圳，顶着经济特区的光环，深圳市政府领导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为了说服村民，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上阵走访村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动员大家支持改革开放，最终历经磨难，深圳才终于完成了这项起始性的基建工作。

▲1996年的深圳罗湖区。

1980年的罗湖搬山填土事件，只是深圳改革开放前三年的一个小小缩影，当时为了冲破桎梏，敢为人先的深圳市政府克服了类似的无数危机。

俗话说，危机过后就是机遇。

从1982年到1985年，深圳终于迎来了第一波建设高潮。

在这一时期，深圳建国贸大厦，三天一层被称作“深圳速度”；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也传遍了全国。

“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后讲话。

▲改革开放初的深圳。

不过，等这波基建热潮结束后，1985年到1986年深圳再度迎来了人们的口诛笔伐。

在这期间，社会上开始出现大量针对深圳特区的各种负面舆论。不少人表示，光靠发展基建根本无法改善深圳的投资环境，这就像是在“砸钱”。

他们对改革开放充满质疑，媒体上甚至出现了所谓“特区输血论”，大肆渲染深圳改革开放是没有希望的、无以为继的。

在1985年到1986年中旬，深圳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市场一度面临崩溃。

然而，也就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深圳市政府依然顶住压力，继续推出扩大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深圳特区吸收利用外资工作重新走上了增长的新台阶。

除此外，还有耳熟能详的比如姓“资”姓“社”的问题，最终也是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才解决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讲话”。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指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深圳莲花山上的邓小平塑像。

应该说从1980年改革开放至今，深圳历经坎坷，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奋斗终生，这个过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不过，好在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在深圳这块沃土上，无数知名企业应运而生。

1979年的招商蛇口，1984年的万科，1985年的中兴通讯，1987年的华为，1987年的招商银行，1988年的中国平安，1993年的顺丰物流，1995年的比亚迪，1998年的腾讯，2003年的大疆......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当初确立的经济特区是4个（另外3个：珠海、汕头、厦门），为什么只有深圳走出来了？

简单概括的话，原因有两方面。

▲深圳

其一，表层因素是深圳特有的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文化。

有许多创业者，特别是大学生创业者，为什么在厦门、珠海、汕头等城市会待不住？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

但深圳不一样，他们只要来到深圳就会爱上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是全中国创业融资环境最宽松的城市之一。

而且在深圳目前接近1400万的人口中，非本地户籍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当地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因而形成了一种“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社会风气。

对于外来者来说，这就像是破除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深圳因而也就成为了他们造梦的最佳选择。

▲深圳文化中心

其二，深层因素是深圳顺应了人性的无穷欲望。

人都是有欲望的，比如贪婪、虚荣、侥幸，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只要用得好，是可以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

俗话说，大禹治水在于疏导而不是堵截。

对于这些欲望，深圳更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地打压。这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释放了人们的天性，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了大门。

这些怀揣梦想的人们就像潮水一样，前仆后继地涌向深圳，虽然鱼龙混杂，但大浪淘沙之后，最终打磨出了深圳这颗璀璨夺目的钻石。

所以说，深圳能有今天，不能叫作奇迹；深圳能有今天，是少数人的创新加上多数人的勤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