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过来谈妇女的历史，发现一切都为男人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由当中没有过我们的好处。加布里也尔·吕西埃的自杀使我们惶惑不安，就像一位陌生的姐妹自杀一样，我们还对蓬皮杜的狡猾感到愤怒，他为了避免说出对骚乱的看法而引用了艾吕雅的一首谁都不明白的诗歌。妇女解放运动的风声传到了外省。《家庭暴力》出现在报亭里，我们怀着由于在一本书里发现自己的一种真相而产生的、既兴奋而又无能为力的感觉，阅读杰曼·格里尔的《女宦官》，凯特·米勒特的《男性的政治》，苏珊娜·奥莱尔的《被窒息的创作》和让娜·索凯的作品。从夫妇的麻木中清醒过来，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是一条没有自行车的鱼》的招贴画下面席地而坐，重新回想我们的生活，感到能够离开丈夫和孩子，摆脱一切并且写作一些露骨的东西。回到家里，决心逐渐冷却，犯罪感油然而生。我们不再看到为了解放自己能做些什么一也看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坚信自己的男人不是一个男尊女卑论者或大男子主义者。我们也在各种说法—一宣扬男女之间权利平等和抨击“父权法”；偏爱看重女性的一切，月经、哺乳和准备韭葱浓汤—一之间犹豫不决。但是我们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描绘成一种向着自由前进，这就已经大有改变了。一种女人的、生来处于劣势的感觉正在消失。我们记不清是哪一天和哪一个月了一不过是在春天—只记得我们从头至尾读过了三百四十三个女人的名字—一她们是如此众多，而我们却是如此孤独，只有导管和喷在床单上的血迹—一她们在《新观察家》上宣布进行了非法堕胎。尽管不受欢迎，我们还是赞同那些要求废除一九二○年法令和自由进行临床堕胎的人。我们在中学的复印机上印传单，在夜色降临时分发到信箱里去，我们去看《爱的故事》，悄悄地把一些孕妇引到一间套房里去，有一些军医免费为她们吸掉不想要的胎儿。一只用来消毒器材的可米压力锅和一台倒置的自行车打气筒就够了：卡尔曼医生使私下替人堕胎的接生婆们的动作变得简单和安全。我们向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提供一些地址。这种秘密性令人激动，似乎恢复了与抵抗运动的联系，接替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那些拎手提箱的人。博比尼诉讼案结束的时候，曾为贾米拉·布帕夏辩护、在记者的闪光灯下如此美丽的女律师吉塞尔·哈里密，代表着这种连续性一正如“让他们活着”的拥护者和为了吓唬人们而在电视上展示胎儿的拉惹纳教授，代表着与维希政府的连续性一样。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许多人在太阳下面打着横幅原地踏步，全都抬起眼睛望着多菲内蔚蓝的天空，我们意识到这是几千年以来我们第一次阻止了妇女们因非法堕胎而死亡。因而有谁能够忘记我们。
按照年龄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差别，根据各人的兴趣和犯过的罪行，我们适应着革命的节奏，不由自主地遵循着寻欢作乐、快感和智者的命令：不要像白痴那样死去。一些人吸食大麻，共同生活，像雷诺汽车公司的工人那样定居下来，到加德满都去；另一些人到泰拜尔盖去过一个星期，阅读《夏利周刊》，《冰冷的液体》，《大草原的回声》，《唐可那拉桑特》，《吼叫的金属》，《张开的嘴巴》，把鲜花贴在他们汽车的车门上，切·格瓦拉和被凝固汽油弹烧死在房间里的小女孩的红色的招贴画，穿着毛式服装或南美牧人的毯式披风，开始带着几个垫子在地上生活，点燃一些香棒，购买一些媚力施集团的产品，去看大魔术马戏团，《巴黎最后的探戈》，《艾曼纽》，收拾阿尔代什的农场，由于黄油里的农药而订阅《五千万消费者》，不再戴乳罩，把《他》杂志丢在桌子上让孩子们去摆弄，要求他们像同学那样称呼自已的名字。
我们在时空中寻找模特、印度和塞文山脉，异国情调或者农民。有一种对纯洁的渴望。
放弃一切，工作和住房，到乡村去定居，这个计划一再推迟，但我们肯定有朝一日总是会实现的，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最渴望复生的人力图到孤立在不毛之地上的村庄里去度假，对把人晒成古铜色白痴的海滩、因工业的发展变得枯燥乏味和“面目全非”的外省故乡不屑一顾。他们相反的把看起来数百年从未改变真实性的千旱地带归功于贫困的农民。那些想创造历史的人，对于它消失在季节的重复和姿态的不变之中丝毫不感到奇怪—一他们还用一口面包向这些农民购买一间旧木棚。
或者他们到东方国家去度假。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之间的灰色街道上，在产品贫乏和商品都没有商标、包装在粗劣纸张里的国营商店面前，晚上被照亮的房间的天花板上吊着裸露的灯泡，他们觉得是在战后年代里毫无生气、什么都缺的缓慢世界里行走。这是一种温存的和说不出的感觉。然而他们永远也不想在那里生活。他们带回来一些绣花的罩衫和茴香酒。他们希望世界上永远剩下一些不发达的国家，使他们能在想象中向后倒退。
一九七○年代初，在夏天的傍晚，在干早土地上百里香的气味中，坐在农场里用将近一千法郎从一个旧货商那里买来的大桌子、烤肉串和一道尼斯焖菜—应该想到素食主义者——周围的宾客们，他们相互之间还不认识：正在收拾旁边那间房子的巴黎人，徒步旅行的年轻路人，善于出游的丝绸画家，带或不带孩子的夫妇，毛发乱蓬蓬的男子，变得粗野的青年，穿着印度长袍的成年女子，在尽管一上来就以你相称但有所保留的开场白之后，谈话就进人了食品的色素和激素，性学和人体的表现方式，反对军训式的强烈运动，梅齐埃尔法，罗杰法，瑜伽，弗雷德里克·勒博耶的无痛分娩，顺势疗法和动作片，工人自治和里普手表公司，勒内·杜蒙。大家相互询问是把孩子送到学校还是自己教育他们更好一些，用阿亚克斯牌清洁剂来擦洗碗槽是有毒的，练瑜伽的益处，一种集体的心理疗法，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的空想，女人是否应该要求与男人平等或者是有差别的平等。我们列数着饮食，生育，培养孩子，照料自己，教育，与自己、他人和大自然都处于和谐状态，并且摆脱社会的种种最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方式有：家用器皿、编织、吉他、首饰、戏剧、写作。浮现着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模糊的创造欲。人人都倚仗一种艺术活动或者打算拥有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按照规矩，所有的方式都是有价值的，如果不去绘画或者吹横笛，也还有可能在进行一次精神分析的时候创造自己。
当孩子们全都一起躺在同一间卧室里，不顾为了做做样子而大声宣布的不许“争吵”的命令，开心地做着各种傻事的时候，我们喝着旁边农民——只是被邀请来喝开胃酒—一的烧酒，话题逐渐转向胡思乱想的关于性的一切疑问：我们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爱情的表白，第一次性欲高潮。野姑娘宣布“我喜欢拉屎”。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和一些无关的人相处，远离家庭的饭菜和我们讨厌的规矩，令人兴奋地感到展现在丰富多彩的世界面前。我们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青少年。
谁都不想提到战争，奥斯维辛和集中营，以及人们不再谈起的阿尔及利亚的骚乱，只是谈谈广岛，核武器的未来。在农民的世世代代里，散发着加里哥宇群落气味的夜晚似乎带来灵感，而一九七三年八月的此刻却一无所有。
有个人奏起了吉他，唱着马克西姆·勒一福雷斯蒂尔的《像山谷里的一棵树》和基拉帕雍的《睡吧，宝贝》一—我们垂下眼睛听着。我们要去胡乱地睡在古代养蚕场里的行军床上，不知道是和右面还是左面的邻居做爱、还是什么都不做更好一些。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已经在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中舒适和陶醉得睡意蒙眬，因为我们把整个晚上的节目都贡献给了自己一—远离那些在梅兰普拉热的野营地里堆在一起的无聊透顶的人。
现在社会有了一个名称，叫做“消费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我们为之庆幸或哀叹的确信，这是摆脱不了的。石油价格直线上升。空气也要花钱，对于满意的物品与财富则果断地占为己有。我们买了一台双门冰箱，一辆轻快的R5汽车，在弗莱纳的宾馆俱乐部住上一个星期，在格朗莫特有一个单间公寓。我们换了电视。彩色屏幕上的世界更美了，里面的一切都更加令人向往。黑白照片与日常世界一一它是它们严肃的、几乎是悲惨的底片—一建立的距离在渐渐消失。
广告显示应该如何生活和行事、配置家具，它是社会的文化教辅导员。孩子们要喝有果香味的依云矿泉水，“这更有活力”，卡德布里牌饼干，《小丑吉里》，一种用来听歌曲《猫儿历险记》和《教士的女仆》的便携式自动电唱机，一辆遥控汽车和一个芭比娃娃。父母们希望给了他们这一切，他们以后就不会去吸印度大麻了。我们没有上当，和同学们一起严肃地观察着广告的危险，给出一个关于《幸福是否在于拥有物品？》的题目，在文体用品连锁店里，我们怀着为了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利用现代性的感觉，买了一台高保真度组合音响，一台根德收录机，一台超八毫米贝尔摄像机。为了我们和通过我们消费变得纯洁了。
五月的一切理想都在转变成物品和消遣。
在投影仪（放映机）的嗡嗡声中，在起居室里展开的屏幕上，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走路，动着嘴唇，无声地笑着时颇为狼狈。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动作感到吃惊。这是一种新的感觉，大概类似于十七世纪的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感觉，或者外祖父母在看他们第一张照片上的肖像时的感觉。我们不敢露出一点煌惑，宁可看着别人，父母、朋友，我们已经觉得他们更加适合上屏幕了。在录音机上听到自己的声音更加可怕。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别人听着的这种声音。我们更加了解了自己，然而却不再无忧无虑了。在穿着一穿一件大圆领背心和木履、喇叭裤，阅读(《新观察家》)，发怒（反对核武器，向海里倒去污剂），容忍（嬉皮士)—一的方式上，我们感到适应了这个时代一由此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理的。父母和五十岁以上的人属于另一个时代，也包括他们想理解年轻人的要求。我们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成纯粹的新闻。而我们是不会衰老的。
影片的第一个画面显示出一扇微微打开的一一是夜里一正门，重新关上后又打开了。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停住了，犹豫不决，橙黄色的罩衫，压在耳朵上的鸭舌帽，眨着眼睛。接着另一个更小的男孩，连脑袋带身子裹在一件有白色皮里子的、带风雪帽的蓝色滑雪运动衫里。大的那个躁动不安，小的那个一直在发愣，两眼呆滞，似乎影片停止了一样。现在一个女人进来了，穿着一件栗色的紧腰长大衣，风帽遮住了头部。她怀里抱着两个叠在一起的纸板盒，上面露出了一些食品。她用肩膀把门推开。消失之后重新出现时纸盒没有了，正在取下她挂在被称为“鹦鹉”的衣帽架上的大衣，带着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转向摄像机，垂着被镁光灯的强光耀花的眼睛。她有点消瘦，略微化了妆，栗色的卡挺牌长裤，紧身的，没有开裆，带黄色条纹的栗色羊毛套衫。半长的褐发用一个发夹束了起来。表情里有点苦行和·忧伤——或者幻灭一—的味道，微笑来得太慢而显得不自然。动作流露出粗暴或（和）神经质。孩子们又在那里了，站在她的面前。三个人都不知道做什么，晃动着手臂和两腿，在已经习惯了的强光里聚在摄像机面前注视着。看得清楚他们一言不发。可以说他们是在为了拍一张总也照不完的照片在摆姿势。大男孩举起了手臂在行一个滑稽的军礼，嘴唇做出怪样子，闭着眼皮。摄像机跳到一些具有审美和商品价值的、明确地表现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装饰品上：一只保险箱，一只乳白玻璃的吊灯。
当她领着放学的孩子购物回来的时候，是他，她的丈夫，拍摄了这些画面。胶卷标签上的题目是家庭生活，一九七二一一九七三年。总是由他来拍摄的。按照女性杂志的标准，她在外表上属于把工作与生育协调一致、关注保持女性特征、打扮时尚的三十岁开外的活跃妇女的范畴。列举她在一天之内常去的地方（中学，家乐福，肉店，蒸汽熨衣铺，等等)，她在一辆迷你宝马上的行程，在儿科医生、长子的柔道课和次子的陶艺课、邮局之间，每做一件事情就计算用去的时间，上课和批改作业，准备早餐，孩子们的衣服，要洗的内衣，午饭，购物，除了面包一一他下班时带回来—一会得出如下的结果：
家里家外的时间分配看起来是不平均的，领工资的工作占(2/3),包括教育在内的家务占(1/3)
各种事情极为杂乱
购物地点的频繁往来
几乎完全没有消停的时间
这种计算不足以解释她新的精神状态。她没有计算，只是为迅速完成了这些既非必需、也不是发明和变革的事情而感到一种自豪。
她感到自己的职业就像是连续不断的缺陷和欺骗，她在日记里写道：“成为教师使我心碎”。她精力充沛，充满学习和尝试做新奇事情的欲望，回想着她在二十二岁时写过的话：“如果我在二十五岁时没有履行我要写一部小说的诺言，我就自杀。”她觉得失败的、已经吹得过头的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我过另一种生活会更幸福吗？”这个困扰着她的问题呢？
她开始在夫妇和家庭之外进行思考。
她的大学时代对于她不再是怀旧的目标。她把它们看成是精神上资产阶级化的时代，与她原来的世界决裂的时代。她的记忆从浪漫变成了批判。她眼前常常浮现出童年时的一些场面，她的母亲向她吼叫以后你会朝我们脸上吐唾沫，男孩子们做完弥撒就转向伟士牌摩托车，而她则带着在寄宿学校花园里的照片上那样不变的卷发，铺着一块油腻腻的、她的父亲“做点心”—词汇也像一种被遗忘的语言那样重现在记忆里—的漆布的桌子上的作业，她的读物，《悄悄话》和戴利的作品，玛丽亚诺的歌曲，对她在学校里获得的优异奖和社会地位低下—这在照片上是看不到的—的回忆，她当做耻辱的事情来搜寻的、变得值得重新找到、在智慧的光芒下展现出来的一切。随着她记忆中屈辱感的消退，未来又成了一个活动范围。为妇女堕胎的权利进行斗争，反对社会的非正义和理解她怎样成为这个女人，对于她来说是一回事。
在对后来逝去的岁月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她认为是幸福的画面：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之间的冬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天空，漫天大雪直到四月份还贴在用灰色石板铺成的人行道上，她在走路时故意寻找它们用靴子踩碎，以利于摧毁这个没完没了的、在伊泽尔省的圣洛朗迪蓬舞厅里还发生了火灾的冬天，那里本来是要到下一个冬季才点燃火把的在圣保罗德旺斯的广场上，身穿玫瑰色衬衫玩滚球游戏的伊夫·蒙当有点发福，打完每个来回移动的、幸运和成功的球之后，他注视着聚集在远处栅栏后面的游客，也就在这个夏天加布里也尔·吕西埃在监狱里，并且在回到房间去的时候自杀了
圣奥诺雷浴场的温泉广场，孩子们漂浮机动船的池塘，她和他们住过三个星期的“公园”旅馆，后来与罗贝尔·潘热的作品《某人》里的寄宿学校混淆在一起了。
在难以忍受的记忆中，有她父亲垂死时的画面，尸体上穿着只在她的婚礼上穿过一次的服装，从狭窄得难以通过一口棺材的楼梯上抬下来放在底楼房间的一个塑料包里。
政治事件只是以细节的形式存在：在电视上，在总统大选期间，孟戴斯·弗朗斯一德费尔拼凑的令人沮丧的观点，她当时想“可是皮埃尔一孟戴斯·弗朗斯为什么没有独自出现”。当阿兰·波赫尔在第二轮选举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说中，搔着自已鼻子的时候，她感到由于这个面对全体观众的动作，他会被蓬皮杜击败。
她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年龄。当然有着少妇面对年龄更大的女人时的一种高傲，对于过了绝经期的妇女有一种优越感。
她成为其中的一个是极不可能的。一种说她将在五十二岁时死去的预言并未使她激动，她觉得在这个年龄死去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预料这个春天会很热闹，接着秋天也是如此。它们过去从未像这个样子。
中学生行动委员会，自治论者，生态学家，反核武器的人，拒服兵役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形形色色的事业都在大行其道，它们相互之间并不一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许有着太多的动乱，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没完没了的越南，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谋杀，希腊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府。马尔瑟兰当局冷静地镇压了“左派行动”。我们以为只是患有痔疮的蓬皮杜突然去世了。在教师会议厅里，工会的广告又开始宣告为“我们劳动条件的恶化”而举行一些罢工将使“当局后退”。对未来的想象仅限于九月份一开学就把放假的日期在记事本上圈起来。
阅读《夏利周刊》和《解放报》维持着我们属于一个革命的享乐团体的信仰，并且无论如何都在为一个新的五月的到来而努力。
索尔仁尼琴带来的《古拉格群岛》，像启示一样受到欢迎，散布着混乱并使十月革命的前景为之暗淡。广告上有一个笑得令人讨厌的家伙，眼睛直勾勾地向路人说着：我关心你们的金钱。我们最终信赖左翼联盟及其共同纲领，毕竟是某种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东西。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一在阿连德被杀害之后，我们注视着世界上反对皮诺切特的示威游行，而右派则因看到“可悲的智利经验”的结束而狂喜，一一与一九七四年春天之间，我们坐在电视面前看着作为重要事件介绍的、密特朗与吉斯卡尔面对面的辩论一我们不再相信会有一个新的五月。由于三月或四月的绵绵细雨，一天晚上，在班级委员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感到以后的春天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时这又是一种幻觉。在巴黎或者布拉格，这个春天里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从此以后随着吉斯卡尔·德斯坦生活在“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里。没有什么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而只是现代的或非现代的。一切都与现代性有关。人们把自由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这样命名的社会就是允许最大限度地拥有权利和物品的社会。
我们并未感到特别烦闷。尽管我们在选举当晚听到吉斯卡尔像鸡屁股般凸起的嘴巴里放出一连串屁那样，说出“我向我的对手致敬”这句话后就立刻把电视的按钮转了过去一一我们曾被十八岁时的投票、双方同意的离婚、关于堕胎法的辩论所激动，在看到西蒙娜·韦伊在议会里反对自己阵营里的狂暴男人、独自为自己辩护时几乎号陶大哭，并且把韦伊放在我们的先贤祠里的另一个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旁边—一她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的一次记者访谈中，包着头巾，染着红指甲，像那种会预测未来的人，使我们感到痛心，但为时已晚，她是不应该这样的——我们有时在课堂上引证一些哲学家，现在当同学们把她与他们混为一谈的时候我们也不再生气了。在这个很久都没见过的、没有下过一滴雨的炎炎盛夏里，这位优雅的总统拒绝特赦被判处死刑的拉努西，我们最终还是与他决裂了。时尚在“眨眼”之间就轻快地流传开来，道义上的愤慨不再适用了。我们在电影院里好玩地读着《吮吸女郎》和《潮湿的小短裤》的布告，从不错过让一路易·博里主持《疯女》的任何一次露面。从前《修女》的被禁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很难承认《跳华尔兹舞的女人》里帕特里克·德瓦埃尔代替婴儿吸一个女人的奶的场面使我们多么心烦意乱。
我们逐渐戒掉流行的道德词语，改用其他用快乐的标准来衡量行动、行为和感情的词语：“失落”和“满足”。在世界上新的生存方式是“休闲”，舒适随意，是自信和对他人冷漠的混合。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乡村，远离“污染”、“乘地铁、工作、睡觉”的单调生活、“集中营”般的郊区及其“小流氓”。可是他们继续涌向大城市，根据选择的可能性住在“住房优先建造区”或者“独立房屋小区”。
我们还不到三十五岁，“谋得一份工作”、就在那个外省的普通城市里衰老和死去的想法令人伤感，难道我们就不能生活在这喧嚣躁动、纷繁忙碌的巴黎？当火车一下子飞速奔驰得像疯子那样行驶到里昂车站—巴黎地区一的灰色城墙都不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渴望从第戎出发了。这是一种成功生活的不可避免的演变，完全获得了现代性。
圣热纳维也弗德布瓦，维勒达弗雷，乞力马扎罗山，小克拉马尔，维利耶勒贝尔，这些名字—一动听而且有历史性，令人想起一部影片，谋杀戴高乐，或者什么都没有一—我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们的位置，仅仅知道它们位于那个迷人的圈子里，无论从哪个点出发都能到达拉丁区，像勒吉亚尼那样在圣日耳曼喝上一杯奶油咖啡。应该准确地避开萨尔塞勒、拉库尔诺弗和圣德尼斯，“外国人”在它们的“居民点”里的比例极高，其中的“邪恶”被揭露得连学校的教科书里都有了。
我们出发了。在一个周长四十公里的新城市里安顿下来。一块正在完工的土地上的一所简易房，这里装饰得像一个度假村，有一些以鲜花命名的街道。砰砰作响的门发出一种平房的声音。那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袒露在法兰西岛的天空下，在一块被一排高压线铁塔穿越的田野边上。
远处有一些草地，玻璃幕墙的大楼和一些行政部门的建筑群，一块供行人通过的石板地，另外一些地块由通道上方的天桥相连。无法想象这座城市的边界。我们觉得漂浮在一个过于巨大的空间里，生活就融化在其中。在那里散步是没有方向的，必要时穿着厚运动衫奔跑，根本不用看自己的周围。我们身上还保留着旧城里有些汽车的街道、人行道上的行人的烙印。
从外省迁移到巴黎地区，时间变得越来越快。对时间的感觉不一样了。天已傍晚，我们觉得除了在令人烦躁的教室里模模糊糊地上课之外什么都没干。
住在巴黎地区，这是：被扔到了一个只能驾车走遍的道路网弄得混乱不堪、因而记不清地理位置的区域里
无法摆脱商品竞争的景象，它们堆积在一些荒地上，或者放在沿着道路杂乱地排列的仓库里，招牌都是大而无当，“百货展览”，“世界地毯”，“皮件中心”，突然使电台上的商业广告有了一种奇特的现实性，当然要来圣马克卢
在我们看到的东西里是不可能找到一种完美的秩序的。
我们被迁移到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里，很可能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是如此难以确定，只能在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的人和一些滑板当中，步行穿过蓝色塔楼的石板地的时候才能体验得到。我们意识到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人，到拉德芳斯为止有数百万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别人。
此刻的巴黎没有现实性。我们在星期三和星期天吃力地带着孩子们回到这里，让他们看埃菲尔铁塔和格雷万博物馆，坐在游览船上看塞纳河。我们在孩提时代魂牵梦绕的历史遗迹，在公路的指示牌上发现是如此之近，凡尔赛，尚蒂伊，不再引起我们的欲望了。星期天下午，我们待在家里看《小告密者》和干点零活。
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巨大而封闭的贸易中心，分为三层，温度适宜，尽管人多却没有噪音。在玻璃天棚下面有一些喷泉和长凳，被柔和的光线照亮的走廊与橱窗里冷冰冰的照明、所有挨在一起的商店的内部形成了对比。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进出，没有要推开的门，也不用说您好和再见。衣服和食品从来没有这么漂亮——一可以毫不费事地直接接触。商品的昵称，“青年装”，“贺年卡”，“牛仔裤”，使乱翻的行为看起来像孩子那样随便，我们也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年龄了。
这与到普利苏尼克食品连锁店或者新百货商店去购物的我不再是同一个自我了。从达尔蒂电气商店到廉价商店购买的欲望向我们扑来，似乎买一只烘饼干的电炉和一盏日本台灯会使我们变成不同的人，跟我们在十五岁时希望通过认识时髦的词汇和摇滚乐而被改变的方式一样。
我们滑进了一种沉闷的现状，却无法说明它是来自于搬迁到一个没有过去的城市，还是来自于一种“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无限远景，要么是两者偶然的重合。我们去看《仇恨》。在把影片的主角带向越南的飞机里，去送死的是我们和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的幻想。几个星期之后，随着重新开始的环路和停车场的实践，我们不再感到奇怪了。我们吃惊地发现自己被包括在这个巨大而模糊的居民圈里，早晨和晚上从高速公路上升起的不清晰的隆隆声，似乎给我们带来不可见的和强大的现实。我们将发现巴黎，确定各个区和所有街道、地铁站的位置，以及月台上最适合下车和赶上换乘的地方。我们终于敢把汽车一直开到星形广场与协和广场了。在热纳维里埃桥的入口处，面对巴黎突然敞开的辽阔远景，我们感到要为成为这种大规模繁忙生活的一部分而赞美，就像个人得到提升一样。我们不再想回到那些现在被我们不加区分地称为外省的地方去了。而在一天晚上，在巴黎地区布满红蓝色灯光广告的夜里行驶的一列火车里，我们离开了三年的上萨瓦省的城市出现在世界的尽头。
越南战争结束了。它自从开始以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西贡陷落的那一天，我们意识到从未相信过美国人会失败。他们终于为凝固汽油弹付出了代价，在一条河流里跑着的小女孩的招贴画就装饰着我们的墙壁。我们对事情终于结束感到欢欣和疲惫。应该降低调子了。电视上显示出一些聚集在小船上逃离越南的人群。就在边境附近，红色旅和巴德尔匪帮劫持老板们和政治家，他们就像无论哪个黑手党人那样被发现死在汽车的保险箱里。寄希望于一次革命变成了可耻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说为在牢房里自杀的乌里克·迈因霍夫感到悲伤了。阿尔都塞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把妻子扼死在床上，他的罪行隐约地显得应该归咎于由他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一种精神病。
“新哲学家”突然出现在电视舞台上，他们激烈地反对“意识形态”，挥舞着索尔仁尼琴和集中营，以便把革命的梦想者打到地下去。与据说已年老糊涂并且始终拒绝上电视的萨特、波伏瓦及其机关枪般的口才不同，他们年轻，用人人都可以理解的词汇来“询问”良心，用自己的智慧来使人们放心。他们道义上的愤概看起来很有趣，然而我们看不出他们想达到什么地步一如果不是阻止投票支持左翼联盟的话。在我们看来，在儿童时期规定由谁通过良好的行为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在哲学课上实践康德的要使你的行为能自称为普遍准则那样去行动，与马克思和萨特去改变世界一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相信过一一那里面没有任何希望。
权威的声音对于郊区和新来的家庭都默不作声，在廉租房内与他们比邻而居的、已经在那里的居民指责他们不像我们这样说话和吃饭。一些模模糊糊和不大认识的人，在渴望交往的幸福观下面，碰巧聚集了不好的运气，“处境不利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住在“兔笼”里，那里无论如何是谁都不会设想是幸福的。移民保留着在马路上一个洞穴深处戴着安全帽挖土的人，以及在挂在搬运车上的垃圾箱里捡破烂人的面孔，一种十分节约的生活。在班里关于道德的年度辩论过程中，我的学生们得意洋洋地同意的生活，他们确信掌握着反对种族主义的最有利的证据：我们需要移民来从事法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只有电视上播放出来的事情接近现实。人人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老人们中午在刚播送节目的时候打开，晚上在测视图固定不变的屏幕面前昏昏欲睡。冬天虔诚的人只要看《主日》以便在家里做弥撒。家庭主妇来回换台，看一台的连续剧或者二台的《今天夫人》。母亲们抱着在安静地看《星期三的来访者》和《瓦尔特·迪斯尼的奇妙世界》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电视都是随时可以安排而且并不费钱的消遣，妻子们则可以在《星期天体育》面前安心地把丈夫留在身边。它用浮现在主持人（雅克·马丁和斯特凡·科拉罗)微笑和善解人意的面孔上、他们老好人般的脸上（贝纳尔·皮沃，阿兰·德科）的持久和无形的关怀围绕着我们。它越来越把我们聚集在各种相同的好奇心、恐惧和满足里，我们是不是要找到杀害小菲利普·贝特朗的卑鄙凶手，恩潘男爵，追捕梅斯里纳，霍梅尼教长是否会重新赢得伊朗。它赋予我们引证事件和社会新闻而且不断更新的能力。它提供医学、历史、地理、动物等的信息。共同的知识日益扩展，一种令人满意和没有后果的知识，与学校不同，我们不要到其他地方去，只要在谈话时就可以弄明白了，前面再加上一句他们说的或者他们在电视上放出来的，就像随意选择的一种与真相的来源或证据有多少距离的标志。
只有老师们指责电视占用了孩子们的读书时间，使他们的想象力变得贫乏。他们对此毫不担心，模仿迪蒂和格罗米内大声地唱着《去捡贝壳、贝壳、贝壳》，高兴地重复猛犸踩碎了价格，老太太压碎了放屁的声音，大青蛙布偶秀和硬汉放冷屁。
随着日子的流逝，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录像不断地在电视上播出。一种新的记忆正在诞生。从无数潜在的、看到后忘却的、清除了伴随的评论之后的杂乱无章的事物中，残留着期限很长的广告，最生动的或者不厌其烦地使用的形象，荒唐的或者暴力的场面，珍·茜宝和阿尔多·莫罗似乎将会被发现重叠着死在同一辆汽车里。
知识分子和歌唱家的死亡似乎增加了那个时代的忧伤。对于巴尔特来说，他去世得太早了。萨特之死，我们已经想到，它来得雄伟庄严，一百万人排在棺木后面，下葬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头巾滑落下来了。萨特活的时间比加缪多一倍，早就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间的冬季，加缪就被埋在同一座坟墓里的杰拉·菲利普旁边了。
布雷尔和布拉桑的死，正如从前皮亚芙的死一样更使我们困惑，似乎他们应该终身陪伴我们，尽管我们不再那么经常听他们的歌曲，一个是过分说教，另一个是可亲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更喜欢雷诺和苏松。与克洛德·弗朗索瓦在国民议会选举的前夜—被人人都预料会赢的左翼击败了—在浴盆里触电的可笑死亡，以及乔达辛在差不多我们这么大的时候被一下子击倒的死亡毫无关系，在离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和西贡的陷落如此遥远的时候，我们当时突然感到了一种与《印度之夏》相关的希望的冲动。
在一九七○年代末，尽管彼此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却仍然保持着家庭聚餐的传统，记忆变得越来越近了。
坐在圣雅克的贝壳和来自肉店而不是超级商场的、配有油炸土豆丸子的烤牛肉—一快速冷冻但是担保和新鲜的一样好——的周围，谈话涉及汽车和牌子的比较，是打算制作还是买旧家具，最近几次度假，花费的时间和物品。我们本能地避开那些会唤起从前改善社会环境的欲望、显示出文化程度不同的话题，于是详细列举大家都知道的现状：科西嘉岛的塑性炸药，西班牙和爱尔兰的谋杀，博卡萨的钻石，论战小册子《德斯坦的命运》，科吕什竞选总统的候选人资格，比约·博格，E123彩色胶卷，影片，除了从来不去电影院的祖父母之外人人都看过的《极乐大餐》，《曼哈顿》，只是那些时尚的影片。在一场男人们垄断话题的谈话里，妇女们就家务问题——包角布罩的折叠，牛仔裤在膝盖部分的磨损，用盐去掉桌布上的葡萄酒污迹——进行个别交谈。
对战争和占领时期的接连不断的回忆逐渐枯竭了，在喝着香槟酒吃餐后点心时才勉强由最年老的人重新提起，大家带着同样的微笑，听他们回想着莫里斯·什瓦里埃和约瑟芬·贝克。与过去的联系变得模糊了。我们只是把现在传给后代。孩子们焦虑地关注着父母的说法。家长们比较着各自对从未见过的放任自流进行教育和管理、禁止和允许（避孕丸，校园祭，香烟，轻便摩托车)的方式。他们讨论私立学校教育的优点，学习德语、出去住一段时间学语言的用处。他们想让孩子进一所好大学，一个好专业，一所好中学，有一些好老师——觉得只有自己有责任向孩子灌输个人的成就感，一心指望孩子们能够永远都出类拔萃。
孩子们的时代取代了死者的时代。
在被谨慎地问起他们的消遣和最喜爱的音乐时，年轻人回答的方式都是温顺、简洁和多疑的，实际上是肯定我们对他们的兴趣并不关心，除非是成了他们模糊地发现的某种事情的一些迹象，其中也许掩盖着他们不打算告诉我们的本质。角色的演技、军事演习游戏和英勇的幻想使我们困惑，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列举了《指环王》，披头士爵士乐队，而不仅仅是他们整天用来折磨我们的平克·弗洛伊德和性手枪、摇摆舞曲了。看到他们在格子衬衣上穿一件V形的羊毛套衫，庄重的发式，样子亲切，我们认为此刻他们还是可以从毒品、精神分裂症和全国就业办事处里挽救出来的。
吃完餐后点心之后，最小的孩子被邀请出示他们用钉子和绳子做成的图画，他们玩匈牙利积木的技巧，在钢琴上弹奏德彪西的《小黑人》，使父母们恼火的是没有人真的在听。几番犹豫之后，我们放弃了用一场集体游戏来结束这次家庭聚会的计划，年轻人没有打桥牌，老人们对组字游戏有疑虑，“垄断社会游戏”又太长了。
而我们，进人八十年代，我们就四十岁了，在一种传统已经完成的疲惫的温馨之中，看着桌上所有因逆光而发黑的面孔，现在占据着两代人之间的位置的我们，刹那间被一种仪式的奇特重复攫住了。一种亘古不变的眩晕，似乎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各种突然觉得像是脱离了身体的声音的嘈杂中，我们明白在家庭聚餐这个场合，随时可能发疯，我们会吼叫着把桌子推翻。
按照我们的愿望，以及被银行和住房储蓄计划所代替的国家的愿望，我们“获得了住宅”。这个实现了的梦想，这种社会成就压缩着时间，使老年夫妇更加亲密：他们将在这里一起生活直到去世。职业，婚姻，孩子，他们到了生育过程的尽头，现在被封闭在一些需要偿还二十年贷款的房子里了。他们用干零活和修理绘画、放置壁布来消愁解闷。回到过去的欲望短暂地纠缠着他们。他们羡慕一致同意实行“青年同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过这种权利。围绕他们的离婚日益增多。他们尝试过看色情影片，购买内衣。和同一个男人做爱，妇女们感到又变成了处女。月经之间的间隔看来缩短了。她们把自己的生活与单身女人和离婚女人进行比较，悲哀地注视着一个坐在火车站前面地上的徒步旅行的少女，斜挂着背包平静地喝着一盒牛奶。为了测试她们没有丈夫时的生活能力，她们下午独自心里发颤地去电影院，以为人人都知道她们有失身份了。
她们回到富有吸引力的大商场，重新发现自己暴露在因婚姻和生育而曾经远离的、世界上的一切奇遇面前。她们想不带丈夫和孩子去度假，却发现旅行和在旅馆里独处的前景使她们充满焦虑。对于抛弃一切、重新变成独立女人的想法，她们随着不同的日期而在渴望与恐惧之间动摇不定。为了了解自己真实的欲望和提高勇气，我们去看《一个被制服的女人》、《识别一个女人》，我们阅读《不听话的女人》、《忠实的女人》。在决定分居之前，夫妇之间要有几个月的争吵和疲惫的和解，在女友之间的谈话，谨慎地向父母、向在举行婚礼时就预见到这一天的他们宣布夫妇的不和，我们家里是没有离婚的。在决裂的过程中，用于平分的家具和家用器具的清单标志着到了无法后退的地步。我们开列了在十五年里积累起来的物品清单：
地毯300法郎
高保真度组合音响10000法郎
玻璃鱼缸1000法郎
摩洛哥镜子200法郎
床2000法郎
埃马纽埃尔牌安乐椅1000法郎
药品柜50法郎等等。
我们在商品价值“这一钱不值了”与使用价值“我比你更需要汽车”之间争夺着它们。我们在定居之初一起渴望过的东西，我们满意地获得的、已经融合在日常的装饰或用途中的东西，恢复了它们最初的、被遗忘了的身份：有价物品。正如结婚后陆续·制定的从各种平底锅到床单的购物清单一样，这份要平分的物品清单现在体现着决裂。它不再去想各种好奇心和共同的欲望，晚上吃完晚饭按照商品目录订货，在达尔蒂电气商店里面对着两个炉灶模型犹豫不决，在车顶上冒险运送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旧货商店里买的一张安乐椅。财产清单认可了夫妇的死亡。下一步是咨询一位律师，把我们的故事变成一种法律语言，从决裂中一下子排除了激情的因素，使它进入了一种平庸和匿名的“夫妻共有财产解体”。我们想逃避和到此为止，但是我们预感到不可能回头，准备好承受离婚的痛苦，大声威胁和辱骂，斤斤计较，准备过钱少了两倍的生活，准备不惜一切重新找到对一种未来的希望。
彩色照片：一个女人，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小男孩和一个男人，三个人全都彼此保持距离，就像在一块有沙子的、被阳光照得发白的空地上摆成三角形，旁边是他们在一座可能是博物馆的建筑面前的身影。右面是男人的背影，他举着双臂，全身是一套黑色的毛式服装，正在拍摄这座建筑。远处在三角形的顶端，是男孩的正面，穿着短裤和一段看不清文字的T恤衫，拿着一个黑色的东西，大概是相机套。左边的近景是半侧着身子的女人，穿着介于标准的样式与嬉皮士之间的、腰部松开的绿色紧身连衣裙。她拿着一本厚厚的、大概是蓝色封皮的导游手册的大书。她的头发全都向后拉到耳朵后面，衬托出一张丰满但由于光线而看不清楚的面孔。在模糊的连衣裙下面，下半身显得臃肿。女人和孩子都像是正在走路时被抓拍的，在拍照的人提醒注意的最后一刻转向镜头微笑着。背面写的是：西班牙，一九八○年七月。
她是这个家庭小团体的妻子和母亲，家里的第四个成员、年轻的长子拍了这张照片。向后拉的发式，弯曲的肩膀，不成形地下垂的连衣裙，尽管笑容可掬，也显示出一种疲惫和不在乎是否取悦于人了。
这里，在烈日下面，在这个旅途中认不出来的地方，她在标致305轿车里，除了他们从帕拉多斯到酒吧和有趣的历史遗迹时都在一起的小家庭之外，心里大概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他们担心的是发现被埃塔弄坏的轮胎。在这种无人打扰的自由气氛中，暂时摆脱了简略地记在笔记本上的各种各样的忧虑一更换床单，点烤肉，班级委员会，等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痛苦加剧的意识，但自从他们在倾盆大雨中从巴黎地区出发之后，她却无法摆脱夫妇生活的痛苦，感到无能为力、怨恨和孤立无援。一种渗入她与世界的关系之中的痛苦。她对景色只是远远地瞥上一眼，仅限于在城市入口的工业区前面，证实这座耸立在平原上猛犸超市的轮廓和驴子的消失，以及自从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改变了面貌。在咖啡馆的平台上，她只看估计在三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的女人，在她们的脸上寻找幸福或者不幸的迹象，“她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但是她常常坐在一个酒吧的深处，看着正在远一些的地方和他们的父亲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们，她为离婚就是把痛苦引人一个如此平静的世界的想法而心碎。
这次在西班牙的旅行将留下的时刻如下：在萨拉曼卡的马约尔斗牛场上，当他们在阴影里喝着一罐饮料的时候，她无法把目光从一个四十来岁、看来像个规矩母亲的女人身上移开，那个女人穿着有花朵装饰的衬衫和齐到膝盖的裙子，背着小包正在拱廊下面拉客
夜里，在托莱多的埃斯居里亚尔旅馆里，她被一阵阵呻吟声惊醒，向隔壁孩子们的房间跑去。他们安静地睡着。回来躺下之后，她和丈夫明白那是一个没完没了地享受性快乐的女人，喊叫声被内院墙壁反射到所有开着窗户的房间里。她忍不住在睡着的丈夫身边手淫起来
在西班牙奔牛节期间他们在潘普洛纳过了三天，一个下午她独自在床上昏昏欲睡，感到像十八岁时在少女之家的小房间里一样，同样的肉体和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不想动弹。她在床上听到了传遍全城的自命不凡而且永不停止的乐曲。这是一种处在节庆活动之外的古老的感觉。
在一九八○年的这个夏天，她的青春时代对她来说好像是一段无限的空间，充满光明，她关心其中的每个问题，把它包含目前不加任何明确区别的目光之中。让这个世界在她身后使她惊愕好了。今年她第一次理解了我只有一次生命这句话的可怕意义。也许她提前成了《饲养乌鸦》一这部在已经如此遥远的另一个夏天、热得不真实的“千旱”的夏天干扰过她的影片一—里的老太太，瘫痪、无言，在同样的歌曲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的时候，不倦地盯着固定在墙上的照片，泪流满面。她想看的、最近看过的影片，在她脑海里形成了一些虚构的路线，她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生活，《旺达》，《普通的故事》。她要求它们为她勾勒出一个未来。她觉得就在活着的时候，一本书在她身后独自写了出来，不过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们不知不觉地摆脱了消沉的状态。人们怀着科吕什那种快乐的嘲讽观察着社会和政治。孩子们全都明白他的所有“禁令”，人人都在重复“这是新的，刚刚出来的。”他根据我们的看法调整他对法国的“笑得弯成两截”的看法，他想参加总统竞选使我们为之着迷，哪怕我们不想为投票支持他而把普选这种大逆不道的形式进行到底。我们欣喜若狂地得知，傲慢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接受了一个非洲君主的钻石，而这位君主曾被怀疑把敌人的尸体放在他的冰箱里。通过开头的失败之后的一次逆转，体现真理、进步和朝气的不再是他，而是密特朗。他要做的是：自由电台，堕胎补偿，六十岁退休，每周工作三十九个小时，废除死刑，等等。现在他的周围漂浮着一种最高权力的光环，在一个带教堂钟楼的村庄的背景下，他的肖像赋予这个光环以一种扎根于古老记忆中的显而易见的力量。
我们由于迷信而缄口不言。吐露我们坚定地相信左翼上台执政可能会带来灾难。让傻瓜上当的选举是另一个时代的标语。即使在看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点刻般的奇特面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我们还不敢相信。然后我们意识到成年后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与我们无关的政府下面度过的，除了一个五月份之外，二十三年毫无希望地逝去了，政治事务没有带来任何幸福。我们由此心生怨恨，似乎有人从我们身上盗取了青春。在这个时代全都过去之后，在五月份一它使人忘却了另一个五月份的失败—的一个雾蒙蒙的星期天晚上，我们和一伙人回到了历史之中，有青年，妇女，工人，教授，艺术家和同性恋者，护士，邮递员，我们想重新创造历史。那是一九三六年，父母们的人民阵线，解放，一个本来会成功的一九六八年。我们需要激情和感动，玫瑰花和先贤祠，让·饶勒斯和让·穆兰，《樱桃时节》和皮埃尔·巴什雷的《矿工宿舍》。这是一些我们由于很久没有听到而觉得真挚的词汇。应该重新关注过去，重新占领巴士底狱，在面对未来之前陶醉于象征和怀旧。孟戴斯·弗朗斯在密特朗拥抱他时流下的幸福泪水，也是我们的泪水。我们嘲笑跑到瑞士去藏钱的富人的恐惧，我们高傲地让确信他们住房要国有化的知己们放心。一个土耳其人刺杀让·保罗二世的事件来得不巧，我们会把它丢在脑后。
一切看来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好奇地看着四个共产党的部长，就像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种类，惊讶的是他们长得不像苏联人，说起话来也没有马歇或拉茹阿尼的腔调。我们感动地看到一些众议员，像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样抽着烟斗和长着大胡子。气氛似乎轻松了，生活更有朝气了。一些词汇又重新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语言放任自流。在度假的高速公路上，带着铁娘子乐队的盒式磁带和连环画《碳14》里的达维·格罗塞克斯的冒险故事，我们感到面前开辟了另一个时代。
无论能回忆得多么遥远，也从来没有过在短短几个月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马上就会忘记，不打算再回到从前的境遇中去了)。死刑废除了，自愿堕胎得到了补偿，非法移民被合法化了，同性恋被允许了，假期延长了一周，每周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一个小时，等等。然而平静逐渐变得混乱起来。政府要钱，我们借给它，贬值了，通过控制外汇交易来阻止法郎流到国外。气氛变得严峻起来，措辞“严厉”和“严格”，加重了惩罚，似乎拥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权利是非法的，应该恢复一种由经济学家们决定的自然秩序。密特朗不再谈起“左翼民众”。我们还没有过分抱怨他，他不是任凭巴比·桑兹死去和派遣士兵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去送死的撒切尔夫人。但是五月十日在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几乎是可笑的记忆。国有化，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我们以为是实现正义和达到另一个社会的一切，在我们看来就像属于一种大规模的纪念人民阵线的仪式，对一些消失的、也许连主祭者都不相信的理想的崇拜。这个事件并未发生。国家又离开了我们。媒体在相互接近。政治家们在电视上亮相，装出接受询问和说明真相的样子，他们的表演由于乐曲而变得庄严和悲壮。听着他们毫不犹豫地引证那么多的数字，对于任何事情都从来不会哑口无言，我们怀疑他们是否事先就知道了所有的问题。就像所有的高谈阔论一样，问题在于“说服”。他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分批上场，晚安乔吉娜·迪弗瓦克斯夫人，晚安帕斯卡先生，晚安布里斯·拉隆德先生。除了一句如果不是有防备的记者们没有让它堂而皇之地流传的“短短的话”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记住。
各种事实，具体和即时的现实是以数字和百分比告诉我们的：失业者，汽车和书籍的销售，患癌症和死亡的可能性，“有利的”和“不利的”舆论。百分之五十五的法国人认为阿拉伯人太多了，百分之三十的人拥有一台磁带录像机。两百万失业者。数字说明的只是必然性和决定论。
我们无法得知对所有的人来说，无形地发生的模糊危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世界的起源和原因，变成了对绝对的恶的确信。然而当穿着三件装西服的伊夫·蒙当在《解放报》—一它显然不再是萨特的日记—一的支持下，向我们解释挽救危机的灵丹妙药是企业的时候，危机就是这个样子了。企业的全部末世论的美以后将体现在为苏伊士运河银行效力的、赞扬它向私人资本的开放的凯瑟琳·德纳芙的形象和声音里，而与这些资本会使我。们想起的卡夫卡的《审判》里资本不同，金钱高高在上的豪华大门将会慢慢地打开。
企业是自然法则，现代性，智慧，它能挽救世界。（我们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工厂要停工和关门。)对于各种“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宣传的生硬言辞”是没有什么可期待的。“阶级斗争”，“介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引起了怜悯的微笑。由于长期不再被使用，一些词汇显得没有意义了。另一些词汇出现了，并且迫使人们用来评价个人和行为：“能力”，“挑战”，“赢利”。“成功”通向超验价值的行列，决定着“获胜的法兰西”，从保尔一鲁·苏里策尔到菲利普·德·维里埃，颂扬着一个“白手起家”的家伙，贝纳尔·塔皮。这是花言巧语的时代。
我们不相信他们。在大学旁边的南泰尔的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车站月台的对面，一座灰色楼房上面全国就业办事处的巨大起首字母使我们为之心寒。有那么多男人、现在有那么多女人行乞，以至于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行业。金钱随着信用卡消失不见了。
由于没有希望，预定要用徽章、进行曲、音乐会和唱片来“放松心灵”，反对饥饿、种族主义、贫困，争取世界和平，波兰独立团结工会，“慈善食堂”，释放曼德拉和让一保尔·科夫曼。我们想象中的郊区是在公共汽车和通向北方的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线路的尽头，由水泥建筑群和泥泞的土地、散发着尿味的楼梯间、打碎的玻璃窗和出故障的电梯、地下室里的针管组成的模糊形状。“郊区青年”构成了一个与其他青年不同的、不文明的阶层，有点可怕，尽管生在法国却一点不像法国人，可敬的教授、警察和消防员到他们的领地上勇敢地“面对”他们。“文化对话”归结为适应他们的说话和装出他们的语调，像他们说一个女人和一支大麻卷烟那样，把字母和音节都颠倒过来。他们接受了一个同时表示他们的出身、肤色和说话方式的集体名称：波尔。人们嘲弄地把一句法国我说归因于他们。他们人数很多，我们都不认识。
突然冒出来一个极右的家伙，让一玛丽·勒庞，我们记得从前见过他像摩西·达扬那样在一只眼睛上扎着黑色的蒙眼带。
在城市周围，一些巨大的仓库在星期天开放，一些市场提供无数的鞋子、工具和家具。超市越来越大，小推车被其他更大的、俯下身去也几乎碰不到底的车子所取代。我们换了电视以便拥有电视连接器的插座和一台磁带录像机。新事物的出现使人们平静下来，而对持续发展的确信则使人们打消了新的设想。他们欢迎这些物品，既不惊奇也不焦虑，就像多了一份个人的自由和乐趣。有了光盘就用不着每隔一刻钟站起来换放另一面了，遥控电视使人可以整个晚上都不用离开沙发。盒式录像带实现了在家里放电影的梦想。在对话式电视传真的屏幕上，我们询问电话簿和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时刻表、自己的星象和色情场所。总之在自己家里可以为所欲为，用不着向任何人问任何事情，在家里毫无愧色地注视着特写镜头的性器官和精液。没什么可惊异的了。我们忘记了自己本来永远都不会相信有朝一日能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只有在不受惩罚地获得了从前被禁止的一切乐趣之后的满足。乐曲随着耳机第一次进入了人体，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生活，与世隔绝。
年轻人是讲道理的，他们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我们一样。他们在中学里不乱喊乱叫，不对课程、规章制度、当局表示怀疑，而且忍受着上课时的无聊。他们的生活是在校外开始的。他们在家用游戏机上玩雅达利游戏，每个人猜想故事的结局，他们对微型电脑充满热情，要求得到第一版的电脑模拟游戏。看《摇滚的孩子》、《一无是处》、《晚安小短片》，读斯蒂芬·金和为了让我们高兴而读的《启迪智慧》。他们听摇滚乐、摇摆舞曲或者山地摇滚。在唱片和耳机之间，他们生活在音乐之中。他们在突突声中“心花怒放”，抽的当然是大麻卷烟。他们回顾过去，很少谈到未来。他们随意打开冰箱和橱柜，不管什么时候都吃加香料的罐装巧克力奶油、糖果和榛子巧克力奶油，和他们的小女友在我们家里睡觉。他们来不及什么都干，体育、绘画、电影爱好者俱乐部和学校的旅游。他们对此毫无怨言。记者们把他们称为“波夫的一代”。
从幼儿园开始就混在一起，姑娘和小伙子在一种我们看来是纯洁和平等的环境里一起平静地成长着。他们彼此说着同样生硬和粗俗的语言，相互看作是鸡奸者并且把对方打发走。面对我们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折磨过我们的一切：性、老师和父母，我们发现他们“依然故我”，“泰然自若”。我们问他们的时候小心翼翼，担心招来他们的指责，说我们迟钝和训斥他们。我们任凭他们处于一种我们本来喜欢自己拥有的自由之中，同时继续对他们的行为和沉默进行谨慎的监督，这是家族中从母亲到女儿的传承。我们惊讶而又满足地注视着他们的自主和独立：似乎在世世代代的历史里赢得了某种东西。
他们在宽容、反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和生态学方面胜过我们。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继承了所有宽容的口号，为他们制作的标语别碰我的伙伴，购买唱片来捐助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跟随着波尔们的脚步。他们对“差别权”显得忧心忡忡。他们对世界有一种道德观念。他们使我们开心。
在节日里吃午饭的时候，对过去的参照越来越少了。年轻的客人对于发掘我们刚来到世界上时的重要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而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害怕战争和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并不更多地回忆阿尔及利亚、智利和越南，也不提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为争取堕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只是我们孩子的同代人。
从前的时代离开了家庭的餐桌，摆脱了证人们的身体和声音。它存在于被一种无处不在的声音加以评论的电视档案材料里。“记忆的责任”，这是一种公民的义务，一种良心公正的标志，一种新的爱国主义。在满不在乎地同意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四十年之后—一我们不能说影片《夜与雾》吸引了公众，也不能说是普利莫·勒维和罗贝尔·安泰尔姆的作品一我们相信感到了羞耻，但这是一种迟到的羞耻。只有在看《浩劫》的时候良心才恐惧地注视着它自身的残忍可能达到的程度。
血统控制着人们。他们到出生地区的市政府去，收集出生证和死亡证，在只显示姓名、日期和职业的沉默的档案面前感到迷惑和失望：雅克一拿破仑·迪里埃，生于一八○七年七月三日，记者；弗洛蕾丝蒂娜一佩拉吉·舍瓦里埃，织布女工。我们留恋家庭的一些动品和照片，对于在七十年代失去它们时毫无痛苦、而在工计门机全血统控制着人们。他们到出生地区的市政府去，收集出生证和死亡证，在只显示姓名、日期和职业的沉默的档案面前感到迷惑和失望：雅克一拿破仑·迪里埃，生于一八○七年七月三日，记者；弗洛蕾丝蒂娜一佩拉吉·舍瓦里埃，织布女工。我们留恋家庭的一些物品和照片，对于在七十年代失去它们时毫无痛苦、而在今天对它们却如此怀念感到吃惊。我们需要“回归本源”。从四面八方都产生了对“根”的需要。
身份，迄今为止除了在皮夹里的一张带照片的卡片之外没有别的意义，现在变成了一种最需要操心的事情。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包括的内容。在任何情况下，这是某种必须拥有、找到、获得、肯定、表达的东西。一笔珍贵和至高无上的财富。
在世界上，一些女人从头到脚都被遮盖着。
跑步、健身操和有氧运动保障着身体的“体形”，依云矿泉水、酸奶、内心纯洁则促使它追求崇高的精神。是它在我们身上思考。性欲应该“充分施展”。我们阅读勒乐医生的《爱抚论》来完善自己。妇女们又穿上了长袜和紧身带，宣称这首先是“为了自己”。“自得其乐”的指令来自四面八方。
四十多岁的夫妇看着付费频道上的色情影片。面对用特写镜头表现的不知疲倦的鸡巴和被剃光了毛的外阴，他们被一种学习技巧的欲望攫住了，这是与十年或二十年前促使他们甚至来不及脱鞋就扑向对方的情欲无关的、冷漠的火花。在享受性的快乐时他们像演员那样说着“我来了”。他们怀着感到自己正常的满足心情睡着了。
对物品的希望、期待转向了对身体的保养，一种不可剥夺的青春。健康是一种权利，疾病是一种需要尽可能迅速地补救的不公正。孩子们不再有寄生虫，他们几乎从来不会死去。试管婴儿经常诞生，活人疲惫的心脏和肾脏被代之以死者的器官。
废物和尸体应该是看不到的。
我们宁可不谈刚刚出现、无药可医的疾病。它有一个德语名称，阿尔茨海默病，它使老人们惊恐不安，使他们忘记自己的姓名和面孔。另一种是通过鸡奸和针管传染的，是对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惩罚，某些必须接受输血而又倒霉的人也会感染。
天主教不声不响地从生活的范畴中消失了。家庭不再传承关于它的知识和用途。除了某些仪式之外，人们不再需要它作为可敬的标志。就像它进行了太多的服务，被两千年里无数的祈祷、弥撒和仪式行列消耗殆尽了。轻微的和致命的罪行，上帝和教会的戒律，圣宠和对神三德来自一套难以理解的词汇和一去不返的思想模式。性解放使淫乱、修女的猥亵故事和《卡马雷的神甫》不再流行。教会不再对青春期年轻人的想象力采取恐怖手段，它不再去管性伴侣的交换，而女人的肚皮也摆脱了它的控制。在失去它主要的行动范围，即性的同时，它失去了一切。除了哲学课之外，上帝的观念确实没有价值也不值得认真讨论了。在中学里的一张课桌上，一个学生写下了上帝是存在的我在里面走过。
波兰新教皇的声望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世界范围内是一个瓦文萨在扮演西方自由的政治主角。他的东方语调，他白色的长袍，他的“别害怕”和他下飞机时亲吻大地的样子，都像麦当娜在演唱会上把短裤扔出去一样属于演出的节目。
(如果私立学校的家长们在三月的一个很热的星期天成群地列队行进，人人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上帝什么事情。这里涉及的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信仰，是把他们的孩子看成最成功的产品的确信。)
这是一九八五年二月，在塞纳河畔维特里的一所中学的二年级播放的三十分钟的盒式录像带。一张从六十年代以来所有学校都使用的那种桌子，她是那个坐在桌旁的女人。在她对面，同学们杂乱地聚集在一些椅子上，大部分是女孩，有几个非洲的或者安的列斯群岛、马格里布的女孩。有些化了妆，穿着祖胸露肩的羊毛套衫，戴着茨冈人的戒指。她用一种稍微有点高的尖嗓音谈着写作和生活、女性的处境，有些犹豫、中断和重复，特别是当有人向她提问的时候。她似乎由于必须考虑一切而精疲力竭，就像被一种她独自感觉到的全体性所袭击，然后大声说出一句没有特色的话来。她摆动着很大的双手，常常把它们伸进红棕色的浓发里，但是毫无十三年前家用的超八毫米影片里那种神经质和断断续续的手势。与在西班牙拍的照片相比，面孔显得消瘦，一幅椭圆脸和上颌骨的更加清晰的素描。她笑着，一个浅浅的微笑——一种通常带有嘲笑意味的青春、一个承认自己无足轻重的轻佻少女姿态的胆怯的标点或不由自主的残痕——与她休息时面孔的宁静和庄重形成了对照。她略微化了点妆，没有扑粉（她的皮肤闪着光泽），一块红色的头巾滑落在使脖颈显短的深绿色衬衫的V字形开口里。身体的下部被桌子挡住了。没有一件首饰。在问题当中有：
当您在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您是如何设想您的生活的？您的希望是什么？
答（缓慢地）：要想想……要回到十六岁，确实……至少要一个小时。（声音突然变得尖了起来，烦躁不安）你们，你们生活在一九八五年，女人如果愿意的话就选择要孩子，只要她们愿意，不结婚也可以，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交流环境”里她大概感到气馁，因为她看到自己只能用一些流行的词语和老生常谈来传输从十六岁至四十四岁的女人的一种体验。（必须重新沉浸于她在二年级时的一些印象里并久久地停留，才能找到一些歌曲和本子，重读内心日记。)
在她生命中的此刻，她离了婚，独自和两个儿子生活，有一个情夫。她不得不怀着一种使她吃惊的无所谓的神情，卖掉九年前购买的房子、家具。她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无拘无束。似乎婚姻只是一段插曲，她感到她丢掉的青春又恢复了，恢复了同样的期待，同样对情歌敏感、穿着高跟鞋气喘吁吁地跑去约会的样子。同样的欲望，却能在尽善尽美地满足它们时毫无愧色，能够声称我想接吻。正是出于对自己肉体的无法抗拒的服从，现在才实现了“性革命”，对一九六八年以前的价值的已经过时的颠覆，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她这个年龄的美丽是多么短暂。她害怕衰老，她的将要失去的月经的气味。最近管理部门的一封告诉她任职到二○○○年的信使她呆若木鸡。迄今为止这个日期还没有成为现实。
她的孩子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她的思绪里，就像她是儿童或少女时没有想到她的父母那样，他们离开了她。因为她不再是一个妻子，她不再是同一个母亲，不如说同时是姐妹、朋友、辅导员、自从分手以来减轻了的家务的安排者：每个人想吃就吃，对着电视在膝盖上放一个托盘。她常常惊异地看着他们。就这样期待他们长大，麦糊和蜂蜜，上小学的第一天，然后上中学，长成这些高大的小伙子，她知道自己对他们没有多少了解。没有他们她就无法确定自己在时代里的位置。当她看到一些小孩子在小花园里玩沙子的时候，她惊讶的是她已经在回想她和伙伴们的童年，而且感到是那么遥远。她目前生活中的重要时刻，是下午和情夫在达尼埃尔一卡萨诺瓦街的旅馆房间里相会，以及看望长期住院的母亲。这两件事情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她往往觉得只涉及一个人。似乎抚摸痴呆母亲的皮肤和头发，与和情夫的色情动作具有同样的性质。她在做爱之后昏昏欲睡，偎在属于她的结实的身躯之中，随着远处的汽车声，回想起她在其他地方也在白天这样睡过：星期天在伊沃托，她当时还是个孩子，挨着母亲的脊背读书；在英国千只管吃饭没有工资的工作，在潘普洛纳的梅斯纳弗旅馆里，钻在一个电暖气旁边的被窝当中。每次都不得不摆脱这种暖和得懒洋洋的状态，起来做作业，到街上去，工作，在社会上生活。在这些时候，她认为她的生活可以用两个交叉的轴的形式来表现，一根是水平的，带着她随时碰到、看到、听到的一切；另一根是垂直的，只有某些陷入黑暗的印象。
因为在她重新感到的孤独中，她发现了一些被夫妻生活所掩盖的想法和感觉，她想写从一九四○到一九八五年之间“一种女人的命运”，有点像莫泊桑的《一生》，会使人感到时间在她身上和在她之外的流逝，在历史之中，一部在父母、丈夫、离开家的孩子们、出售的家具等人与物的丧失中结束的“完整的小说”。
她担心自己会在需要把握的大量现实的物品中迷失方向。还有她会怎样整理这种由事件、社会新闻、那无数导致她直到今天的日子积累起来的回忆。
在这种距离上，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已经只剩下在荒僻的街道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慢慢地遛狗的印象，而就在整整两分钟以后所有的电视频道和电台都将宣布下一届共和国总统的名字，罗卡尔的名字像一个浮漂似的突然显示在屏幕上，全都去巴士底狱！
刚刚发生的事情有：
按照《世界报》的说法，米歇尔·福柯在六月末死于败血症，在私立学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有着百褶裙和白色的女上衣一之后或之前，比这早两年是罗密·施奈德的死，她在《日常生活》里是如此美丽，她第一次是在《一个皇后的幼年时期》里断断续续地看到的，因为拥抱她的小伙子的头挡住了银幕，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一向都是留着做这种事情的道路被卡车司机们封锁了，是在二月份假期的前夕
一些钢铁工人一她与里普手表公司的工人有密切联系—一在车道上焚烧轮胎，她则在停止不动的高速火车的车厢包间里读着《语词与事物》
我们感到什么都不能阻止右翼在选举中卷土重来。民意测验的结果注定应该实现，而作为一种没有明言的、媒体乐于激发的愿望，这种没有见过的情况——“左翼与右翼共处”一一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为青年人设置的公共事业征用工程，优雅的法比尤斯在电视上被希拉克训斥，戴着黑手党成员的黑眼镜的雅鲁泽尔斯基在爱丽舍宫受到接见，“彩虹勇士号”的破坏活动，左翼政府在任何情况下的行动似乎都不合时宜。甚至在一场我们根本不明白的冲突中，在黎巴嫩夺取人质也来得不巧，每天晚上关于不要忘记让一保尔·科夫曼、马塞尔·卡尔顿和马塞尔·丰泰纳始终是人质的提示令人不快，我们能做些什么。按照阵营的不同，人们气势汹汹地相互发火或沮丧。甚至冬天也比往常更冷，巴黎下雪，涅夫勒省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没有一点好兆头。悄声地死去的艾滋病患者及其衰竭的幸存者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处于绝望之中。每天晚上，听着皮埃尔·德斯普治结束他的《日常仇恨的传闻》的时候，说“至于三月份，我说这话没有政治上的算计，我不大相信冬天过去了”，我们的理解是左翼过不了这个冬天。
右翼回来了，果断地摧毁，非国有化，取消解雇的行政许可，巨额财产税。这样不能使足够的人变得幸福。我们又热爱密特朗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气息奄奄，还有让·热内，我们显然不喜欢这个四月份，法兰西岛上还在下雪。也不喜欢五月份，尽管苏联爆炸的核电站并未使我们过分惊慌。俄罗斯的一场未能成功地掩盖的灾难，必须归咎于他们的无能——即使戈尔巴乔夫使我们感到亲切，和他们与集中营——只是尚未伤害到我们一一同样的残忍。在他们的业士学位考试结束之后，六月里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中学生们得知科吕什刚刚在一条僻静的路上骑摩托车自杀了。
世界上的战争遵循着它们的进程。我们对它们的兴趣却相反的是与它们的期限和距离成比例的，尤其取决于敌对双方有没有西方人。我们说不清楚多少年以来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就在相互杀戮，俄罗斯人就在试图征服阿富汗人。动机就更说不清楚了，内心确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更多，于是为了一些已经忘记原因的冲突而不严肃地签署一些请愿书。黎巴嫩的斗争派别，什叶派和逊尼派，还有基督徒，弄得我们稀里糊涂。为了宗教而相互屠杀使我们震惊，证明这些国民还处于一个低级阶段。我们摆脱了战争的观念。不再与穿军服的小伙子来往，从军是一种谁都想逃避的苦差事。反军国主义失去了它的理由，鲍里斯·维昂的《逃兵》反映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我们一定会看到蓝盔部队到处在维护永恒的和平。我们是文明人，越来越关注身体的卫生和护理，使用各种去掉身上异味的产品。我们笑着，“上帝死了，马克思也死了，我也感觉不太好。”我们是在做一些游戏。一些孤立的恐怖主义行动，肇事者们突然消失，像卡洛斯那样跑遍世界，不断露面，很少使我们惊恐不安。从九月份正好开学后的第一次谋杀开始，我们大概记不清是否隔上几天会没有炸弹爆炸，而且总是在一些公共场所，连让我们显得惊慌、电视上对上一次谋杀进行评论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当我们意识到什么时候会想到一个无形的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就会记起雷恩街，那个炎热的星期三下午，从达尔蒂电气商店面前的一辆奔驰车里扔出的炸弹炸死了行人，家里和朋友那里立刻响起了电话铃声，以便确认那个时候他们不在那里。人们继续乘坐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的地铁，但是地铁车厢里的气氛不知不觉地越来越紧张。我们坐下的时候注视着旅客脚下“可疑的”体育用品包，特别是那些仿佛与被指定为犯有谋杀罪的集团、也就是阿拉伯人相似的人。在对即将来到的死亡的意识中，我们突然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和现状。
我们料想会有其他的屠杀，断定政府是阻止不了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再害怕和检查座位底下了。连珠炮似的爆炸忽然停止了，我们都不明白是为什么，就像我们不清楚它们为什么开始一样，无论如何我们是轻松得不用再操心了。变成“流血周”的一切谋杀案并不构成一个重大事件，它们并未改变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是一种在外表上体验到的方式，那种不安和命定的感觉，一旦危险远去也就随之消失了。我们不知道死伤者的名字，它们形成了一类无名的人：“九月暴行的受害者”，还有一个次类别：“雷恩街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数量最多，更为恐怖的是死在一条我们刚刚路过的街道上。(我们当然更熟悉雷诺汽车公司总经理乔治·贝斯和奥德朗将军的名字，他们被一个称为“直接行动”的小团体杀死了，我们认为它追随红色旅和巴德尔匪帮的足迹是弄错了时代。)
因为已经发生而且我们也很熟悉，所以当大学生和中学生在两个月之后来到街上反对德瓦凯法令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事件。我们不敢指望，我们为之惊叹，这是冬季的一九六八年五月，我们一下子返老还童了。不过他们让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在横幅上写着“68老了86更好”。我们并不抱怨他们，他们和蔼可亲，不扔石块，在电视上从容不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游行时按着《小船》和《花生果转一圈》的曲调，唱几段使我们兴高采烈的歌曲一一只有鲍威尔斯和《费加罗报》才会宣布他们感染了“精神艾滋病”。我们怀着印象深刻和强烈的现实感，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之后的一代人，与小伙子们站在第一排的少女们，波尔们，人人都穿着牛仔裤。数量使他们变成了成年人，我们已经如此衰老。照片上的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活像一个在“王子先生街”上死于警察的来复枪子弹下面的孩子。无数的人沉重地列队走在写有他名字的横幅后面：马里克·乌斯基纳。政府撤销了这条法令，示威者们回到了大学和中学里。他们是务实的。他们不想改变社会，只要它不在他们获得一份好工作的道路上制造障碍。
城市永远在越来越向乡村扩张，使它覆盖着新的村庄和玫瑰花，这里没有菜园和家禽，禁止野狗出没。高速公路把景色划成了方块，在巴黎周围错综复杂地形成了一种空中的“8”字形。人们在装有大玻璃窗、备有乐曲的安静而舒适的汽车里度过越来越多的时间。这是一种临时住所，越来越适于个人和家庭，那里是不容陌生人进入的——便车没有了一我们在里面唱歌、争吵，在不看行人就确定道路的同时说着悄悄话，回忆着。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地方，在我们超越的汽车里的其他人的存在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轮廓。在一次事故中像玩偶一样倒在他们座位上的一些没有躯体的人，这种意外的现实令人恐怖。当独自以同样的速度长久地驾驶的时候，早就熟悉的动作的机械性使人丧失了对身体的知觉，似乎汽车是在自动驾驶一样。山谷和平原在呈圆形的开阔移动中向后逝去。我们只是透明的驾驶室里的一道一直看到移动的地平线深处的目光，一种充满太空的无边而脆弱的意识，外面是整个世界。我们有时意识到只要一个轮胎爆裂，只要有一个像《日常生活》里那样的障碍，就会使世界永远消失了。
媒体上始终越来越狂热的气氛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总统大选，计算着离我们还有几个月和几个星期。人们更喜欢看法国电视一台的《动物模仿秀》中的人形动物，这个被最有教养的人一一按照流行的区分标准是“粗俗但绝不庸俗”的、付费频道的《一无是处》的信徒—一蔑视的节目，在听德西尔莱斯唱《旅行、旅行》的时候梦想着下一次假期。现在对做爱有足够的担心是好事，因为艾滋病不再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只是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一种疾病了。从结束对怀孕的担心到害怕变成血清反应阳性，我们发现太平无事的期限太短了。
无论如何，与一九八一年相比，我们无精打采，既不期待也无希望，只想保住密特朗而不要希拉克。他是伯伯，令人放心，一个被衣着传统的部长们包围的中心人物，右翼的人对他不再有丝毫畏惧。共产党逐渐衰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使它突然衰老了，它依旧停留在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勒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记者们的魅力和恐惧围绕着他旋转。有一半人认为是“他大声说出了法国人小声地想说的话”，也就是说移民太多了。
密特朗的再次当选使我们平静下来。与其在右翼治理下经常心烦意乱，不如在左翼治理下过什么都不用等待的生活。在不可逆转的日子里，这次总统大选不会成为一种令人震惊的标志，只是一个春天的背景，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了皮埃尔·德斯普治死于癌症，以及很久以来没有像格罗塞叶和杜克斯诺依这两家人在一部似乎专门为选举密特朗而拍摄的影片里那样笑过了。我们勉强还记得来得正好的一连串突然出现的事件一一黎巴嫩人质的释放，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在乌韦阿岛的山洞里对卡纳克的屠杀一—以及希拉克在电视辩论时要求密特朗直视着自己的眼睛，向他表明真实很可能是一个谎言，我们先是不安、接着宽慰地看到密特朗没有像平常那样眨眼睛。
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是给失业者发放能勉强生活的津贴，许诺重新粉刷居住区里的楼梯间—一安排这类称为被排斥的人的生活，其实他们的人数很多。慈善行为制度化了。乞丐离开了大城市，来到外省超市的门口和夏天的海滩上。他们发明了新的技巧——叉着双臂跪在地上，悄悄地低声讨一块硬币。新的空话比成为被遗弃的标记的塑料袋消失得更快。“固定的无家可归者”就像广告一样属于城市装饰的组成部分。
穷人太多了，人们灰心丧气，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怎么能向所有的人施舍？为了心里轻松一些而在走过躺在地铁走廊里的身体面前加快脚步，但这些身体的静止不动又使他们下不了决心。在国家的电台上，工业集团在抛出天堂的信息：欢迎来到罗纳一普朗克的世界，一个挑战的世界，我们寻思他们是在对什么人说话。新鲜的事情来自东方。我们没完没了地为改革和公开性这类不可思议的词语而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们对苏联的想象改变了，布拉格的集中营和坦克逐渐被遗忘，与我们和西方相像的标志有：言论自由，弗洛伊德，摇摆舞和牛仔裤，“新俄罗斯人”时尚的发式和漂亮服装。我们期待着，盼望着什么呢？就是共产主义与民主、市场与列宁的计划经济的一种融合，一次会有好结果的十月革命。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灰蒙蒙的炎热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在沙发上看着让一保尔·古德拍摄、弗雷德里克·密特朗画外解说的世界上的游行队伍，我们觉得从奴隶制结束到格但斯克造船厂，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叛乱和革命都是我们造成的。我们监视着地球上的一切民族，过去、现在和将要来到的—一全都是而且永远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的——一切斗争。在杰西·诺曼穿着被人为的风吹起的蓝、白、红裙子领唱《马赛曲》的时候，我们被从前在学校里的一种感觉攫住了，一种对“历史”荣耀的追溯。
东德人越过了边界，为了让昂纳克下台而举着蜡烛在教堂周围列队行进。柏林墙垮塌了。这是一个高速的时代，一些暴君在经过一小时审讯后就被处死，一些堆尸场所陈列着可怕的尸体。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想象，而我们的激动却跟不上现实。我们感到自己落在这些事件的后面，羡慕东德人能经历这样一些时刻。接着我们看到他们扑向西柏林的商店，他们灾民般的服装和旅行包引起我们的怜悯，他们缺乏消费的经验令人同情，然而这种集体渴望物质财富、不加节制和区别的景象使我们感到不快。他们并未站在我们为他们建立的、纯洁和抽象的自由的高度。面对这些桎梏下的民族时我们习惯感受的痛苦，变成了对他们运用自身自由的谴责和批评。我们更爱被剥夺了一切、排队买香肠和书籍的他们，以便品尝属于“自由世界”的幸福和优越感。“铁幕后面”模糊地没有区别的世界逐渐被代之以一些具体的国家。莫里亚克说过我是那么喜爱德国，因而为两个德国的统一感到高兴。响起了一阵政治末世论的喧哗，宣告了一种“世界新秩序”的出现。这段历史就要结束了，民主将扩展到整个世界。在世界的进程中，对新事物的信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信服。假期麻木的秩序在三伏天里被震动了。报纸头版的大号标题：《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令人回想起五十一年前的另一个日期相同的、我们经常看到转载的标题：《德国入侵波兰》。在短短的日子里，一阵好战的骚动席卷了跟在美国后面的西方列强，法国夸耀地展示“克雷孟梭号”，并且考虑像在阿尔及利亚时代那样征召士兵。如果萨达姆·侯赛因不从科威特撤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无疑就会爆发。
现在有一种对战争的需要，似乎人们很久以来没有什么大事，羡慕那些他们只是作为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一种与古老的悲剧联系起来的欲望。由于最糟糕的美国总统的恩赐，我们要去与“新希特勒”作战。和平主义者被打发到慕尼黑去了。人们对被媒体简化了的各种事情欣喜若狂，确信炸弹工艺的灵敏，相信一场“特种战争”、“聪明武器”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场“文明的战争”，《解放报》这样写道。散发出一阵好战而又合乎道德的强烈气息。“惩罚萨达姆”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有理的战争”，而没有一个人说出来的，是消灭这个复杂的阿拉伯世界——它的孩子们就在郊区，蒙着面纱的少女们不时地使人恼火，不过她们幸运地保持着安静。
我们无法容忍为“沙漠风暴”所做的热情宣传，所以当我们看到密特朗出现在屏幕上，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宣扬“武器要说话了”的时候就与他决裂了，我们只有靠每晚的《信息木偶》和每周的连续剧《肥胖的贝尔塔》来提高士气。在寒冷多雾的一月，街道僻静无人，电影院和剧院空荡荡的。
萨达姆许诺断言有一位神秘的“战斗之母”。她没有出现。
战争的目标模糊不清。炸弹在巴格达造成了无数看不到的尸体。在二月份的一个星期天，随着一些溃败的伊拉克士兵迷失在沙漠之中，战争状态可笑地停止了。爆炸声渐渐稀少但并未消失，“魔鬼”萨达姆·侯赛因始终还在，伊拉克船只被禁止出港。我们受到了任凭自己被占有的凌辱，让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一些日子里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宣传捏造的虚构所支配的屈辱。我们不想再听到谈论“世界新秩序”了。
我们不再想起的苏联，随着一些顽固的老斯大林主义者的一次失败的政变而在夏天苏醒了。戈尔巴乔夫声誉扫地，靠着一个神奇地突然出现在一辆坦克上面、像自由的英雄一样受到欢呼的小眼睛的莽汉，预告的混乱在几个小时里就被消除。事变进行得非常迅速，苏联消失了，变成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是鲍里斯·叶利钦，列宁格勒又被称为圣彼得堡，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辨别方向就更方便了。
妇女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构成一个被监视的集团，其行为、趣味和欲望成了一种不断的演说、一种不放心而又得意洋洋的关注的目标。她们以“什么都得到了”、“无处不在”和“在学校里比男孩子优秀”而著称。像往常一样，她们解放的标志要在她们的身体里、她们在服装和性方面的大胆里去寻找。让她们说“盯汉子们的梢”、泄露她们的性幻想和在《她》杂志里相互询间是否“床上功夫好”，是她们的自由和与男人平等的证据。她们的乳房和大腿作为广告里永恒的赠礼，应当被评价为对美的一种敬意。女权主义是一种报复性的、并不幽默的陈旧的意识形态，少妇们不再需要它，而是高傲地注视着它，并不怀疑她们的力量和平等。（然而她们读的小说总是比男人多，似乎需要赋予她们的生活以一种想象的形式。)一家为妇女办的报纸的标题是“感谢男人爱女人”。她们的斗争渐渐被遗忘了，这是唯一没有被公开唤醒的记忆。
有了避孕丸，她们变成了生活的主人，这是不能公开的。
我们曾在厨房里流产，离婚，相信解放自己的努力有利于他人，并且为此而精疲力竭。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过妇女革命。我们在五十岁以后仍有月经，它的颜色和气味与从前不一样，是一种引起错觉的月经。不过这种能够保持到死去为止的定期间隔使我们放心了。我们像十五岁的女孩那样穿着牛仔裤和短裤，T恤衫，在谈到我们经常来往的情人时像她们一样说着“我的伙伴”。我们随着衰老也看不出年龄了。听着思乡电台上的《唯有你》或者《喀普里已过去》，一种青春的柔情侵袭着我们，从现在一直扩大到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与我们在绝经期里自我封闭和令人厌烦的母亲相比，我们觉得是赢得了时间。
(少妇们梦想傍住一个男人，有过一个男人的五十岁以上的女人就不想再这样做了。)
孩子们，特别是男孩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装满的冰箱，洗过的衣物，童年时做各种事情的嘈杂声音。他们在我们隔壁的卧室里毫无恶意地做爱。他们置身于一段漫长的青春期里，世界并不等待着他们。而我们呢，在哺育他们、继续关心他们的同时，我们感到永远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没有裂痕。
这是一个女人在长满荆棘的花园里拍摄的直到腰部的正面照片。金褐色的长发披散在一件豪华、宽敞的黑色大外套的领子上。一块与外套相比窄得奇怪的、散开的玫瑰色头巾的一角垂在左肩上。她把一只常见的那种黑白相间的猫抱在怀里，微笑着注视镜头，头微微侧着，摆出一种充满柔情的诱人姿势。嘴唇显得很红，大概是被与头巾相配的唇膏衬托的缘故。把头发分开的、颜色更浅的发缝，露出了重新长出来的发根。面孔椭圆丰满，高高的颧颊以它们的活力与眼袋和额头上的细网般的皱纹形成了对照。宽敞的外套使人看不出肥胖，不过露在袖子外面抱住猫的双手和手腕是瘦削的，关节嶙峋。这是一张冬天的照片，苍白的阳光照在面孔和双手的皮肤上，千枯的草丛，光秃秃的树枝，模糊的背景上长着植物，远方有一排楼房。背面写着：塞尔日，一九九二年二月三日。
她给人以一种有分寸的洒脱、像女性杂志为五十至五十五岁的妇女所说的“完美”的印象。这张照片是在她独自和这只猫一事实上是一只一岁半的母猫—生活的房子下面的花园里拍摄的。十年前她和丈夫、两个青春期的孩子以及时常来的母亲生活在这里。她是这个圈子的中心，从决定洗床单到预定度假的旅馆，没有她这个圈子就没法运转。她的丈夫在远方，带着一个孩子再婚了，她的母亲死了，儿子们住在别的地方。她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的丧失，似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她到欧尚购物的时候，她不再需要小推车，只拿一个筐就够了。只有在周末儿子们回家的时候，她才恢复了养育者的功能。除了她的工作、上课和批改作业的义务之外，她的时间都用于安排自己的兴趣和欲望，读书、看电影、打电话、写情书和谈私情。其他以夫妇和家庭生活为特征的人们不断产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操心都离她远去了，代之以一种更为轻松的、对人类事业的关注。在这种解除了一切束缚和开辟了一切可能性的情况下，她感到自己与三十年代的《她》或《玛丽·克莱尔》为中高级阶层的妇女勾勒的那个时代的运动重合了。
她有时在浴室的镜子里观察自己的裸体，上身和微小的乳房，非常明显的腰身，微微隆起的肚子，膝盖以上鼓起的臃肿的大腿，现在由于毛不再那么多所以看得很清楚的生殖器，一条与色情片里展示的相比显得很小的缝。腋窝附近有两条蓝色的筋。她感到吃惊：这就是那个她在将近十六岁时停止长大以后的身体。在她温柔地注视着镜头的此刻—一大概是一个男人在拍照—一她自以为像一个三年前体验过对一个俄罗斯男人的强烈激情的女人。她充满欲望和痛苦的心态消失了，她始终感觉得到他的样子，不过这个男人的面孔变得越来越遥远和悲痛。她要回忆当他离开法国的时候，她是如何想起他的，那么多的画面淹没了她，把她的存在封闭在自已身上，就像封闭在一个圣体柜里一样。
她记得母亲的眼睛、双手、轮廓，声音记不清了，即使记得也是空荡荡的，不实在。真实的声音消失了，她没有留下它的任何具体的痕迹。但是一些话却经常自动地涌到她的唇边，那是她的母亲在同样的环境里使用的一些表达方式，她不记得自己以前用过，“天气湿乎乎的”，“他跟我说话没完没了”，“人人都轮得到，就像去做忏悔”，等等。似乎她的母亲在通过她的嘴巴说话，而和母亲在一起的有整整一个世系的人。别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些母亲在患老年性痴呆期间所说的、说明她精神不正常的胡言乱语：“你把抹布拿来给我擦屁股”。母亲的身体和存在刹那间传给了她。与前面那些重复使用的话不同，这些话是唯一的，永远是世界上唯一的人、她的母亲的特权。
她几乎从来不想她的丈夫，不过她身上有着他们共同生活和他给予她的趣味的烙印，巴赫和宗教音乐，早晨喝的橙汁，等等。当这种生活的一些画面一一例如她在阿纳西的老区商店里兴奋地寻找做年夜饭的东西，那时她二十五岁，是他们第一次和孩子一起过圣诞节—浮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暗想“我还会想到那里去吗？”她想说不，可是她知道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任何用于过去事物的问题都没有意义。
她在超市的收银台等着付款的时候，有时会想起她每次都这样拿着一个或多或少装着食品的筐排队。她看到一些女人的模糊轮廓，单独的或者带着围着小推车绕圈的孩子，一些分不清面孔、只是发式一一一个下垂的发髻，短发，中长发，垂在额前的头发被剪成方形——和服装——七十年代超长大衣，八十年代的黑色的中长大衣一不同的女人，正如她的一些像俄罗斯套娃那样已经彼此脱开和拆散的照片。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她又出现在这里，筐里装满了给尚未出生的孙辈们的糖果和玩具。这个女人在她看来，就像二十五岁的少女像四十岁的女人那样不大可能，她甚至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会是这个样子，而现在她已经不止这个岁数了。
失眠的时候，她试图仔细地回忆她睡过的房间，她在十六岁之前与父母共住的房间，大学城的寝室，阿纳西的面对公墓的套间。她把门当做出发点，有条不紊地沿着墙壁重新走了一遍。突然出现的所有物品都与一个手势、一件特殊的事情有关，在她担任辅导员的夏令营房间里，镜子挂在盥洗盆的上面，辅导员们用钻石釉牌的红色牙膏在上面写着“婊子万岁”，罗马房间里每当她开灯时就会有向她放电的蓝灯。在这些房间里，她从未像照片那样清晰地看到自己，而是像收费频道上放映的一部影片里那样模模糊糊，一个轮廓，一种发式，一些动作：向窗户俯下身去，洗头发；一些姿势：坐在书桌旁边，或者躺在床上；往往重新感觉到自己在她从前的身体里，但不是像在梦里那样，而是在一个充满荣光的身体里，被认为在死后会复活的天主教徒的身体里，既无痛苦也无快乐，不冷不热也不想小便。她不知道要在这些回忆里寻找什么，也许由于对物品的回忆积累太多，重新变成了在这个或那个时候的她。
她想用一种叙事的连贯性，即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生直到今天的生活的连贯性，把她的这些各种各样分开的、不协调的画面集中起来。这就是一种独特的、但也是融合在一代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在开始的时候，她总是在同样的难题上遭到挫折：怎样同时表现历史时间的流逝，事物、观念、习俗的变化和这个女人的内心，使得四十五年的宏伟画卷与对历史之外的自我、她在二十岁时用来写作《孤独》等诗歌的那些中止的时刻里的自我追寻相互吻合。在“我”里有着过多的稳定性，某种狭隘的、令人窒息的东西；在“她”里有着过多的外在性，过远的距离。她对她尚未写出的作品的印象，它应该留下的印象，是她从十二岁时对《乱世佳人》，后来对《追忆似水年华》，最近对《生活与命运》的阅读中保留的印象，一种阳光和阴影在一些面孔上的流逝。然而她没有发现达到这一点的手段。她希望，偶然性提供的即使不是一种启示，至少也是一个标志，就像浸泡在茶里的小点心对于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
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刺激消退了。出乎意料的事情令人腻烦了。某种捉摸不透的东西控制着我们。经验的空间失去了它熟悉的轮廓。在悠悠的岁月里，那些我们用来作为标志的年份，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八一年，被淡忘了。新的划时代的标志是柏林墙的倒塌，用不着说日期。它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结束，而只是我们能够叙述的历史的结束。
中欧和东欧国家—一迄今为止在我们想象的地理中没有它们的位置—一似乎在不断地划分为“种族”时成倍增加，这是有别于我们和严肃国民的术语，它传播着一种迟钝，证据就是重新出现了各种宗教和排斥异己。
南斯拉夫到处在烧杀抢掠，看不见的射手、狙击手的子弹划穿了所有的街道。但是炮弹徒然争先恐后地炸死行人，把古老的桥梁化为尘土，过时的“新哲学家们”徒然的警告和吃力地重复的“萨拉热窝离巴黎只有两个小时”成了耻辱，我们疲惫之极，在海湾战争中已经过分激动和不合时宜了。良心食言了。我们埋怨克罗地亚人、科索沃人等等不学我们的样子，而是像野蛮人那样互相杀戮。我们与他们感觉到的不是同一个欧洲。
阿尔及利亚浸在血泊之中。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也没有好好地利用他们的自由，不过在很久以前，似乎从独立开始我们就决定一劳永逸地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更不想关心在卢旺达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胡图族和图西族当中，没法区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很久以来想起非洲就头脑发晕。大家心照不宣，都认为它处在我们之前的一个时代，具有野蛮的风俗习惯，还有一些在法国拥有城堡的权贵，而它的灾难似乎永无尽头。这是令人气馁的大陆。投票支持或反对密特朗是一种抽象的姿态，我们甚至差点儿忘了履行，尽管一个名叫“精英人物”的压力集团下了各种指令，我们看不出为什么它在这个问题上比我们更有经验。位置显眼的人决定应该怎么想和怎么做，这已经成了习惯。右翼当然会在三月的立法选举中击败左翼，然后与密特朗再次共治。这是一个精疲力竭的老人，目光灼灼的眼睛深陷，声音沙哑，一具坐着的国家元首的遗体，他承认患有癌症并且有个私生女，标志着他放弃政治，迫使人们在他身上除了妥协和诡计之外，看到的只是“来日无多”的可怕形象。当他的前总理贝雷戈瓦在罗亚尔河边向头上开枪自杀的时候，他还有力气指责记者是“狗”，但我们很清楚那位小个子的波兰人的自杀不是因为一套房子，而是因为他在生活豪华的共和国要人下面背叛了他的出身和理想—为了待在里面而奴颜婢膝地忍受了一切屈辱。
词语的障碍在蔓延开来。语言越来越丧失现实感，似乎成了一种精神区别的标志。竞争性、暂时性、可雇用性、灵活性疯狂地流行。我们生活在一些被清理过的空话里。我们几乎不听这些，遥控缩短了无聊的时间。
对社会的表现按“题材”来区分：优先的是性的题材：夫妻交换，变性者，乱伦，恋童癖和在海滩上裸露的乳房，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把一些大多没有亲自体验过的现象和行为放在人们的眼前，无论你同意或者拒绝，他们都料想得到它们即使不能成为准则，也可以到处传播了。女读者的匿名信吐露的知心话，《哈罗，玛莎》在夜里发出的声音，体现在一些我们的目光离不开的、用特写镜头表现的肉体和面孔里，我们惊异于有那么多人敢于向无数观众叙述他们隐秘的经历，为同样知道别人的生活而高兴。社会现实是一阵被广告的满足感、民意测验和交易所的行情—“经济重新健康发展”一所掩盖的脆弱的喧哗。
关在鲁瓦西的阿尔卡德旅馆里，被帕斯卡法令最大限度地拒绝入境的，必然是来自第三世界和前东方集团、那些被“偷渡者”这个威胁性的称呼集中起来的人。我们忘记了“别碰我的伙伴”、“移民，法国的财富”。必须“为反对非法移民而斗争”，“保持民族的团结一致”。米歇尔·罗卡尔关于世界贫困的话，像一个诱人的明显事实那样流行，大多数人都明白无法说出来的言下之意，就是像这样移民已经够多了。
在被拒绝的观点之中，有人认为我们进入了移民社会。多年来人们依然相信堆积在城市边缘的黑非洲和马格里布的家庭只是暂时的，有朝一日它们会带着一帮孩子回到它们来的地方，留下异国情调和怀念的痕迹，就像所有失去的殖民地一样。他们现在知道这些家庭要待着不走了。“第三代”犹如一个新的移民浪潮，一种国内移民，它不断膨胀和包围着城市，完全占据了市郊的中学，全国就业办事处，巴黎北部地区高速铁路网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香榭丽舍大街。一种危险的居民，被正式命名为“出自移民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里称为阿拉伯人和黑人，更合乎道德的称呼是波尔和Blacks。它的存在从来不为人所知，而且总是受到监视，直至它的想象力——我们恼火的是它转向了别的地方，转向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他们无论是电脑技术员、秘书还是保安员，他们相互讲法语私下里会显得荒唐可笑，似乎这是一种被篡夺的、他们还没有资格得到的荣誉头衔一样。
经商的空间日益扩大，从高速公路上就看得见耸立着的矩形水泥广告牌，直到乡村为止都在成倍增加。消费场所经久不衰，购买行为简单得到了枯燥无味的程度，苏联式的建筑群里的每一栋都包括数量惊人的、同一种类的可以支配的全部物品，鞋子，衣服，应急修理用品，和一家奖励孩子们的麦当劳餐厅。附近的超市摆放着两千平方米的食品和产品，每一类都有十来个商标。采购物品需要更多的时间，里面更加错综复杂，对于那些每月只有最低工资可以花费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西方财富的充足体现在平行的走廊里的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货物上，从中央通道的顶部都望不到边。不过我们很少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立刻就会使人前所未有地激动的地方，好奇心，惊讶，困惑，羡慕，反感—一在冲动与理性之间的进行着迅速的斗争。在一个星期当中，这是一个下午散步的目的地，退休夫妇的一次外出的机会，来慢慢地装满他们的筐子。星期六，全家人汇集在这里，懒洋洋地享受着接近想买的物品的乐趣。
不同的日子会使人感到快乐或烦躁、轻松或沉重，购买物品——我们后来会说“省不掉的”—越来越吸引生活。在听苏松的最后一支歌曲《感伤的人群》的时候，似乎我们是在一百年之后凝视自己，就像那时候的人看着我们一样，因而为丝毫改变不了控制我们的一切感到忧伤。
然而我们在购买一种新电器时很不满意，“到现在为止没有这个我也活得很好”，不得不麻烦地看说明书，学会如何操作，在其他吹嘘它如何好用的人—一“你会看到有了它生活就变样了”—一的压力之下，最终使自己屈从于这种努力，似乎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第一次使用时煌惶不安，接着就产生了一些陌生的感觉，刚刚产生就由于适应而消失和被遗忘了：在电话自动回话机上听到声音时的惶惑，它们可以像东西一样储存，而且能够听上十次；兴高采烈地看到刚刚写好的情话打印在传真机的白纸上，这种缺席者的奇特存在，强烈到了我们没有摘下耳机和任凭自动回答机说个不停时就会感到犯了错误，在出声时会在担心被人听到的虚幻恐惧中发呆。即使宣布了人人“都来用计算机”，我们却不想拥有一台电脑。这是第一件我们在它面前感到低下的物品。我们羡慕地任凭别人去控制它。
在列举的一切恐惧中，对艾滋病的恐惧最为强烈。从埃尔维·吉贝尔到弗雷迪·梅居里一在他最后一盘录像带里露着兔牙、比以前都美得多——的著名的垂死者的憔悴而变形的面孔，显示着“灾难”的超自然的特征，是对这个千年之末进行诅咒的第一个标志，一种末日审判。我们避开那些血清反应阳性的人一世界上有三百万一—而国家用合乎道德的广告短片来说服我们不要把他们当成被人躲避的鼠疫患者。艾滋病的耻辱取代了被遗忘的、未婚先孕的少女的耻辱。被怀疑得了艾滋病就应予惩罚，伊萨贝尔·阿佳妮患了艾滋病吗？只要普查出来就是可疑的，就是供认了一种说不出口的错误。我们到医院里去挂个号偷偷地做检查，不看候诊室里的其他人。只有十年前被输血感染的人有权利得到同情，部长们和一个医生因“血液污染”而在特别最高法庭受审，人们在欢呼的同时也消除了对他人血液的恐惧。然而归根结底，我们都适应了。我们养成了在口袋里放一个避孕套的习惯。我们不把它拿出来，使用它的想法一下子显得毫无用处，是对性伴侣的一种侮辱—一但事后立刻就后悔了，进行测试，等待结果，相信自己就要死去。看到结果是没有感染，活着，在街上走着，这就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美和财富。但是在忠诚与避孕套之间必须做出选择。就在必须以各种方式来享受乐趣的时刻，性自由重新变得难以实行了。青少年在弗恩电台上听着多克和迪弗尔，他们在体验性的同时保守着秘密。法国的失业者和全世界的血清反应阳性者一样多。在教堂里，在塑像脚下的请愿书的书页上写着“让我的父亲找到一份工作”。所有的人都在要求结束失业，这是另一种“灾难”，没有人不相信这一点，这变成了一种不合理的希望，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不了的理想。（和平、恢复经济、减少求职者的）“强烈”标志比比皆是，通过一些握手—阿拉法特和埃胡德·巴拉克的握手—一导演出来。无论真假，我们都不感兴趣。什么都比不上幸福，晚上在人群中最先挤上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塞得满满的地铁车厢、在中央的通道上推进到最靠近座位的地方之后，再站着等上三站，终于能够坐下和闭上眼睛—一或者做填词游戏了。
使人们如释重负的，是为无固定住所者找到了一种没有用处的工作：出售《路灯》、《街道》，一些内容像卖报者的服装一样过时、我们看都不看就扔掉的报刊。这是一种模拟的活动，能使人在渴望工作的无固定住所的好人、与其他倒在地铁长凳上或者在外面和他们的狗一起没完没了地醒酒的人之间进行选择。夏天他们向南方迁移。市长们禁止他们躺在保障贸易的正常运转的人行道上。一些人死于冬天的严寒和夏天的炎热。
总统大选来到了，我们并不希望（集体的，仅此而已）生活因此受到干扰，密特朗滥用了我们的希望。本来可能使我们高兴的唯一的人是雅克·德洛尔，如果他没有在使我们等待很久之后退出竞选的话。这不再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游戏般的插曲，一次演出，其中在电视上出镜最多的演员有相当平庸的三类，两类是阴沉的—一自高自大的巴拉杜尔和不乐意的若斯潘一一一类是怪诞可笑的好动的人，希拉克，似乎大选的庄重和严肃也随着密特朗一起消失了。以后我们记起来的与其说是各位候选人及其演说，不如说是每天晚上在付费频道看到的他们的傀儡形象：若斯潘是一个不会伤人的溜溜球，坐在一辆行驶在一个美妙村庄里的弯路上的小车里；希拉克是穿着修道长袍的皮埃尔神父，萨科齐是阴险的叛徒，在患甲状腺肿的巴拉杜尔面前卑躬屈节地弯腰曲背，罗贝尔·于随身带着一个七十年代的斜背在身上的口袋，被年轻人当做小丑，我们还会听到流行歌曲，另一幕傀儡短剧《夜的节奏》的木偶们随着乐曲狂蹦乱跳。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但是当我们从记者们喜气洋洋的脑袋上猜测到希拉克当选了的时候，我们看到穿着得体的年轻人和富贵区的夫人们高兴得大喊大叫，我们明白美好的时刻结束了。这是盛夏的天气，一家家人在咖啡馆的平台上待到很晚，明天放假，简直可以说没有发生过大选。
必须使劲听希拉克的讲话才能意识到他是总统，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密特朗了。和他一起在时代的背景下不知不觉地流逝的岁月凝结成了一个整体。十四年，我们不愿意已经如此衰老。年轻人并不计算，他们也没有这种感觉。密特朗是属于他们的戴高乐，他们和他一起长大，十四年，这已经够多的了。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把快要三十岁的孩子们及其男女朋友—和从前的年头不一样，他们是一个家庭圈子里的男女过客，刚刚进来又出去了一一集合到餐桌上，围着一只羊腿—一或者任何一种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时间、没有钱或者不会做、除了在我们这里是不吃的菜——和一瓶圣朱利安葡萄酒或者一瓶夏萨涅一蒙拉歇白葡萄酒一—以便培养这些喝惯了可口可乐和啤酒的人的趣味。过去使人不感兴趣。男人的声音控制着谈话，最严肃的话题是他们的“电脑”—在这个保留着自行车意思的术语下面，我们很难与一台电脑区分开来一一的性能，控制板与马克牌电脑、“存储器”与“程序”的比较。我们宽厚地等着他们说完令人扫兴的、我们不想弄清楚的行话，重新交谈常见的事情。他们提起《夏利周刊》最近一期的封面，最近播送的《画面评论》，《X档案》系列节目，引证了一些美国和日本的影片，建议我们去看《人咬狗》和《落水狗》，他们热情地讲起了第一个场景，亲切地嘲笑我们在音乐、汽车方面的审美观，提议把阿尔蒂尔·伊热兰最新的歌曲带给我们。他们用付费频道上傀儡的嘲讽、平时从《解放报》得来的消息来评论现状，用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来拒绝怜悯个人的不幸：“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与世界保持讽刺性的距离。他们敏捷而巧妙的回答、灵活的口才使我们赞叹不已，也使我们很失面子，担心显得笨抽和迟钝。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们更新了自己储备的在年轻人当中流行的词汇，他们慎重地把用法教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把“我惊傻了”、“一个哎哟喂的玩意儿”纳人我们的词典里，对一切事物和他们有同样的表述。
我们怀着一种临时保姆的满足心情看着他们吃饭，所有的东西都吃了再吃。后来喝香槟酒的时候，他们又回忆起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电视节目、产品和广告、服装的时尚。他们列举了风雪帽，长裤膝盖上磨损处的补丁，味道不错的金枪鱼，厨卫管道公司，喂猫食的小铝盘，《羽毛球冠军》，《小丑吉里》，泽古，《老瑞和哈迪》的商标，等等。他们比赛着看谁引述得多，在对一个共同生活过的时期里的物品的追溯中相互竞争，这是一种无穷无尽和无关紧要的、使他们重新显得孩子气的回忆。
下午的阳光不那么强烈了。连续不断的亢奋逐渐冷却下来。提议玩一个组字游戏会引起争论，所以被很有分寸地避开了。在咖啡和香烟——印度大麻心照不宣地不拿出来——的气味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习惯的温馨，它曾经使我们无法忍受，以至想一去不返地躲开一一其中除了夫妇的决裂之外，还有祖父母的去世，普遍的疏远。在这个一九九五年春季的星期天，我们用一块白色的桌布、银餐具和一块肉保障了这种温馨的连续性。我们看着和听着这些变为成年人的孩子，意识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既不是血统也不是基因，而只是无数在一起的日子、说话和姿势、食物、开车的路程、大量没有清晰痕迹的共同体验。他们在我们面颊上亲吻四次后离开了。晚上，我们回想起他们带着朋友在我们家里吃饭时的快乐一为还能满足他们最古老和根本的需要、也就是食物而高兴。我们相信自己在他们那个年龄比他们更强，觉得他们在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中是脆弱的，因而对他们加深了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担心。
在七月末的炎热里，我们获悉在圣米歇尔车站爆炸了一颗炸弹，显然暴行随着希拉克又重新出现了。我们的反应又是给亲友打电话，在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前，都确信在他们可能存在的所有地方当中，命运就在此刻把他们放进了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的二等车厢。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伤，腿被炸断了。然而八月份大规模的度假开始了，我们不想自寻烦恼。我们在地铁走廊上行进的时候，有个声音在嘱咐我们举报无主的包裹——要求每位旅客都把我们的命运托付给保安措施。几个星期之后，圣米歇尔淡出了我们的记忆，一些奇怪地混杂着可米压力锅、钉子和洗气瓶的谋杀行为被止住了，我们像看电影那样注视着对里昂郊区的一个青年、“神秘的凯尔卡尔”的围捕，以及他连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死于警察的枪弹之下。夏令时第一次延续到十月末为止，这是一个炎热和充满阳光的秋天。除了受害者的父母和幸存者之外，谁还记得圣米歇尔车站的死者，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任何地方一大概是为了不要吓坏已经因“由于技术故障”、“旅客们的严重事故”造成的迟到而那么紧张的旅客，——那些死者比雷恩街道上已经死了九年、甚至比罗西埃街道上死得更早的人更快地被遗忘了。这些事实在成为故事之前就已经悄无声息。
越来越无动于衷。
商品、广告短片的世界，与政治演说的世界在电视上共存，它们不会汇合。支配前一个世界的是便利和让人快乐，在后一个世界里则是牺牲和束缚，以及一些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模式：“贸易的世界化”，“必须现代化”。我们花工夫把朱佩计划表现为日常生活的画面，就明白了人家是在欺骗我们，还指责我们不是“务实的人”，但是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非常傲慢和充满优越感的方式。退休金和社会保险，这是国家最后的补助，在被夺走的一切中是一个固定点。
铁路和邮局的职工停止了工作，还有教师们、所有的公共部门。混乱不堪的交通阻塞在巴黎和所有大城市里比比皆是，人们购买自行车用于交通，在十二月份的夜里排成匆忙的队列行进着。这是一次冬季的和成年人的、忧郁而平静的罢工，没有暴力也没有狂热。我们又恢复了大罢工期间七零八落的时间节奏，习惯的迟到，各种临时的指点安排。所有的身体和姿势都带有神话色彩，在既无地铁又没有公共汽车的巴黎，坚持不懈地步行是一种难以忘记的行为。在里昂火车站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声音把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九五年连接在一起。我们又相信了。一些新词汇在悄悄地激发热情，一个“另外的世界”，成为“社会福利的欧洲”。人们一再说他们多年来都没有相互这样说过话了，并且为此赞叹不已。罢工与其说是行动，不如说是话语。朱佩撤回了他的计划。圣诞节来到了。应该苏醒过来，恢复礼品和耐心。十二月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们没有产生一个故事，只留下了一群人在夜里走动的印象。我们不知道这是本世纪最后的大罢工还是一种觉醒的开始。对我们来说，某种事情开始了，我们回想着艾吕雅的诗句：他们只是一些人/在整个世界上/每个人自以为孤独/他们突然成了人群。
在尚未发生的事情与现状之间，意识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里是空虚的。我们不解地注视着《世界报》头版上的巨大标题：弗朗索瓦·密特朗去世。人群又像十二月份那样，夜里在巴士底狱广场上集合起来。我们仍然需要在一起，而这就是孤独。我们又想起了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的晚上，在希农堡的市政府里，密特朗在得知他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后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被深深地触动了。恐惧、愤怒、欢腾的浪潮，装点着平淡无奇的日程。由于未来十年里将使无数人死去的“疯牛病”，我们不再吃肉了。没有身份证件的人躲藏在教堂里，教堂大门被斧子砍穿的画面引起了公愤。突然感觉到的极不公正的行为，感情或良心的冲动，把人们扔进了街道上的行列。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兴高采烈地游行，反对便于驱逐外国人的德布雷法令，在他们的背包上佩戴着一个带有一个黑色的手提箱和“轮到谁了？”这个问题的徽章，他们回来后放在抽屉里作为纪念。我们在忘了为什么要写的请愿书上签名，而且即使签了名，谁是这个阿布一雅梅尔也很难说得清楚。人们很快就厌倦了。感情外露与反应迟钝、抗议与赞成相互交替。“斗争”这个词不再使用了，“捍卫”首先是指捍卫消费者。
一些感觉被废弃了，我们不再体验，把它们留给一些更差的时代和被愚弄的居民，例如爱国主义和荣誉感，再去体验它们就显得荒谬了。经常被引用的耻辱、耻辱，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而只是对自我的一种暂时的悔辱，一种片刻的伤痕一尊重，首先是需要别人来承认这个自我。“善良”和“老实人”再也听不到了。从前是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而自豪，现在自豪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女人、同性恋者、外地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等。
最受鼓励的感觉是一种隐约的危险感，它的模糊形象是郊区的“罗马尼亚人”，“野孩子”，抢劫背包的小偷，强奸犯和恋童癖，棕黑皮肤的恐怖主义者；场所则是地铁走廊，北站和塞纳圣坦尼省。电视一台和M6台的节目，高音喇叭的通告：“小心扒手可能在这个车站作案”，“举报一切无主的包裹”，在传播着这种感觉的现实性：不安全。
这种同时置身于停滞和变化之中的印象没有确切的名称。由于无法理解发生的事情，一个词开始广为流传，“价值”一没有详细说明是哪些价值——就像一种对年轻人、教育、淫秽作品、“公民连带责任协定”计划、印度大麻和不会拼写规则的普遍谴责。另一些嘴巴公开嘲弄这种“道德新秩序”，这种“政治上正确”和“准备思考”，主张违抗和欢呼乌勒贝克的犬儒主义。在电视的舞台上，各种语言波澜不惊地相互碰撞。我们转向有米莱伊·迪玛、德拉吕、女性主义报刊和《心理学》月刊不倦地抛出的对自我的解释，一种没有教人多少东西的知识，但它却使每个人有了要父母付账的理由，在允许把自己的经历融合于他人经历的同时带来慰藉。
多亏希拉克解散国民议会的离奇可笑想法，左翼赢得了大选，若斯潘成了总理。这是对一九九五年五月那个失望的晚上的弥补，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恢复了一些关注自由平等和宽容、根据我们的愿望来调整的措施：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享受生活的美好事物，用全民普及医疗保障健康，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来保证属于自己的时间，哪怕其余都不改变。因为我们是不会在右翼统治下度过二○○年的。
贸易秩序在紧缩，迫使人们接受它的呼吸急促的节奏。从传送台到小推车，带着一张条形码的购物在日益迅速地进行，轻微的咔嗒声在一秒钟里就隐没了交易的费用。在孩子们去度假之前，开学用的物品就突然出现在货架上，诸圣瞻礼节的第二天就有了圣诞节的玩具，二月份就有了泳装。物品的时代吸引着我们，迫使我们总是提前两个月生活。人们奔向星期天的“特价营业”，从晚上直到十一点钟，削价出售的第一天成了所有媒体争相报道的大事，“去赚钱吧”，“抓住推销良机”是一个毋庸争论的原则，一种义务。贸易中心及其店铺林立的超市和百货商场，成了生活的主要场所，由一些肌肉结实的保安员保护的、没有暴力、怀着平静的喜悦没完没了地凝视商品的场所。祖父母们在这里看一些山羊和母鸡，它们在人工照明下展示在没有气味的垫草上，第二天就要被布列塔尼的一些特产或名为非洲艺术的项链和系列小雕像、殖民地历史所留下的一切所代替。对于青少年—一特别是那些不能指望任何其他办法来显示社会差别的人——来说，个人的价值是通过服装的品牌来体现的。欧莱雅因为我完全配得上。而我们，皱着眉头鄙视消费社会的人，我们屈服于对一双靴子的欲望，它就像从前的第一副太阳镜，后来的迷你裙、喇叭裤那样，给人以焕然一新的短暂错觉。不止是拥有，就是这么回事，是人们在Zara和H&M的货架上追逐的、而购买物品就能立即轻易地向他们提供的感觉：一种对生存的补充。
我们没有衰老。我们周围任何东西都不够持久到衰老的程度，它们被飞快地取代、复原了。记忆来不及把它们与生活中的一些时候联系起来。
在所有新颖的物品当中，“手机”最为神奇、最为迷人。我们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能在口袋里带着一个电话散步，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打出去。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一些人在街上独自说话，电话放在耳朵上。在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的一节车厢里或者在超市的收银台前，我们被口袋里第一次响起铃声吓了一跳，面带愧色和尴尬地急忙寻找着“通话”按钮，在回答哈啰、是的，以及一些与别人无关的话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忽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相反，当我们身边响起一个陌生人接电话的声音时，我们就为受到一种生活的束缚而恼火，它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用日常琐事的鸡毛蒜皮、平庸的忧虑和欲望折磨着我们，而迄今为止它们都是被封闭在电话亭或者房间里的。
技术上真正的勇气是“置身于”电脑面前，它的操作意味着一种达到现代性的高度，一种独特而新颖的智慧。一种绝对必要的工具，要求反应迅速、手的动作异常精确、在一种费解的英语里不断地进行必须立刻遵从的“选择”一一一种冷酷的和不吉样的工具，它把我们刚刚写好的信件藏在内部的最深处，扔进了一个永恒的地狱。它令人屈辱。我们起来反抗它，“它还要把我怎么样！”不快逐渐淡忘了。我们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以便拥有互联网和一个电子邮箱地址，为在维斯塔操作系统上“漫游”整个世界而赞叹不已。
新的物品当中有一种对身心的暴力行为，只要使用就能迅速消除，使身心变得轻松。（像平常一样，孩子们和青少年使用起来很方便，没有问题。)
打字机，它清脆的声音和各种附件，修正液，蜡纸和复写纸，在我们看来好像出自一个不可思议的遥远时代。不过，当我们回想起几年前在一个咖啡馆的盥洗室里正给X打电话、一天晚上在奥里维迪牌打字机上给P打一封信的时候，应该承认没有手机和邮箱，对于生活的幸福和痛苦是毫无关系的。
在淡蓝色天空和几乎荒僻无人的沙滩一被什么玩意儿耕出了田野上那样的犁沟——的背景上，勾勒出一组挨在一起的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靠在一起的四张面孔，每张都被平分在一个阴暗的区域和一个被来自左边的阳光照亮的区域里。中央的两个男人很相像，三十来岁，同样的身材和宽阔的肩膀，一个刚刚有点秃发，另一个秃得厉害一些，就连长了几天的胡子也是如此。右边那个秃得厉害的搂着一个少女的肩膀，她身材矮小，黑发环绕着眼睛和胖乎乎的面庞。另一个女人在最左边，是个看不出年龄的成年人一光线映出了她额头的皱纹，面颊上长着玫瑰色的红斑。面孔的柔软的轮廓——在额前剪成方形的短发，一件本色的羊毛套衫和一条松松地系住的头巾，一颗珍珠耳坠，一个斜挂在肩上的背包，令人想起周末诺曼底海岸上悠闲的市民。
174她微笑着，柔和而冷漠，是那些无论父母或老师，在单独和一些年轻人拍照时的微笑（一种显示没有弄错代沟的方式）。四个人面对着镜头，从照相开始他们的身体和面孔就一动不动，摆好了固定的姿势，以证明他们曾经同时待在这里，在同一个地方和日子里，同样除了“活得不错”之外没有别的想法。背面写着：特鲁维尔，一九九九年三月。
她就是那个长着红斑的女人，两个三十来岁的人是她的儿子，少女是兄长的女伴，弟弟的女伴在拍照。随着年头的增长，她作为“课外”教师拥有可观的收入，这个周末她请大家到海边来，是想继续给予孩子们物质上的幸福，弥补他们在生活中可能有的痛苦，因为她感到自己把他们生到世界上来是有责任的。她打定了主意，尽管他们只有临时合同的“大学六年文凭”，在不同的月份领取工商就业协会的失业补助或者从事按页付酬的文字处理工作，也要让他们在一种纯粹的现实里生活下去，听音乐、看美国系列片和玩录像游戏，似乎他们永远过着一种大学生的或者贫困艺术家的生活，一种从前随处可见的放荡不羁的生活，离她在他们那么大时的“安居乐业”是多么遥远。（她不知道他们对社会的无忧无虑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
他们一直走到“黑岩石”，这是名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梯子，然后往回走。结队闲逛，漫不经心的凝视，没有秩序的调整，中断的脚步，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中，注视着和女伴们走在前面的儿子们的背影和双腿，听着他们沉重的声音，她也许体验到一种怀疑。这两个男人怎么成了她的孩子呢？（她觉得在肚子里怀过他们似乎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她不是模糊地寻求过再现父母的双重生活，要在眼前看到以后才出现的事情，以便同样在世界上扎根吗？还有，在这个海滩上，也许她又想起了母亲的欢呼，当母亲看到她在两个少年之间走来的时候，带着赞美的惊叹不时地喊着“长成大小伙子啦！”似乎女儿成了两个已经比她高一头的小伙子的母亲是难以置信的事情，而且在始终当成自己的小女孩的身体里生出的不是女儿而是两个男孩几乎是不合适的。
毫无疑问，在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与他们相聚、重新担当起她只是偶尔承担的母亲角色的场合，她感觉到母性的联系是不够的，她必须有一个情人，一种只是和某个男人性交的私生活，用来作为她和他们偶尔的冲突中的安慰。在别的周末相会的那个年轻男子往往使她厌烦，星期天早晨他看“电视足球”使她恼火，但是放弃他就将停止与某个男人交流每天鸡毛蒜皮的行为和小事，不再诉说日常的生活。这也就是不再等待，不再察看五斗橱里绣着花边的三角裤和袜子，觉得它们没有任何用处，听着《大海、美女和阳光》时感到自己被驱逐出了一个由动作、欲望和疲惫构成的世界，被剥夺了未来。在这种时候，如果她设想未来的话，这种剥夺强烈地把她和这个小伙子联结在一起，就像与一种“最后的爱情”联结在一起一样。当她考虑这些的时候，她知道他们关系的主要因素，在涉及她的方面不是性：这个小伙子为她恢复了她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恢复的东西。当他带她到连锁超市去吃饭，和门童一起欢迎她，在他冰冷的单间公寓里，他们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做爱的时候，她觉得重演了她大学生活里的一些场面，再现了已经发生过的一些时刻。这不再是当真的，但同时这种重复使她的青春、她最初的体验、她的在突如其来的惊愕中没有意义的“头几次”有了现实性。她现在不再有现实性了，重复填补了空虚并且赋予一种完成的错觉。她在日记里写着：“他把我从我这一代人中拉走了。可是我不在他那一代人里。从前我不在任何地方。他是复活过去、使之变得永恒的天使。”
星期天下午，在做爱之后的朦胧中，她常常依偎在他的怀里，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她不再知道从什么地方、从哪些城市里，传来了外面的汽车、脚步和说话的声音。她模糊地觉得是在少女之家隔开的小寝室里，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一一九八○年夏天在西班牙，冬天和P在里尔一一在床上，孩子在睡着的母亲身边蜷缩成一团。她感觉到生活中的一些时刻，一些时刻漂浮在另一些时刻之上。这是一种性质不明的时间，一种现在与过去重叠但又不混淆的时间，她觉得转瞬之间重新纳入了她生存过的全部形式。这是一种已经体验过的、次要的感觉，她现在是在放大和放慢的情况下理解它的一—毒品也许诱惑她，但她从未使用过，而是把清醒的享乐看得高于一切一她给了它一个名称，隐迹纸本的感觉，尽管这个词并不完全合适，如果她相信词典上“擦去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稿本”这个定义的话。她从中看到一种可能的认识工具，不仅是为她自己，而且以普遍的、几乎是科学的方式来认识她不知道的东西。在她的关于一个从一九四○年生活到今天的女人的写作提纲——它越来越使她为不完成它而感到忧伤、甚至是犯罪一一里，她大概是受到了普鲁斯特的影响，出于在一种真实体验上建立她的事业的需要，想把这种感觉构成它的开头。
这是一种通过一系列床的形象—一多萝茜·坦宁的画《诞辰》的床的形象—使她逐步远离词语和一切语言，把她引向没有记忆的最初的年头、摇篮里的幸福温馨的感觉，它取消了她的所有行为和全部事件，她学过、思考过、渴望过的一切，引导她穿过悠悠的岁月来到这里，在这张和这个年轻人睡着的床上，这是一种取消了她的经历的感觉。当她相反的想在自己的书里挽救一切、曾经围绕过她的一切的时候，依然在挽救她的处境。这种感觉本身是否来自她的经历，来自女人和男人生活里的变化，来自这种五十八岁时在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身边体验它的可能性，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犯错误的、此外也没有自豪的感觉。她无法肯定这种“隐迹纸本的感觉”是否拥有比另一种同样常有的感觉更有启发性的能力：她感觉到一些书籍和影片的人物身上有她的生活、她的“自我”，她是不久前看过的《苏》和《克莱尔·多兰》里的女人，或者简·爱，或者莫莉·布卢姆——或者达莉塔。
明年她就要退休了。她已经丢掉了一些讲义，关于用来准备讲义的书籍和作品的笔记，除去曾经包装她的生活的东西，似乎为了完全让位于她的写作计划，不再有任何为了拒绝它而援引的动机。在整理的时候，她的目光落到了《亨利·布吕亚尔的生平》开头的一句话上：“我就要五十岁了，那将是认识我自己的好时候。”当她把这句话抄下来的时候，她当时三十七岁一一她现在赶上和超过了斯丹达尔的年龄。
二○○O年临近了。我们对此始终不大相信，让它的来临使我们了解这一切吧。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些人已经死去了。我们并不设想它能正常地度过，已经预告信息处理方面的一个“缺陷”，一种全球性的混乱，一个世界末日来到之前、回归本能的野蛮时代的黑洞。二十世纪在我们身后借助于一些总结来结束，一切都被编目、分类、评估，包括所有的发现、文学、艺术作品、战争、意识形态，似乎必须带着空白的记忆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个庄严和谴责的时代—一我们感谢一切—一凸显在我们面前并且去掉了我们自己的记忆，去掉了这种从未属于我们的完整性，“世纪”，而只是岁月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而或多或少明显的流逝。在即将来到的世纪里，我们在童年时代就认识并且已经去世的人，父母和祖父母，将会永远地死去。
我们刚刚穿越的九十年代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一些幻灭的年头。看到在伊拉克——美国使之挨饿并且经常威胁要“打击”，一些孩子由于没有药品而死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车臣、科索沃、阿尔及利亚等地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去想阿拉法特和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握手，宣告的“世界新秩序”，也不要去想在坦克上的叶利钦，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除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一些遥远的、雾蒙蒙的晚上，大概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大罢工。附带发生的事情是美丽的戴安娜王妃在阿尔玛桥不幸死于车祸，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蓝色裙子沾上了比尔·克林顿的精液。尤其是世界杯足球赛。人们本来想重新等上几个星期，在静悄悄的城市里——只有比萨饼售货员开着车从一个赛场到另一个赛场一聚集在电视机面前，在这个星期天的此时此刻，在欢呼和陶醉之中，我们简直能够为赢球而一起幸福地死去一只是这正好与死亡相反，重又为了一种唯一的欲望、一个唯一的形象，一种唯一的记叙而不惜一切—这些日子令人着迷，用齐达内的面孔为依云矿泉水和里德普莱斯在地铁墙壁上所做的广告就是微不足道的遗迹。
在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最后的夏天——一切都是最后的—来临了。人们又一次聚集起来。他们驾车驶向英吉利海峡的悬崖，聚集在巴黎的花园里，以便观看正午的日食。一阵凉意袭来，犹如黄昏。我们既急于要太阳重新出现，又希望待在这个奇特的黑夜里，体验人类加速灭绝的感觉。在我们戴着黑色眼镜的眼睛面前，宇宙过去了无数个年头。向天空抬起的盲目的面孔，似乎在等待一个神或者《启示录》里的白色骑士的来临。太阳重新出现了，人们欢呼起来。下一次日食将发生在二○八一年，我们是看不到了。
我们来到了二○○年。除了焰火和一种通常的都市欣快症之外，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东西。我们很失望，预料中的“缺陷”是一场诈骗。六天前发生的已经被命名为“大风暴”事件，像是从虚无中突然冒了出来。在夜里的几个小时里，它吹倒了几千座架高压线的铁塔，摧毁了一些森林，掀翻屋顶，从北向南和从西向东不断推进，只是轻巧地杀死了十来个位置不当的人。早晨太阳平静地在一片狼藉的景象上升起，带着灾难所特有的美。第三个千年就从这里开始了。（这个观点来自大自然的神秘报复。）
没有任何改变，只是用数字2代替1这件怪事，往往使人在支票下面写日期时出现笔误。在这个像往常一样暖和多雨的冬季里，回想起布鲁塞尔的“欧盟法令”，“信息领域里新企业的增加”，非但没有期待的热情，而且有一种忧伤。社会主义者的统治没有突出之处。示威游行减少了。我们不再参加没有身份证件的人的游行。
新世纪来到后几个月，富人的飞机一我们的亲友中谁都没有坐过一一坠毁在戈内斯，很快就从记忆中消失，与戴高乐的时代会合了。一个冷漠的矮个子男人，怀着难以识破的野心，有个听过一次就容易发音的名字，普京，取代了酒鬼叶利钦，并且许诺“直到茅坑里都支持车臣”。俄罗斯不再带来希望和恐惧，除了一种无尽的忧伤之外没有别的。它退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一美国人不顾我们的意愿取而代之，犹如一棵巨大的树木把树枝伸到了地球的表面。他们越来越用自己的道德说教、股东和退休金、他们对地球的污染和对我们奶酪的反感来刺激我们。为了表示他们以武器和经济为基础的优势所固有的贫乏，一个通常用来给他们下定义的词汇是“盛气凌人”。一些除了石油和美元之外没有理想的征服者。他们的价值和原则——只相信自己一一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希望，所以我们梦想着“另一个世界”。
首先是某种无法相信的事情一—正如后来的一部影片所表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乔治·布什，当有人在他耳边把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那样没有反应一也没有思想和感觉，只是盯着电视屏幕看了又看，曼哈顿的双塔先后倒塌，在这个九月的下午一这是纽约的上午，对于我们来说却永远会是下午—似乎画面由于看得过多而变成现实了。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惊愕，并且通过电脑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
各种说法和分析纷至沓来。事件的本来面目正在消失。我们不听《世界报》发出的“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宣言。世界的面貌一下子翻了个个儿，一些来自蒙昧国家的狂热分子，只带着一些刀具，在不到两个小时里就使美国强大的象征毁于一旦。这个奇迹令人惊叹。我们后悔相信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报复了这种错觉。我们记得另一个九月十一日和对阿连德的谋杀。某种事情需要付出代价。接着是同情和考虑后果的时候了。重要的是说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通过谁或者通过什么、怎样得知对双塔的攻击的。当天没有得知这个消息的人极为罕见，他们会觉得错过了一个与世界上其他人约会的地点。
于是每个人都在回想在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塔楼、一些夫妇互相拉着手往下跳的那一刻自己正在做什么。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自己活着的同时有五千个人即将死去，但他们在死前一刻钟还一无所知。我们在回想着，我是在牙医那里，在路上，在家里看书。在这种对现状的惊愕中，我们理解了人们在世界上的分离，以及我们的同样不可靠的联系。在奥赛博物馆里注视梵高的一幅画的时候，我们对此刻发生在曼哈顿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是对我们自身死亡的时刻一无所知。不过，在日子毫无意义的流逝之中，这个同时包括世贸中心被炸毁的双塔和应约在看牙医或者对一辆汽车进行技术检查的时刻被保留下来了。
九月十一日推后了迄今为止陪伴我们的所有日期。与我们说过“在奥斯维辛之后”一样，我们说着“九月十一日之后”，一个唯一的日子。由此开始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时代也世界化了。
后来，当我们想到一些我们犹豫之后把它们放在二○○一年的事实——八月十五日周末巴黎的一场风暴，一次在塞日蓬图瓦斯的邮局储蓄银行里的杀戮，《洛夫特》，《凯萨琳的性爱自传》的出版——我们会为应该把它们放在九月十一日之前而感到惊讶，为证实它们与后来在十月或者十一月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差别而震惊。这些事情恢复了过去的杂乱和与一个事件——现在完全应该假定我们没有真正地经历过它一—相比而言的自由自在。
我们来不及思考就开始恐惧，一种模糊的力量渗入了世界，准备在地球上所有地方从事最残忍的行为，一些装有一种白色粉末的信封毒死了收信人，《世界报》刊出《战争来了》的标题。前任总统的平庸儿子、在对选票进行没完没了的重新计数之后可笑地当选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代表文明和“善”对“恶”宣战。不要再睡觉了，保持警惕直到世界末日。为美国人承担恐惧的义务削弱了团结和同情。我们嘲弄他们没法抓住本·拉登和骑着摩托蒸发的毛拉奥马尔。
宗教回来了，但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再信仰的、不想再传下去的宗教，其实如果要分类的话，它仍然是唯一合法的和最好的宗教。它的十来篇念珠经、感恩歌和星期五吃鱼属于童年时代的博物馆。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荣耀。
“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一这不用多说，树木、土地一一与“出生于移民”的法国人之间的区别没有改变。当共和国总统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法兰西民族”的时候，当然是说一个超越一切排外怀疑的、宽容的实体一一伴随着维克多·雨果，巴士底狱的占领，农民，小学教师和教士，皮埃尔神父和戴高乐，贝纳尔·皮沃，阿斯泰利克斯，德尼大妈和科吕什，所有的玛丽和所有的帕特里克。更不是“区里的年轻人”，他们把风帽拉下来盖在头上，懒洋洋的步伐似乎是他们阴险和懒惰的确实标志，要干坏事的可靠苗头。他们隐约地是我们不再能控制的一块国内殖民地上的土著居民。语言始终把我们与他们划分开来，把他们划成“区”里的“居民圈”，在一些任凭陷于毒品交易和“轮奸”、使他们变得野蛮的“无权的领土”上。记者们断言“法国人不得安宁”。根据决定各种情感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不安全是人们首要的忧虑。它的没有明说的模样就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棕黑皮肤的居民，他们是偷盗正派人手机的行动迅速的团伙。
欧元的流通让人们高兴了一阵。看看钱币来自何处的好奇心一个星期就消退了。这是一种冷漠的货币，于净的小票子上没有画面或隐喻，一个欧元就是一个欧元，毫无别的意思—一种没有分量，给人错觉的几乎是不真实的货币，它取消了价格，给人以商店里的东西普遍廉价的印象，而看着工资单却觉得自己变穷了。设想在塔巴布和桑格利亚酒旁边没有比塞塔的西班牙，在旅馆过夜没有10000里拉的意大利，我们觉得离奇之极。我们没有时间为所有的事情去忧伤。皮埃尔·布尔迪厄死了，这个人们很少了解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个病人。他没有给我们考虑和预料他去世的期限。在那些读他的书时感到被解放的人当中，悄无声息地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悲伤。我们担心他的话在我们身上会像现在如此遥远的萨特的话那样消失，任凭舆论界来制服我们。
五月份的总统大选只是显得更加令人丧气。上次一九九五年大选的一次重复，还是这些人，希拉克和若斯潘（他转向了布莱尔，讨厌使用“社会主义者”这个词但很可能当选)。我们惊异地回忆起一九八一年头几个月的紧张和激烈。记得当时我们是到某个地方去了。哪怕是一九九五年也要好一些。我们不知道媒体及其您信任谁的民意测验和卓越的评论，政客们及其降低失业率、堵住社会保险缺口的诺言是否在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或者火车站里总是出故障的自动扶梯，在家乐福和邮局的收银台前面的排队，罗马尼亚乞丐，所有这些需要投一票的事情，与在贸易中心的一个夜总会里投一张参与赌博的收据同样可笑。付费频道上的傀儡不再滑稽了。既然没有人代表我们，那么首先就要自得其乐。投票是一件私人的、动感情的事情。我们期待着最后一次冲动，阿尔莱特·拉吉耶，克里斯蒂亚娜·托比拉或者全体绿党成员。必须要有习惯、对一种很久以前的“选举义务”的回忆，才会在春天的假期当中、在四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出门。
除了灿烂的阳光与暖和之外，我们对四月份的这个星期天、对宣布大选结果之前几个小时里的事情奇怪地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是等待着一个开心的晚会。终于来了。二十年来经常评说排斥犹太人和种族主义的罪行的人，带着仇恨的强笑使听众发笑的煽动家，平静地突然出现后销声匿迹的若斯潘。不再有左派了。生活策略的轻率消失了。错误就在这里。我们做了什么。是否不应该选若斯潘而选拉吉耶。良心在兜圈子，被卡在投选票的无辜动作与集体结果之间的空隙之中。我们到了欲望的尽头并且受到了惩罚。这是一个罪恶的事件，可耻的空话达到了顶点，代替了前一天晚上还在说的不安全。对责任者的追寻造成了恐慌电视新闻循环播放被一些流氓殴打的帕比·瓦兹头部的伤口，他们还烧掉了他的小屋；投票弃权者，那些投票支持生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人。媒体让那些投票赞成勒庞后沉默的声音“说话”。摆脱的工人和收银员们被谨慎地询问，不过问问也就拉倒了。然而我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就被带到了一种为了挽救民主的总动员的狂热之中，要求投希拉克的票（配上一些在投票时保持良好心态的建议：捂住鼻子和戴上手套，宁可投气味难闻的一票也不投杀人的一票。)一种合乎道德和隆隆作响的一体主义把我们驯服地扔进了五一节的人群和标语之中：反对独裁者勒庞，不要害怕加入抵抗运动，我愤怒了，I've got the balls tengo las bolas，希特勒强度表上的17.3%。度假回来的年轻人发现这很像世界杯足球赛。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面，共和国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在一队从不走开的、挤得紧紧的庞大行列的背影后面，我们产生了怀疑。我们感到自己是一些哑角，被派来拍摄一部三十年代的影片。有一种默契的虚假气氛。我们不是待在家里而是顺从地投希拉克的票。从投票站出来，我们觉得完成了一种变得愚蠢的行为。晚上在电视面前，看到无数仰望希拉克的面孔吼叫着“希希”我们爱你，而“种族主义求救”的纤弱小手在人群的头上摇摆着，我们想到的是，都是笨蛋。
总统大选在记忆里以后只会剩下第一轮选举的月份和日期，四月二十一日，似乎有百分之八十选票的第二轮强制的选举不算数了。投票选举是否还有可能。
我们看到右翼重新占领了所有的位置。同样是要求适应市场、世界化的空话，同样是要更多地工作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命令，重新出现在名叫拉法兰的总理的嘴里，他凸起的胸部和显得疲惫的亲切，令人想起五十年代的一个用沉重的脚步踏得事务所的地板格格作响的公证人。他就像在十九世纪时那样谈到“上层的法国”和“下层的法国”，我们听到也几乎不发怒了。我们转过身去。哪怕穿蓝色球服的法国队在朝鲜的世界杯赛中被击败。我们在回归自我。八月的太阳晒热了皮肤。眼皮合上了，在沙滩上，这是同一个女人，同一个男人。他在洗自己的身体，与童年时在诺曼底卵石滩上、从前在布拉瓦海岸度假的是同一个人。时代在一种阳光的裹尸布里又一次复活了。
摆放货物的场所越来越宽广、漂亮、色彩丰富，打扫得干干净净，与地铁站的破败、邮局和公立中学形成了对照，每天早晨都在伊甸园第一天的光辉和富饶中充满生气。
按照每天吃一块计算，各种奶酪和饭后的乳制点心用一年都品尝不完。有一些分别用于男女腋毛的脱毛剂，内衣罩，内衣，给猫准备的“独创食品”和“小口烤肉”，其中又分为家养的成年猫、小猫、青年猫。人体及其功能没有任何地方能逃过企业家的预见。食品中看不见的成分，维生素，不含胆固醇的油脂，纤维，或者被“减少”或者被“丰富”。凡是存在的一切，空气，热和冷，青草和蚂蚁，出汗和夜间打呼噜，都能产生无数的商品，以及在现实划分得越来越细、物品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使这些商品得以维持下去的产品。经商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它把所有的语言，生态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都附属于它的利润，用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来装饰自己，嘱咐我们反对“昂贵的生活”，规定：“你们要让自己高兴”，“去赚钱”。它安排传统的节日庆典，圣诞节和情人节，还伴随着斋月。它是一种道德，一种哲学，我们无可置疑的生存方式。生活，真实的生活。欧尚。
这是一种温柔和幸福的专政，我们不会起来反抗它，只是不能让它过分，培养消费者，个人的首要定义。对于每一个人，包括堆积在驶向西班牙海岸的一艘船上的非法移民，自由的面目都是一个贸易中心，一些被大量的商品压垮的超市。产品来自世界各地，自由流通，而人却在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正常的。为了越过边境，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卡车里，把自己变成货物——无法活动——在六月份的太阳下被司机遗忘在杜夫尔的一个停车场上窒息而死。对大规模分配的关注，直到把罐头咸牛肉、猪肝酱等乱七八糟、没有商标的低档产品的货架让穷人支配，使富人们想起了从前东方国家的食品匮乏和艰辛。
德波尔、杜蒙在七十年代预告过的情况——当时还没有勒克莱齐奥的一部小说一一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怎么能听之任之。但是所有的预言并未全部实现，我们没有长满脓包，皮肤没有像在广岛那样掉落，在街上也用不着戴防毒面具。相反，我们更漂亮了，健康状况更好，死于疾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我们还能度过二○○○年而不至于发疯。
我们回想起父母的责备：“你有了这一切还不幸福吗？”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所有的一切是不足以幸福的。这不是一个放弃物品的理由。某些人避开它们，“被排斥”，好像是付出的代价，必须牺牲限额以内的人的生活，才能使大多数人继续享受它。
一个广告说：金钱、性、毒品，请选择金钱。
我们成了DVD的读者，使用数码相机，便携MP3,ADSL宽带，平面屏幕，我们不停地转变。不再转变，这就是接受衰老。随着皮肤的老化日益明显，它不知不觉地影响到全身。世界不断地给我们大量的新事物，我们的衰老与世界进程的方向是相反的。
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变得自然而然、不用思想的用法当中，才会出现一批批先后消亡的新技术。不会用电脑和数字音响的人将会消失，就像以前不会用电话或洗衣机的人消失了一样。
在养老院里老太太们湿湿的眼睛面前，接连不断地放映着为产品和电器所做的广告，她们从未怀疑它们的必要性，但也没有任何机会在哪一天拥有它们。我们被物质时代超越了。在期待它们与它们的出现、在丧失与获得之间的长期保持的平衡被打破了。新事物不再引起抨击或热情，它们不再纠缠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生活的正常范围。甚至连新事物这个概念或许也会消失，就像进步这个几乎已经消失的概念一样，它曾使我们受到惩罚。瞥见一切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心脏、肝脏、肾脏、眼睛、皮肤从死人身上移植到活人身上，卵细胞从一个子宫移到另一个子宫里，使一些六十岁的女人也能分娩。面部去皱纹的手术使得时间在面孔上停止了。米莱娜·德蒙若，在电视上看起来还是《卿本佳人》里那个迷人的少女，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保持得完好无损。
想到克隆就头脑发晕，在一个人造子宫里孕育的孩子，大脑移植，把人工产品植入体内—英语加上一种奇特和控制的效果——一种根本无法区分的性别，我们忘了这些事物和行为与某个时代的旧事物将会共存。
然而一切都如此轻易，人们的惊愕更是转瞬即逝，对于来到市场上的一种新物品，只是说一句：“这很高明”。
我们预感到在一生的时间里会突然出现一些无法想象、但人们会习惯的东西，就像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习惯了手机、电脑、iPod和GPS一样。令人惶惑的是无法想象十年后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更无法适应还不了解的新技术了。（难道有朝一日会在人的大脑里看到他印在里面的全部经历，他所做、所说和听到的一切？)
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很丰富，有大量的信息和“鉴定”。其中有对突发事件的想法，行为的方式，肉体，性欲高潮和安乐死。一切都在争论和破译。在“成瘾”和“精神恢复力”、“忘却痛苦”之间，用词汇来表达生活和情感的手段泛滥成灾。抑郁症、酒精中毒、性冷淡、厌食、不幸的童年，没有什么会是白白地经历的了。经验和幻想的交流使意识得到了满足。集体内省为自我的诉说提供了一些范例。共识的资本增加了。头脑更加灵敏了，各种训练提早了，学校的迟钝使在手机上飞快地打着即时对话的年轻人失望。
在一切混合的概念里越来越难以找到一句给自己的话，一句当我们默默地对自己说的时候能帮助我们活下去的话。
在互联网上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涌现出许多“网址”，乱七八糟地显示出一些片言只语和文本的片断，在一个刺激性的追踪游戏里把我们引向别的文本，到我们不想寻找的无限中去重新发现。我们似乎有可能占有全部知识，参与到扔在用一种粗暴的新语言写成的博客上的大量观点之中。搜集喉癌的症状，姆萨卡菜肴的做法，凯瑟琳·德纳芙的年龄，奥萨卡的地铁，绣球花和印度大麻的培育，日本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一一打扑克，录制影片和唱片，什么都买，小白鼠和手枪，伟哥和人造阴茎，一切都出售和转卖。与陌生人讨论，辱骂，猎艳，想入非非。
其他人都是不现实的，没有声音、气味和动作，他们伤害不了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能和他们做的事情，交流规则，快乐。想要强大和不受惩罚的伟大愿望正在实现。我们在一个没有人的物的世界里演变。互联网进行着把世界变成空话的眼花缭乱的变化。
鼠标在屏幕上迅速而轻快的点击是时代的节拍。
不到两分钟就弄清楚了：卡米叶一朱利安中学里的一些同学，波尔多，二年级C2班，一九八○一一九八一；一首玛丽一若塞·纳维勒的歌曲，一九八八年《人道报》上的一篇文章。网页上显示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找到的古代的档案资料和各种东西都立刻来到我们面前。记忆变得无穷无尽，但时间的深度一—纸张的气味和发黄、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一只陌生的手在一个段落下面画的着重线所给人的感觉一消失了。我们处于一种无限的现在之中。我们总是狂热地想“保护”立刻就可以见到的照片和胶卷。周围的友谊留下的数百幅散乱的照片，按照一种新的社会习俗，转移到电脑上的一些难得打开的文件夹里保存。关键在于这是拍摄，是截取的和重复的、随着我们的体验而录制下来生活，一些开花的樱桃树，斯特拉斯堡旅馆里的一个房间，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场所，会面，场景，物品，生活被全部保存下来了。有了数码技术，我们彻底探究着现实。
在屏幕上连续放映的按日期分类的照片和胶卷上，在各种场面和风景、人物之外，散布着一个唯一的时代的阳光。过去的另一种流动的形式被铭刻下来，很少有真正回忆的内容。画面多得使人没法在每一张面前停留，以便回想拍摄这张照片时的情景。我们在这些画面里经历的是一种轻松的和被美化的生活。我们的许多痕迹消除了对时光流逝的感觉。
奇怪的是想到有了DVD和其他视听器材，后代能了解我们一切最隐秘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姿态，吃饭、说话和做爱的方式，家具和内衣。从摄影师的三脚架相机到卧室的数码相机，以往世代里模糊不清的一切将会永远消失。我们被提前复活了。
我们自身对世界有着模糊而重要的记忆。从几乎一切事物之中，我们只保留着话语、细节、名字，后来使乔治·佩雷克说出“我记得”的一切：恩潘男爵，小糖果，贝雷戈瓦的短袜，德瓦凯，圣马洛人的战争，邦克早餐。然而这不是真实的回忆，我们仍然这样称呼某种别的东西：时代的标记。
回忆和遗忘的过程被媒体承担了。它们纪念一切可以纪念的事情：皮埃尔神父的号召，密特朗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去世，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踏在月球上的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九月十一日。每天都有它的纪念日，一条法令，一件诉讼案的开审，一桩罪行，它们把时间切割成耶耶音乐、嬉皮士、艾滋病的年代，使人们分属于戴高乐、密特朗、一九六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数码技术的时代。我们属于所有的时代，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属于我们的年代不在这里。
我们在变化。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新样子。
当我们在夜里抬起头来，月亮一动不动地在一个我们感到无边无垠、攒动着数十亿人的世界上闪耀。意识扩展到了地球的全部空间，飞向其他的星系。无限不再是想象。所以觉得自已有一天会死去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我们试图清点在自身之外忽然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从九月十一日开始突然出现了一些动作迅速的事件，接连不断的谋杀和恐惧，令人震惊或悲痛的没完没了的爆炸—一“什么都和从前不一样了”成了挂在嘴上的话一—然后就消失，被遗忘了，不了了之，到下一年，如果不是下个月的话，就被作为遥远的历史来纪念了。四月二十一日，有过伊拉克战争一一幸亏没有我们。约翰·保罗二世垂危，另一个教皇的名字不好记，多少世更是记不住；阿托查火车站；欧洲宪章的全民公决被否决后的节日般的晚上；郊区烧得通红的黑夜；弗洛伦丝·奥贝纳；伦敦的谋杀；以色列与真主党的黎巴嫩战争；海啸；从一个洞窟里被拖出来的萨达姆·侯赛因，不知什么时候被绞死了；不明原因的传染病，萨斯；禽流感；基孔肯雅热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变得酷热的盛夏搀和着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从伊拉克送回来的美国士兵的尸体，在兰吉市场的冷库里堆积着死于炎热的卑微的老人。
一切都似乎令人压抑。美国是时代与他们根据需要和利益随意占领的空间的主人。到处都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一些人睡在沿着环城大道的帐篷下面。年轻人嘲笑“欢迎来到一个狗屎世界”和进行短暂的反抗。只有退休的人感到满意，在考虑怎样照管和花掉他们的钱，到泰国去旅游，在eBay和Meetic。怎么可能会造反呢？
在所有的日常生活的信息里，最有趣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明天的天气，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车站里贴出的天气好天气不好，可以使人每天高兴或悲叹，这种气象既出乎意料又永远不变，人类活动造成的改变通常会引起公愤。
一种不祥的说法在自由地传播，得到了绝大部分电视观众的赞同，他们听到内政部长要在郊区“用凯驰清理渣滓”时并不激动。古老的价值被挥舞起来，秩序，工作，民族特性，充满了对“正派人”要仔细识别的敌人的威胁：失业者，郊区青年，非法移民，没有身份证件的人，窃贼和强奸犯等等。从来没有这么少的词汇能传播得如同很久以来的教义一样—一人们对它们深信不疑，似乎所有的分析和信息使他们头脑发晕，讨厌七百万穷人、无固定住所的人，他们信赖简略地统计的失业率。77%的被调查者认为司法对于犯轻罪者过于宽大。年迈的新哲学家在电视上啰罗嗦索地讲他们过时的空话，皮埃尔神父死了，傀儡不再使人发笑，《夏利周报》在利用它从前的愤怒。我们预感到什么都阻止不了萨科齐的当选，人们的愿望走到了它的终点。又有了一种甘受奴役和服从于一个领袖的愿望。
贸易的时间变本加厉地违反着日历的时间。已经是圣诞节了，人们面对超级商场里在诸圣瞻礼节的第二天一窝蜂地出现的玩具和巧克力叹息着，为在几个星期里无法摆脱重大节日的束缚而沮丧，他们被迫考虑自己的存在、孤独和与社会相比的购买力——似乎全部生活都在通向一个圣诞节的晚上。这是一种使人想在十一月末睡觉，直到第二年初才醒来的幻觉。我们进入了一个对物品既有欲望又感到厌恶的糟糕透顶的时期，消费行为的顶点—一然而我们还是履行了，在炎热、收银台的等待和憎恶，如同一种牺牲，一种献给不知什么神、为了不知什么灵魂得救的花费的义务，使我们甘愿“为圣诞节做点事情”，准备枞树的装饰和午餐的菜单。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当中，我们从来不称零年代，我们的孩子就要四十来岁了，他们即使穿着牛仔裤和匡威牌帆布鞋也总像青少年的样子，我们把他们聚集在餐桌上，以及他们的男伴和女伴一几年来还是同样的人一和孙子孙女们——使他们从隐秘情人的临时身份转为稳定伴侣、被家庭聚会接纳的人。谈话首先集中在相互的问题上：关于工作，临时的或者受到一个赎买企业的社会计划的威胁，交通方式，每周的工作时间和假期，每天抽烟的数量和戒烟，关于休闲、照片和音乐，电脑的远程加载，关于最近购买的商品，最新版的视窗，最新型的手机，3G,关于消费与时间利用的关系。总之是能使彼此的知识现实化、在私下里更加坚信自己卓越的同时评价所有的生活风格。他们对比着关于电影的观点，交流对《电视全览》、《解放报》和《摇滚世界》和《工艺艺术》的评论，说着他们对于美国系列片的热情，《六尺风云》、《二十四小时计时》，促使我们至少去看一个片段，确信我们什么都不会去看—一想教我们却不让我们教他们，流露出确信我们对事物的知识不如他们那样适合世界了。
我们谈起即将来到的总统大选。他们争先恐后地强调这次大选的无聊，他们对于强迫人们接受塞戈莱娜与萨科齐的对决的怒火，嘲笑“正确的秩序”和社会主义的女候选人的“双赢协定”，她的软弱无力的样子和在排列空洞句子方面的训练有素，害怕萨科齐深得人心的才华及其不可抑制的上升。我们承认在波弗、瓦内或者贝桑瑟诺之间无法进行选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想投任何人的票，确信这次选举不会改变生活，至少我们可以希望和那个女社会主义者在一起不会更糟。他们终于触及了谈话的重要主题，媒体，它们对舆论的操纵，避开它们的办法。他们只相信Youtube、维基百科、Rezo一net,Acrimed sur le web.。媒体的评论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
一切都是节日里快乐的嘲弄和宿命论。郊区又在爆炸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不可救药。世界随着地球变暖、冰山融化和蜜蜂死去而走投无路。有人感叹“总而言之”，那禽流感呢？阿里埃勒·沙龙一直昏迷不醒吗？同时引发了列举其他被遗忘的事情，有萨斯，有清泉门事件，有失业者的活动——不是为了识别集体的健忘症，而是为了鞭答媒体对想象力的控制。刚刚过去的事情就已消失令人目瞪口呆。
没有记忆也没有叙述，只有对七十年代的一种回想，因为对于经历过的我们，对那些当时过于年轻和只记住物品、广播节目、乐曲、膝盖上打补丁、《小丑吉里》、手提式自动电唱机、特拉沃塔和《星期六晚上的狂热》的人来说，它显得令人向往。
在热烈的交流中，是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叙述的。
我们一直听着，谨慎地插嘴，关心的是担当调停者的角色，防止“外头人”受到排斥，使自己处于配偶和嫡亲的默契之上，小心地转移争执的苗头，谅解对于我们在技术方面无知的嘲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由青少年组成的部落的宽容的和看不出岁数的女领队—一还没有到当祖父母的时候，好像这个称呼永远是留给自己的祖父母的，是一种他们的去世也丝毫不会改变的本质。在相互靠近的身体中，再一次干杯和吃鹅肝酱，咀嚼和开玩笑，避免严肃的话题，形成过节聚餐的虚假现实。当我们离开几分钟来吸一支烟或者看看火鸡烧得怎么样了，然后回到喧闹的饭桌上的时候，已经与新的话题无关了——我们感到了这种现实的力量和密度。这里又出现了某种童年的东西。一个从前的富裕场面，在听不分明的嘈杂声中，坐着一些因吃得太多而难受的人。
喝完咖啡之后，他们热情地在电视上安装Nintendo和Wii游戏的新软件，可能打几场网球和拳击，在屏幕面前坐立不安地喊叫和咒骂，而孩子们则在所有的房间里不知疲倦地玩着捉迷藏，把他们前一天晚上弄碎的蛋糕丢在地板上。我们回到桌旁喝一杯沛绿雅或可乐凉快一下。沉默预示着快要分手了。我们看着钟点。不再是节日聚餐不看钟表的时期了。玩具、情妇和每次外出都要带上的育儿用品都收拾好了。在出发前动情地表示感谢，吩附孩子们亲吻一下并且反复地问“没忘了什么吧？”然后配偶们的私人世界重新关闭，分散到各自的汽车里去了。寂静笼罩着我们。我们拿掉餐桌上延长的桌布，开动洗碗机。收起丢在椅子下面的一件玩具娃娃的衣服。在又一次“盛情接待”了所有的人，和谐地越过了这种仪式—一现在我们是它最古老的支柱一一的各个阶段之后，我们感到了疲惫的满足。
在从一些相片盒或存放在一个资料柜里的几百张照片里取出来的这张照片上，一个有些年纪的橙黄色头发的女人穿着袒胸露肩的黑色羊毛套衫，几乎是向后仰坐在一张色彩艳丽的大安乐椅里，用她的两只手臂抱着一个穿牛仔裤和淡绿色的卡车司机的套领背心、歪斜地坐在她交叉的膝盖上的小女孩，只露出一个穿着黑色裤子的膝盖。两个面孔靠在一起，稍微调整了一下，女人苍白的面孔带着饭后散乱的红色，有点憔悴，额头显出了一条条细细的皱纹，微笑着。孩子的面孔没有光泽，褐色的大眼睛，神情严肃，正在说着什么事情。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同样凌乱的长发，有几绺一直拉到两人的脖子前面。女人的双手关节突出，几乎有结节，在照片上伸向前方，显得特别大。她的微笑，她的凝视镜头的样子，她抱紧孩子的姿势—与其说是拥有不如说是奉献—令人想起祖传的一幅画，一种亲子关系的证明：祖母在介绍她的孙女。背景是一个书架的搁板，七星丛书版图书的包有塑料膜的书脊反射着阳光。有两个名字显得很清楚：帕维瑟，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装饰，她家里其他文化器材有DVD,盒式录像带，CD,它们被书籍隔开了，似乎不属于相同的范围，或者没有相同的尊严。背面写着：塞日，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是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当她看着它的时候，可以带着高度的自信说，在这张面孔和现状没有明显差别的范围内，还没有更多地失去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失去的东西（然而是什么时候、怎样失去，她宁可不去考虑)：这是我没有过分衰老的迹象。她不去考虑这些迹象，在生活中经常习惯于否认—一不是她六十六岁的年龄，而是这个年龄对于最年轻的人来说所代表的东西，也没有感受到与四十五岁、五十岁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一这些女人没有恶意地、在谈话中拐弯抹角地摧毁着她的幻觉，向她表明她不属于她们那一代，她们注视她就像她看八十岁的女人一样：老了。与青春时期相反，那时她有一年、甚至一月就变个样的自信，而她周围的人依旧不变，现在是她感到自己在一个飞奔的世界里一成不变了。尽管在前一张摄于特鲁维尔海滩上的照片与这张二○○六年圣诞节的照片之间，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把围绕它们引起的慌乱的程度和期限、彼此之间相连的因果关系忽略不计，名单开列如下：
与她所称的年轻男子决裂，她执着地缓慢而秘密地进行，最终在一九九九年九月的星期六无可挽回地做出了决定，当时她看到他刚钓到的一条洞穴鱼在草地上痉挛着死去之前挣扎多时，晚上和他在一起吃这条鱼的时候感到恶心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她的退休意味着她对未来的想象的极限，就像更久以前的绝经期一样。编写好的讲义，为编写做准备的读书笔记，转眼之间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没有职业，为了解释课文而获得的巧妙语言在她身上消失了—当她寻找而没有找到一种文体形象的名称的时候，不得不像她母亲在谈到一种忘了名称的鲜花时那样承认：“我以前是知道的”对那个年轻男子的新的成年女伴的嫉妒，似乎她需要通过退休来占用她自由的时间一或者靠着一种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从未给过她的爱的痛苦重新变得“年轻”，她像做一种工作那样把嫉妒保持了几个星期，直到只想做一件事情为止，就是摆脱一种似乎在所有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乳房里萌生的癌症，而有癌症在她看来几乎是正常的，因为最使人恐惧的事情终归要来的。在同一时刻，她收到了长子女伴的肚子里有了一个孩子的通知—一个女孩，然后透露了超声波检查的情况，那时她由于化疗而脱光了头发。她在世界上立刻就被迅速地替代，这使她极为惶惑。
在一种确定的诞生与她可能的死亡之间，与一个更年轻的男人的相遇，他对书籍、音乐、电影等引起梦想的一切，都充满了吸引她的柔情和趣味，这是神奇的命运提供给她的、通过爱情和性爱来战胜死亡的机会。然后他们的经历就在一种在场和不在场交替的关系中、在不同的住所里持续下去，这是唯一适合于他们难以在一起——和不在一起—生活的方式
一只常见的那种黑白相间的母猫在多年肥胖得晃荡之后，重新变成了一九九二年冬季的照片那样虚弱，在十六岁时死去了。当邻居们在他们的游泳池里喊叫着跳跃的时候，她在炎热的盛夏用花园里的泥土掩埋了它。通过这个她第一次完成的行为，她觉得就像是掩埋了她一生中的所有死者，她的父母，她最后一个姨母，在离婚后成为她第一个情人、始终是她的朋友、在两年前的夏天死于梗塞的最年迈的男人一也提前了埋葬了自己。这些事情无论幸福还是不幸，当她把它们与生活中的其他更为遥远的事情比较的时候，觉得她的思考方式、审美观和兴趣都毫无改变，就像它们在五十岁前后形成了一种内心的固化一样。把她在过去的所有形象隔开的一系列缝隙在这里停止了。她身上改变得最多的东西，是她对时代、对她自己在时代里的处境的感觉。所以她惊讶地证实，当人家让她做一段科莱特的听写的时候，科莱特还健在一一还有她的当维克多·雨果去世时才十二岁的祖母，大概是利用了这个为举行葬礼而给予的假日（不过她应该已经在田野上劳动了）。而尽管她失去父母的时间一一二十和四十年一一在扩大，而且她的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丝毫不像他们——她会让他们“回到坟墓里去”一她却感到自己在接近他们。随着她面前的时间在客观上越来越减少，其实却越来越扩大，完全超出了她的诞生和死亡，她想象在三十或四十年之后，人们谈到她的时候会说她了解阿尔及利亚，就像说她的外祖父母“他们见过一八七○年的战争”一样。
当她在秋天登上通向学院的马恩大道，合上《名士风流》，后来在下课后跳上她的宝马车，到学校去接她的孩子们，再后来到离婚和母亲死去以后，第一次在头脑里带着乔达辛的《美国》去了美国，直到三年前，带着回到罗马的心愿把一个硬币扔进特雷维喷泉的时候，她失去了对未来一—这种投射着她的姿态和行为的无限背景、一种对她身上固有的未知好事的期待一—的感觉。
代替这种摧残的是一种紧迫感。随着自己的衰老，她担心对自己还是小女孩的头几年里的事情一她已经记不清了一的回忆会不会变得模糊不清和一片空白。当她试图回忆教过两年书的山区中学的同事们的时候，她眼前又浮现出一些轮廓、一些面孔，往往非常清晰，但她却已经无法“想起他们的名字”了。她极力回想忘却的名字，把一个人和一个名字对上号，就像把两个分开的部分连接起来一样。也许有一天所有的东西与它们的名称都对不上，她无法再为现实命名，那就只会有说不出的现实了。正是现在她应该通过写作来使未来的缺失写成文字，开始写这本现在还只是草稿和许多笔记的书，它复制了她二十多年
她闭着眼睛躺在阳光下的海滩上，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体验着身体扩张和存在于生活中的几个场所、达到一个隐迹纸本的时代的感觉，但她放弃了从中推断出这种可以包括她的生活的方式。迄今为止，这种感觉在写作中没有把她带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带她认识任何东西。正如在性欲高潮之后的片刻，她产生了写作的欲望，不想做更多的事情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忘却话语、印象、物品和人们的同时，她已经预示出即使不是死亡、至少也是她有朝一日所处的状态，就像很老的人所做的那样，耽于对树木、子女和孙子女—一由于“与年纪有关的视网膜萎缩”而或多或少有些模糊—一的去掉了全部文化和历史、她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冥想之中，或者患了老年性痴呆，不再知道是在哪一天、哪一月或哪个季节了。
对她来说，要紧的是相反的抓住她在世界上的一个既定时代里度过的这段期限，这个穿越她的时代，这个她在生前没有记住任何东西的世界。正是在另一种感觉里，她从将成为她作品形式的东西当中吸取了直觉，这是当她从回忆的一个固定形象开始时就淹没她的感觉一—在战后和其他动了扁桃体手术的孩子躺在一张病床上，或者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一辆穿越巴黎的公共汽车里—一她似乎融入了一种模糊的全体性，通过加强批判意识，她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排除构成它的因素：习俗、姿态、话语等等。过去微不足道的时刻增大了，通向一个既活动又有统一感觉的范围，这就是一个或几个年头的时间。于是在一种深刻的、几乎陶醉的—一单独的个人回忆的印象没有给予她的—一满足中，她获得了一种博大的集体感，她的意识、她的整个存在都被卷入其中了。同样，独自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她感到自己被现存的、从最临近到最遥远的世界的无法确定的全体性控制了。她的作品形式只能从回忆中被淹没的一切印象里涌现出来，以便详细说明时代的一切独特标志，它们所在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年份—一越来越近地把它们与其他标志连接起来，极力重新听到人们的话语，从大量不确定的说法—这种不断带来关于我们存在和应该存在、思考、信仰、害怕、希望的没完没了的模式的传闻—一当中抽出对事件和物品的评论。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一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
这不像我们通常听说的那样将要进行一种回忆，而是目的在于叙述一种生活、解释自我。她要注视自己只是为了从中看到世界，对世界在过去日子里的记忆和想象，掌握她所了解的一切观念、信仰和感觉的变化，人和事的改变，在那些她的孙女会认识的人和所有在二○七○年活着的人看来也许这些都毫无意义。探究一些已经存在但还没有名称的感觉，就像促使她写作的感觉一样。
这将是一种逐渐变化的叙述，使用连续的、绝对的未完成过去时，它把现在时逐步摧毁，直到对一生最后的印象为止。一种中断的流逝，然而由一些照片和胶卷的镜头—它们将保留她生命中连续不断的体形和社会身份——造成的定期间隔，在生活的演变方面构成一些联系的同时，也构成了一些记忆上的中断，使她显得独特的，不是她生活中外在的（历程、社会、职业）或内在（想法和愿望，写作的欲望）的因素的性质，而是由于它们的组合，每一种组合都是唯一的。与照片的这种“不断变样”相对应的，是这部作品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她”。
在这部她看成一种无人称自传的作品里没有一个“我”一而是“人们”和“我们”一似乎轮到她叙述以前的日子了。
当她从前在大学生的宿舍里想写作的时候，她希望找到一种像通灵者那样能揭示神秘事物的陌生语言。她也设想写成的作品就像以她的深刻存在而成为对其他人的启示，一种崇高的完美，一种荣耀—一为了像她在孩提时希望睡着后醒来就成了郝思嘉那样成为“作家”，她有什么不能付出？后来，在有四十个学生的粗野的班级里，在超市的一辆手推车后面，在公园里一辆有篷童车旁边的长凳上，这些梦想离开了她。没有难以描述的、通过有灵感的咒语突然出现的世界，她也从来都只在她的语言、所有人的语言里写作，这是她打算用来对反抗她的一切施加影响的唯一工具。于是要写的作品就代表着一种斗争工具。她没有放弃这种雄心，但现在胜过一切的，是她想捕捉沐浴着从此以后看不见的面孔、摆放着已经消失的食物的桌布的光线，这种已经存在于童年星期天的故事的、而且不停地照在刚刚经历过的事情之上的光线，一种从前的光线，挽回奥埃纳河畔巴佐什带碰碰车的小舞会
鲁昂的博伏瓦西纳街旅馆的房间，离凡·莫埃书店不远，卡亚特曾在那里拍摄过《爱之死》里的一场
阿纳西的帕尔姆朗街的家乐福的女打酒员
我依靠着世界的美/我的双手握着季节的气味
圣奥诺雷温泉公园里的旋转木马
在拉罗什帕西的冬天，穿着红外套的少妇在人行道上陪伴着她到勒杜格斯克兰咖啡馆里找回来的步履踉跄的男人
影片《车灯》
昂代勒河畔弗勒里的山坡下面被撕去一半的3615U1la网络公司的广告
在芬奇利的泰利奥科纳，一个酒吧和一架播放着《阿帕奇》的自动电唱机维莱勒贝尔的埃德蒙·罗斯当大道35号，一个花园深处的一间房子
黑白相间的猫在注射后睡着时的目光
蓬图瓦兹养老院的大厅里每天下午穿着睡衣和便鞋的男人，他哭着把一小片写着一个电话号码的脏纸片伸向游客，求他们给他的儿子打电话
阿尔及利亚霍西纳屠杀的照片上的女人，很像一幅圣母哀悼耶稣画
从新地基的阴影到圣米凯莱墙壁上炫目的阳光
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