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刘炟（dá）是汉明帝的第五子，贾贵人所生，但自幼就被马皇后所抚养，在永明三年（60年）被立为太子。永明十八年（75年）汉明帝去世后，太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汉章帝在位期间，政治相对比较清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延续了东汉前期的太平景象，史称“明章之治”。

汉章帝画像

后来魏文帝曹丕评价东汉的皇帝时曾经说：“明帝察察（专在细枝末节上显示精明，很苛刻），章帝长者。”（《后汉书》第159页）汉明帝性情严苛，在位期间多次兴起大狱，很多人受到株连。汉章帝则是性情温和，即位后就改变了汉明帝的严苛政风。刚即位不久，他就在诏书中表明了自己施政理念，说：“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后汉书》第132-133页）此后，汉章帝多次告诫各级官员，不得滥用酷刑。建初五年（80年）的诏书中，汉章帝就要求对滥用刑罚者进行追究：“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后汉书》第140页）对汉明帝时期一些大狱，汉章帝下令尽快结案，及时结束株连。此前因为楚王、淮阳王谋反案件被牵连流放的人，被汉章帝赦免放还的有四百多家。汉章帝还禁用酷刑，在尚书陈宠的建议下，废除了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在元和元年（84年）的诏书中，他再次强调要禁止酷刑：“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鑚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后汉书》第146页）汉章帝还下令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在元和元年另一份诏书中，汉章帝下令：“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后汉书》第148页）解除了对罪犯家属的禁锢，允许他们出仕做官，只是不让他们担任宫廷宿卫而已。对于犯罪的人，也往往是减刑后迁到边境地区。

汉明帝画像

吏治好坏关系政治是否清明，所以汉章帝非常看重吏治。他认为地方官在施政的时候，以清静无为为上，尽量减少对民众的干扰。而且一定要注意宽严适当。元和二年，汉章帝在诏书中说：“夫俗吏矫饰外貎，似是而非，揆（kuí，估量）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kǔnbì，至诚）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馀。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后汉书》第148页）不仅表彰了无为而治、朴素无华的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县令刘方，而且还要求地方官一定要避免出现“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种现象。

官吏的选拔是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汉章帝十分看重贤才的选拔任用。建初元年（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地震，汉章帝认为导致地震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吏选拔不当。他在诏书中说：“选举乖（违背）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门第）。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后汉书》第133页）在此，他不仅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求有关高级官员向朝廷举荐贤良。建初五年（80年），汉章帝再次强调了要加强地方官员的提拔任用。他下诏说：“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后汉书》第140页）

汉章帝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他即位的次年，建初元年（76年）他就下令将上林苑等皇家苑囿给予贫民耕种。在元和元年（84年）的诏书中说得更为明白：“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shì，出租）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后汉书》第145页）不仅政府拨给公田，而且还提供种子、农具，连续五年内不用缴纳田租，三年内免除算赋（成人人头税）。将来想回归自己的故乡，政府也不干涉。

遇到水旱灾害就会出现流民，对于社会安定构成严重威胁。汉章帝一再下令对流民进行安抚。建初元年正月，汉章帝就下诏要求各郡国详细核实需要救济的贫民数量，如果流民愿意回原籍的，要给予物资保障，让他们能够回到家，沿途允许流民到政府机构中住宿。他还要求地方长官一定要把事情落到实处，他说：“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后汉书》第132页）在以后的诏书中，他多次强调了对于流民问题的关注。

相对而言，东汉前期的帝王都比较注重节俭，汉章帝也是如此。建初二年，汉章帝在诏书中深切表达了对京师权贵们奢靡之风的不满，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严加督查，切实改变洛阳城的风气。他说：“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jiàn，超越名分）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种庄稼）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后汉书》第134-135页）同年，汉章帝还下令山东地区停止向朝廷贡献精美的丝织品。建初七年，汉章帝曾经到河内（治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一带巡视，在下诏禁止地方官惊扰百姓的同时，说自己出宫没有带多少随从，不需要地方额外供奉，而且自己出宫巡视就是要“动务省约”，甚至恨不得能如晏子那样“脱粟瓢饮”，希望这次巡视“所过欲令贫弱有利”。（《后汉书》第143页）

汉章帝对民众的关心，还体现在他对孕产妇的体恤以及对孤儿的关爱方面。人口的增长往往被看成是国家太平的标志。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规定妇女产子可以三年不用服劳役。汉章帝在此基础上，出台了进一步的体恤措施。元和二年，汉章帝下诏说：“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第148页）给予怀孕的妇女每人三斛“胎养谷”，还允许她丈夫一年不用服劳役。元和三年，汉章帝还在诏书中对孤儿问题给予了关注，他下诏说：“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cǎndá，忧伤，悲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稟（bǐng，赏赐谷物）给如律。”（《后汉书》第154页）要求对孤儿，以及养育有困难的家庭给予补助。

东汉王朝的疆域

经历了光武帝、汉明帝两代的积累，到汉章帝时，东汉的国力有了很大的上升。在汉章帝的支持下，班超在西域驱逐了匈奴的势力，逐渐取得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当时很多人都向汉章帝建议放弃西域，但汉章帝看了班超对西域局势的分析以后，知道他能够成功。对于那些诬陷班超、说班超坏话的人，汉章帝下诏痛斥，还把诬陷班超的人派到班超军前效力。可以说，班超在西域的成功，与汉章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在对北匈奴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汉章帝在位期间，北匈奴大批民众投奔汉朝，其实力大为削弱。

汉章帝本人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即位后对于文化建设也比较重视。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下令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会议，讨论儒家经典。关于白虎观会议，我们在后面将会详细介绍。白虎观会议对于东汉王朝的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汉章帝不仅注重对于朝廷太学中的今文经学进行整理，而且也注重对流传于民间的古文经学进行扶持。建初八年，汉章帝下诏选派高材生学习《左传》等古文经典，他说：“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第145页）在汉章帝的扶持鼓励之下，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知名学者，如贾逵、班固等人。班固的《汉书》也大体在这一时期完成。

不过汉章帝的宽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豪强势力的发展。虽然汉章帝对豪强势力有一定的警觉，在诏书中多次对豪强势力进行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阻止豪强势力的发展。比如外戚窦宪在汉章帝时已经开始张扬，欺压良善，巧取豪夺。汉章帝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后汉书》第812页），但最终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举措来限制窦氏外戚的势力。

章和二年（88年），年仅三十三岁的汉章帝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太子。随着汉章帝的去世，东汉也开始走向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