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提起陈子昂，人们自然会想起他这首“登幽州台歌”。你看诗人那种百感茫茫的复杂心情，那种伤时感遇的沉郁情调，那种俯视一世的孤高抱负，都从寥寥四句中喷薄而出，何等深沉，何等悲壮！再三吟诵，彷如在白茅萧萧、万幕不哗的战地，听到骏马的几声悲鸣；也彷如在深山穷谷，踽踽独行，忽闻万木怒鸣，千林振响。此中是悲是愤？是爱是恨？是激烈还是低徊？是狂歌还是痛哭？纠结缠绵，很难分解。但觉四句之中，触绪无端，既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从何而去；忧怀杂沓，既不知何由而起，亦不知何由而止；浑沦莽苍，竟不知是个人之感，时代之恸，还是摒尽今兹，压倒千古。

这四句诗很难演绎，也很难解说，诗人胸中包罗广阔，笔下弃尽町畦，无来无去，无首无尾。勉强解说，势必如挥沌凿窍，七日而死。然而我们必须知其时代背景，必须探其写作动机，尽力去接近它，才有可能设法去了解它。

这不是个人牢骚的迸发。在这短短的四句中，跳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反映出先驱者的苦闷与渴望。

陈子昂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曾向武则天上过《答制问事八条》，主张减轻刑罚，任用贤才，延纳谏士，劝功赏勇，减轻徭役等，其中许多都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但是事实说明，推行贤良政治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武则天当时忙于称帝改号，有她一套施政计划，对于这个文学小臣，当然不会重视。不久，他又因母丧去官（一说因为他上疏议论时政，武则天不喜欢他，因而罢职）。

过了几年，再回到朝廷，却又因牵入“逆党”之事，陷在狱中。出狱后，在洛阳任右拾遗，到次年（万岁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参加武攸宜的军事参谋。不料他一片为国的忠诚，反而招来了意外的打击，不能不使他十分愤慨。

当时，东北边境住着契丹族，此时势力虽然并不甚大，仍是边境上的潜在威胁。武则天时期，镇守东北的松漠总督李尽忠忽然叛变，朝廷派兵镇压。恰在此时，契丹趁机起兵南侵，攻陷幽州、冀州和营州。武则天派武攸宜北上抵敌。武攸宜不谙军事，才一接仗，先锋王孝杰等全军覆没。

陈子昂正在幕中参谋军事，曾向武进言，不纳；又请分军万人为前锋，以遏敌势，武亦不听。其后更将他降职处分。子昂满腔爱国热情，受到打击。有一次，他登上幽州台（唐幽州治蓟，故城在今北京市西南），放眼河山，忽发无穷感慨，便写下了这四句。

“前不见古人”，不是前无古人，而是我既不见古人，古人亦不及见我。“后不见来者”，也不是后无来者，而是后人我不及见，后人也不及见我。见我和我见的，本是这个时代，而偏偏在这个时代，既无古代英雄，亦无将来俊杰，沉迷惨澹，生气寂然，“天地悠悠”，人生有限，谁能免于“怆然涕下”？这正是纵临千载、旷视四海的有志之士的一段沉重的悲痛。

后来如清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有诗云：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千载遥遥，同怀此感，也不妨作为陈子昂此诗的印证。

唐初，以帝王提倡而风靡的“宫体诗”，承接齐梁余波，依旧弥漫在朝廷上下。眼看已经过了六七十年了。正如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指出的：

文章道敝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这番话无异直斥当时朝廷上恶劣的诗风。他大声疾呼，要恢复“汉魏风骨”。也就是主张诗歌要有健康积极的内容，关心社会现实，抒发真实感情。他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唯美是尚。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诗歌实践同后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可是，当时的同调者实在没有多少人。

稍前于他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根本没有提出自己的诗歌观点。卢、骆固然不曾完全摆脱齐梁余风，王、杨则一个早死，一个远宦（杨任盈川令，地在今四川筠连县境）。历史前进的脚步如此姗姗，还轮不到他们转移诗坛的风气。

那时诗坛上一伙把头式的人物，正是沈佺期、宋之问、李桥、苏味道、阎朝隐之流，他们都曾是宫廷幸臣，尽写些奉和应制，吟风弄月之作，以此作为献媚取宠的手段。

诗坛上这一片污浊，陈子昂也是十分愤慨的。

然后愤慨也罢，大声疾呼也罢，他不能不感到异常孤独。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盛唐诗坛上的支柱，那时还一个也不曾出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难堪的滋味，陈子昂先就深深地尝到了。

这也不能不使他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悲痛之声。

然而，转机毕竟快来了。从开元年代开始，诗坛突然涌现一群灿烂的巨星，仿佛天空里的天狼、织女、大角、河鼓......全都聚焦到一起来了。那时，陈子昂虽然已经寂寞地逝去，他的影子却依然存在，正如一颗曾经强烈爆发过的新星，在升空中永远留下作为印证历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