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是焦裕禄的忌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从兰考县各地来的村民到陵园祭拜他，有人带着白面馒头，有人拿着红薯。

人们怀念他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感念他在兰考最困难的时候“迎难而上”;有人说他贴近百姓;有人感谢他为兰考找到了生路。更多的人感慨，他是为兰考累死的。

在女儿焦守云看来，父亲逃过荒、要过饭、挖过煤，这些经历让他能够看到百姓眼中的泪水。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475天，在他离开后的57年，人们一直都记得他。

上任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一个人拿着介绍信来到兰考。

组织部的人没有准备，临时把县委接待室收拾出来让焦裕禄落脚。两张床拼在一起，铺上被褥，搬来一个煤炉，当晚焦裕禄就住在那里。“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没有搬来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原兰考县委组织部干事蔡生茂回忆说。

“当时兰考条件很苦，但是他没有犹豫。”在女儿焦守云看来，父亲那一代人有着“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的初心。在去兰考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了九年，担任生产调度科科长，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七十多元。1962年，焦裕禄到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半年后，前往兰考担任县委第二书记。调到兰考后，每个月的工资为一百三十元。

“我们在洛阳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家里有暖气，甚至有收音机。但到兰考后条件差了很多，有风沙，居住环境也不太好。”焦守云回忆，母亲是有过埋怨的，父亲去兰考前身体已经检查出有肝炎，兰考的工作和环境都不利于他的身体。“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把工作看得比较重要，父亲又是干部，母亲不会干涉太多。”

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此后接受河南媒体采访时回忆，在焦裕禄之前，他曾找过两个干部前往兰考任职，但对方一听是兰考，都想尽办法推脱。他曾在尉氏县与焦裕禄共事，了解焦裕禄的人品，便找到了焦裕禄，并且明确告诉他，兰考的形势非常严峻，去的话做要好思想准备。

焦裕禄在朱庄查看泡桐树的长势，图片由刘俊生拍摄

张申说，“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最穷的一个县，最困难的一个县”，他给了焦裕禄考虑的时间。但焦裕禄立即答应了：“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磨炼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就不离开那里。”

焦守云说，父亲的选择也许和他之前的经历有关。1922年，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小时候家穷只读了四年书便辍学了，后来被日本人抓入监狱，又被拉到了抚顺大山深处的一个煤矿挖煤。焦裕禄费尽周折逃回家中，带着妻儿逃荒到了江苏省宿迁县，在一户地主家做雇工，期间也要过饭。“他也是吃苦受罪过来的。”

1945年，家乡解放后，焦裕禄回到山东，并在民兵队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对穷人好。自从中国共产党来了，我知道我有出路了。所以我要入党，我要好好工作，我要在我的各项工作中做到最好。”

在兰考的475天

兰考县位于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处，据《兰考县志》记载，从1171年到1949年，近800年间，黄河在兰考县内南徙北迁，遍地行河。决口达143次。多次泛滥改道，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害”。

《兰考县志》记载，1962年，兰考遭风沙肆虐， 21万亩麦子被毁，入秋洪水漫灌，23万亩庄稼被淹死，盐碱地上10万亩禾苗绝产。沙荒、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全县粮食亩产量只有43斤，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是灾民。

县委办公室干事张士义1966年接受采访时回忆，焦裕禄到兰考后，首先开始寻找治理三害的办法。他和焦裕禄到了城关公社调研，焦裕禄让公社书记带他去最穷的大队，他们就到了老韩陵。

焦裕禄在老韩陵认识了当地的农民肖位芬，肖位芬的孙子肖顺民告诉记者，当年肖位芬已经快七十岁了，是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农民，焦裕禄向他咨询养牲口、治理三害、种田的办法，晚上两个人同住牲口棚。肖位芬告诉焦裕禄，“挖穷根种花生，要想富种桐树”。

焦裕禄到兰考的第11天，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种泡桐的有利条件：“第一，泡桐树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百棵;第二，不用投资，不用治虫打药;第三，栽桐树技术性不强，五六年就可以成材，见效快，受益大;第四，以林促农，旱天它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第五，当地社员有种桐树的习惯，不用做工作。”

1963年2月，兰考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担任办公室主任，对全县的风沙、盐碱和内涝的灾况进行统计调查。

兰考群众在深翻淤土掩埋盐碱地表，这被称为“贴膏药”。受访者供图

在张庄调研时，他看到魏铎彬母亲的坟头是沙丘中唯一的一片绿洲，就组织全县学习魏铎彬“扎针”的方法，用胶泥、淤泥固住沙地表面，种上树木保持水土。在秦寨调研时，学习当地深翻淤土掩埋盐碱地表的做法，称为“贴膏药”。

暴雨天，焦裕禄认为大水遍地流是查水路的最好时机，他冒雨领着“三害”调查队，查探水流的方向，绘成了排涝泄洪图。

作家任彦芳根据焦裕禄留下的工作手记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记录，整理出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日志，上面记载着焦裕禄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调研工作，开会起草文件，几乎没有休息日。在焦守云的记忆中，当时家里孩子多，父亲工作也很忙，他平时都住在办公室，总是工作到很晚。

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零三个月，全县140多个大队，他骑着自行车走访了120多个，查清全县大小风口84个，逐个编号、绘图，行程5000余里。

在兰考，很多老人都能讲述他们见到焦裕禄时的场景：他有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到村里的，看到百姓在劳作，会顺便搭一把手。“翻泥压沙的时候，焦书记亲自拉个架子车，外面褂子脱了，穿个线衣，裤腿也挽起来，和大家一起干。”有时候带着生产队的人一起种树，“我们让他歇歇，但是他看到有人在推车，又去帮着推车了，我们也都不好意思休息，就一起去帮忙。”

焦裕禄对干部提出“三同”要求，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新京报等联合制作的珍贵影像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中，当《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时，出现了“好干部焦裕禄”的影像。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475天，只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有三张是偷拍的。据当时的通讯干事刘俊生后来回忆，焦裕禄下乡时都让他带上相机，要求他把镜头对准群众，刘俊生拍摄了上千张有关群众开展“除三害”斗争的照片。

今年79岁的魏善民住在朱庄，朱庄是当时发展泡桐治理风沙的重点大队之一。魏善民回忆当时的情景，“一张口，嘴里全是沙子”。焦裕禄带领他们一起种了两天的泡桐。魏善民“年轻力壮”，焦裕禄和他一组栽树，两个人一前一后抬泥，种树的时候一人扶树，一人铲土。中午吃饭时，“百姓吃啥他就吃啥，临走前还留下粮票和钱。”

魏善民一直守护着一棵焦裕禄当年救下的小树苗。为它扫落叶、培土、浇水，人们称这棵树为“焦桐”。

焦裕禄在亲手栽种的泡桐树旁的留影。图片由刘俊生拍摄

泡桐树是速生树，“焦桐”旁的泡桐树已经更新到三代，这里修葺成了一个小公园，里面除了泡桐树还有各式各样的花木。经常有人来参观这棵焦裕禄亲手种下的泡桐树，老人们也常来乘凉，在树下坐一坐。

魏善民已经和三儿子说好了，等自己哪天守不动了，就让他来守护。“要把守护这棵焦桐的使命一代一代传下去，让老百姓想念焦书记时能有个念想。”

“他体贴老百姓，老百姓也贴近他”

今年81岁的雷中江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是在1962年的兰考火车站。雷中江带着母亲织的粗布，准备去安徽换取粮食。正值荒年，冬天是最难熬，秋收之后，许多人外出逃荒，等到春天再回来耕种。

雷中江回忆，等火车时，他看到有人冲他走来，穿一身卡其布的衣服，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说，我姓焦，叫焦裕禄。雷中江说，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县委书记，他一开始以为这个人是抓自己回去的。兰考县外出逃荒的人很多，担心影响不好，兰考县成立了“劝阻办公室”。焦裕禄对他说“我们没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963年，在焦裕禄的提议下，撤销了“劝阻办公室”。

雷中江再次见到焦裕禄，是在公社组织的植树工作中，他印象中焦裕禄穿的很简朴，衣服上有补丁，但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精神头好，办事利索，但是脸消瘦、脸色黑。”

焦裕禄在花生地里拔草。图片由刘俊生拍摄

焦守云听过很多人讲父亲的好，有的人说焦书记对人好，有的说他关心人民群众，她寻访过很多兰考的老人，“‘雪夜访贫’‘看白戏’等故事，都确有其事。”焦裕禄还救过奄奄一息，家里人已放弃治疗的婴儿，这个孩子在焦裕禄去世后改名为“继焦”。

焦裕禄下乡时除了调研工作，也会到大队最贫苦的人家看望。原双杨树村团支部书记吴百军的口述资料中，记录着焦裕禄去五保户家探望的情景：焦书记一进门就揭开她家的锅，锅里面有两三个菜锅饼，焦书记说够苦啦。问她冷不冷?最后走的时候焦书记撇了二十块钱，五斤粮票，说大娘我有空再来看你。

因为离县城近，焦裕禄经常到双杨树村，现任村支书吴清云称村里的老人基本上都见过焦书记，老人聚在一起就会谈起焦书记的过往，他们常说焦书记作为一名书记但和百姓一样，和大家一起拉麦子、种红薯，问寒问暖，“他体贴老百姓，老百姓也贴近他。”

但焦裕禄对自己的家人非常严格。儿子焦建国去电影院看电影，说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没有收钱。当时兰考县有“老三排”的说法，把礼堂里最好的第三排座位留给领导及家属，不收门票。焦裕禄知道后让儿子还了钱，并且以儿子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几次做检讨。之后他又提出 “干部十不准”，明确规定 “谁看戏谁拿钱”“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等。

焦守云记得小时候别人给他们家送的白米、肉，焦裕禄都退回去了，县委的福利救济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他也让人划去。“父亲每个月的收入一百多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但由于他要养活我们姐弟六个，要供养奶奶、姥姥，还随时帮助困难群众，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甚至要赊账过日子。但不管生活多艰难，他从没有搞过特殊。”

任彦芳的采访笔记中记载了妻子徐俊雅讲述的焦裕禄的生活细节：徐俊雅想要给孩子们买新衣，焦裕禄说“你看看贫下中农穿的什么，盖的什么。”如果买点什么吃的，他就说浪费，“你看下边，人家连面都吃不上，光吃红薯干……”

徐俊雅告诉任彦芳：“他到死，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和焦裕禄一起劳作过的人都知道焦裕禄身体不好。

焦裕禄出任兰考时的干部履历表上，身体健康状态一栏写着“有肝炎、胃病”。

魏善民和焦裕禄一起劳作时，经常看到他摁着肝的位置，吃饭时偷偷吃药。魏善民劝焦裕禄去医院检查，他只说没事，摁摁就舒服了。

今年91岁的李仙海之前在县委做秘书工作，向焦裕禄汇报工作，发现焦裕禄坐着的藤椅右边有一个大窟窿，书记说他的肚子右边很疼，用东西顶着会好一点。有时用钢笔等东西，一边顶着自己的胃，一边顶着藤椅，他说顶着会好一点，不那么疼了。时间长了，就把藤椅顶出了个洞。

焦裕禄用过的藤椅。受访者供图

“焦书记来之前我曾在那个办公室工作过，那把椅子我坐了八年，然后焦书记继续用。”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记录了“疼痛的父亲”：冬天穿棉袄，父亲第二、三个扣子是不扣的，为了方便把手伸进去摁住肝部。再后来，肝疼的厉害了，他就用东西顶着，手里抓住什么就用什么，带疙瘩的茶杯盖、钢笔、鸡毛掸子等。他很瘦，肚皮很薄，甚至可以用手摸到肝上的瘤。

徐俊雅多次劝他去检查身体，他总是托口说，这段时间太忙了，等过了这一段再去。

1964年3月焦裕禄下乡听汇报时晕倒了，等送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他被送到郑州治疗，又转到北京，“父亲肝部最大瘤子有鸡蛋那么大，其他的小瘤子像黄豆。”医生说他的生命最多还有二十多天，又被送回了郑州。

焦裕禄去世前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徐俊雅后来向焦守云讲述了焦裕禄去世前的场景，“一到晚上，你爸爸的肝疼起来，从床这头滚到床那头，也不让医生打止疼针，他怕麻烦别人，怕多花钱。”肝疼难忍，焦裕禄就用烟头烫自己，先是胳膊，后是肝部的位置，他称为“转移疼痛治疗法”。

住院期间，焦裕禄仍然担心兰考的洪水、泡桐和田地里的收成。当他听说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很好，开心得让人下次再来的时候拿一把麦穗给他。

临终前，焦裕禄对县委组织部部长说，“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现在，焦裕禄烈士陵园位于兰考裕禄大道88号。裕禄大道横穿兰考南北，是兰考的主街道，这条大道的最北端起自黄河在县城内的一条支流，最南端连接着当年焦裕禄在这里送兰考人去外地的兰考火车站。

焦裕禄墓碑后面的屏风墙上镶有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几个大字。每年清明节和五月十四日焦裕禄的忌日，雷江中和魏善民几位老人都会来到焦裕禄陵园，告诉焦裕禄兰考的新变化。他们也常常在那棵“焦桐”树下给前来参观的人讲述他们和焦裕禄的故事，“宣扬焦裕禄精神是我们的责任，焦书记是为我们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

遗泽

从兰考县城去往村子的路上，宽阔的马路两边种着一排排绿树，树后面是麦田，风吹麦浪，麦田间种着泡桐树，三四月份是泡桐开花的季节，桐花形似喇叭，花瓣是紫色的。

焦裕禄逝世后，兰考县的群众干部又花了二十年，终于根治了风沙、盐碱、洪涝。《兰考县志》记载，到1989年，“三害”得到全面根治，当年的沙丘变成了绿洲。

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新京报记者陈亚杰 摄

李仙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兰考县林业局局长，他说自己是“踩着焦书记的脚印”在全县广泛种树，“1982年就种树一千万株，其中泡桐600万株。”

现在，广泛种植的泡桐树成为极佳的制作乐器的材料，为兰考带来丰厚的收益。一个叫徐场的村子，全村有95%的农户都在从事乐器生产，2020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四万元。

双杨树村曾经有制作风箱的传统，焦裕禄鼓励他们成立副业组，生产风箱去外地换红薯。现在双杨树村转为生产家具，有两家大型的家具生产企业，其中一个工厂制作的工艺品出口海外。

目前，兰考县已有不同规模的乐器制作厂268家，占据全国30%的民族乐器市场。兰考县还在打造家居制造产业链。2020年，兰考木制品加工业产值达116亿元。人们称，泡桐树是焦裕禄留下的“绿色银行”。

焦裕禄找到“贴膏药，扎针”治沙方法的张庄，正在发展旅游业。村子里修了路，路的两边种上了海棠、樱花等树，也有各种花草。现在的张庄有171座种植蜜瓜和西瓜的塑料大棚;种植了梨树、葡萄、桃子、石榴等占地260亩的生态园;有莲藕350亩，水稻12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312亩。

魏善民做了32年的村支书，他秉持着一点，“焦书记说，要勤(经常)和群众商量。”

兰考代庄的村支书代玉建从小听着焦裕禄的名字长大，“小时候浪费粮食，老人就会说焦裕禄那时候怎样，然后给我们讲焦书记的故事。”2014年，代玉建撇下在郑州的生意，回到当时还没有通自来水的代庄做支书。

在代庄，代玉建自己出资一百多万，建了村两委办公楼、修了村里的主干道。但是群众担心他是“飞鸽牌”的村干部——很快就不干了。“当时焦书记说，我们对兰考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死不瞑目。我也是受到焦书记精神的影响了，现在我也不想着离开，要带着村民好好干。”

2014年3月，同兰考县部分乡村干部学员座谈时，提出“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

同年5月，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新军提出了“兰考之问”：守着焦裕禄精神，为什么兰考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路线走偏了?当时兰考全县贫困人口77350人，贫困发生率为10.2%。兰考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2017年3月，兰考成为全国首批摘帽的两个国定贫困县之一。去年兰考县的粮食总产量为58.19万吨，生产总产值383.24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203元。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焦守云的印象中，父亲很忙，但很爱笑。父亲经常带他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颗粒归公，喜欢唱歌，领着他们唱，粒粒皆辛苦。

“我爸爸还安排过姐姐卖酱菜”，焦守云说，大姐焦守凤本来可以做打字员的工作，但焦裕禄要她到最艰苦的地方劳动。焦守凤曾抱怨过酱菜组的工作累，冬天手冷，冻得不行，但父亲说，“不是那儿冷，是你的思想脏。”

焦裕禄去世前多次叮嘱徐俊雅“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工作，“她心里难受，年三十包完饺子就自己在房间里呆一天一夜。”焦守云提及母亲还是会落泪，“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帮助。”几个孩子也因此都早早地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我十五岁就去当兵了，就是因为当时太贫苦了。”

当年焦裕禄种下的一棵泡桐树被人们称为“焦桐“。新京报记者陈亚杰 摄

“我们从来没有用父亲的名声得到过任何的好处，有人说给我妈妈或者我们兄妹安排工作，我们都拒绝了，我们家的孩子也都是自己找的工作，有的在外打工，也有待业的。我妈妈常说，你们做错事，人家不说你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焦守云告诉记者，除了弟弟焦跃进现在开封市政协工作，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包括孙子辈，都没有当官的。“都是很普通的家庭，哥哥姐姐就是在街头晒太阳的老百姓。”

焦裕禄去世时焦守云只有十一岁，她当时只是听姐姐说父亲是县城里的大官，具体是做什么的，就不清楚了。一直到读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她才认识到父亲的不平凡。

焦守云说，她在兰考的“焦桐”树下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知道她是焦裕禄的女儿后，一把把她抱住说，你爸爸是个好人。

但直到近几年，焦守云才觉得自己真的懂了父亲。“其实父亲不仅仅是优秀的县委书记，无论做什么，是什么身份，父亲首先是一个好心肠的人，看不得老百姓苦。做事讲担当，做人有感情。”

她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拍摄，“影片的名字就是‘我的父亲焦裕禄’，父亲有大功也有小家，他是我的父亲，我妈妈的丈夫，奶奶的儿子。”

焦裕禄去世前，曾将家中的两本书留给焦守凤，一本是《毛泽东选集》，另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父亲告诉姐姐说，这里头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父亲是我们人生的榜样，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做个好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我们也希望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在焦守云看来，这也是一种家风的传承，“奶奶跟父亲讲，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下一个人，如果你是个好人，和你对照的那个星就亮。”

部分资料参考：《我的父亲焦裕禄》《为官之德，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兰考县志》《我眼中的焦裕禄》《焦裕禄家风》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