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怪病

金智英，三十四岁。在那场怪病之前，她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女性。

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全职主妇，经济上从未遇过真正难处。她居住在大都市首尔，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在适当年龄成立家庭。婚后，她与丈夫住在八十平方米的公寓中，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生活着。

照理说，她的生活幸福而平静。某一天，这种平静氛围却被突然打破。金智英生了场怪病，出现异常举止——好似“鬼上身”般，变成另一个人。

有时她会模仿自己的母亲，称呼丈夫为“女婿小郑”，有时则仿作大学期间的社团学姐，惟妙惟肖地以别人的口吻出声。

丈夫觉得如今行为失常的妻子越来越陌生，在原本其乐融融的家族祭祀活动中，金智英的异常举止更是被彻底暴露。

全家人聚在客厅，小姑子瘫在沙发上吃着松饼，边嚼边嘟囔：“干嘛这么大费周章，搞得智英也很辛苦。”金智英的婆婆有些失落，转过头来问媳妇金智英：“你会觉得辛苦吗？”

这种情形下，按照东亚社会文化强调的“温良恭俭让”，作为媳妇的金智英理应谦辞一番，从而维持和睦的家庭氛围。可那天，金智英非但没有谦让，反而以智英妈妈的口吻说道：

“哎呀，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这种大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

“恕我冒昧，有句话我还是不吐不快，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话音刚落，空气中凝聚着无言的尴尬，每个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这样异常的表现与金智英原本性格截然相反。以前，哪怕她遇到心下不满的状况，也会选择沉默，成为众人眼里隐忍且善解人意的“乖女孩”，获得别人的赞誉。与此同时，她好像被困在温顺的外壳里，逐渐失去自己的个性。

金智英生活在保守传统的东亚文化氛围。女孩子们从小便被教育：凡事小心、穿着保守。她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那类人，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既没有耀眼经历，也没有遇过真正动摇人生的恶劣事件，至多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

在一次次“不愉快的小插曲”里，金智英不再表露内心真实想法。

开始是忍辱负重的“失语”，渐渐地，当心事累积，终于有一天，她不再沉默，却患上“借用他者身份发声”的怪病。

平淡生活里的刺

金智英出生的八十年代，处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尾声。此时，已经没有人再理直气壮地宣称女性附属于男性。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显而易见，性别差异仍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

好似融于空气，不必刻意观察，却始终存在。

她是什么时候发现这种细微的差异呢？大概是金智英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她常偷吃弟弟的奶粉，奶粉在口中溶解时，会像牛奶糖一样软绵绵的，小智英很喜欢这种醇厚的奶香味。

可一旦被同住的奶奶发现，总会朝她背后狠狠地拍几下，疾声厉色地教训她一顿。并非金智英过了喝奶的年纪，而是因为弟弟的一切都无比珍贵。

这不是金智英第一次感受到微妙的不平衡。刚蒸好的一锅米饭，总是按照爸爸、弟弟、奶奶的顺序；学校里排学号，也会从男生开始；明明所有家务都是母亲吴女士一力承担，奶奶却总说这是托了儿子的福分。

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构成了金智英对世界最初的疑惑。始终没有人告诉她这份疑惑的答案。

20世纪90年代，韩国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一份“人口动态件数及动态率”的数据报告显示，1994年出生的男婴是女婴数量的两倍。

这时，金智英也从懵懂幼童长成青涩少女，女性特征逐渐体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学校对于女生穿着极为严苛：裙子长度超过膝盖，不能露出腰臀曲线。理由是：身为女生，要自己懂得避开危险。

然而无论如何谨慎，也无法全然预防未知的外界危险。她每天穿梭于学校、补习班和家里，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一天，补习班的讲座结束，金智英走出来时已是深夜。等车的过程中，有位看上去面熟的男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她碍于礼节回应几句，不曾想这位男同学在归家途中，紧紧尾随她的身影。

金智英吓得冷汗直流，迅速跳上公交车，男同学仍伴随左右。最终还是一位上班族替她解围，才摆脱困境。

回到住所附近，金智英心有余悸地瘫坐在地上。这时父亲从巷子里匆匆赶来，得知事情原委后，非但没有安慰她，反倒扑面而来一顿严厉斥责：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明明她是受害者，却迎来父亲一顿数落。金智英不知如何反驳，自此之后，她几乎害怕身边的所有男性，在楼梯间与弟弟相遇也会不自觉地尖叫，脸上很少再浮现笑容。

随着年龄增长，金智英感受到的性别差异愈来愈大。2005年，她大学毕业，韩国百大企业中，女性录取率仅占29.6%。

好不容易找到合适职位，金智英这样的新进女员工又常常面临职场性骚扰、婚育假期等困扰。

她的顶头上司也是位女性，为了摆脱领导对女员工的刻板印象，女上司从不敢休假，每次积极加班。获得升迁机会的背后，付出了牺牲应有福利的代价。

即使如此，若是遇到可以提升的长期项目，社长仍然会选拔男性员工——对于有家庭的女员工而言，很难胜任这份工作的压力。然而，社长心知肚明，却并不打算牺牲公司利益来改变女性员工处境。

回想这些年的经历，金智英仿佛站在巨大的迷宫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寻找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不止于她

仔细说来，金智英的境遇怪不了任何人。

中学时期遭遇陌生人尾随，父亲站在规避风险的角度，才对她严厉训斥；职场里，社长提升能力不如她的男同事，也是因为社长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以最小投资创造最大利益。

“周围充满了正常而平凡的人，但为什么我还是很痛苦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创造出“金智英”这一角色的作者赵南柱反问道。

金智英并非真实存在，而是赵南柱笔下的主人公。她的人生经历亦来自《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中。奇怪的是，分明这是个虚拟角色，然而阅读到最后，如女性主义者金高莲珠所言：读者已经很难分清自己是金智英，或是金智英就是自己，她的人生正如实地呈现着“身为女性的人生”。

与此前《黑箱》《素媛》《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相比，金智英的人生很“幸运”。她没有遇到动摇人生的坏人，这是赵南柱刻意规避后的结果。赵南柱说，自己不想将愤怒、压抑的情绪倾泻在某个角色身上。

“不是因为这个丈夫很坏，这个婆家很坏，这个职场很坏，而是社会氛围、结构、惯俗使个人很痛苦。”

书中，金智英平凡的生活经历似是蝴蝶挥动翅膀，在韩国乃至东亚引起巨大震荡。

赵南柱不仅收到日本读者的共鸣后记，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编辑也告诉她：虽然背景是20世纪的韩国女性，却是超越世代的普通女性人生故事。

韩国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相当极端。女团成员Irene仅仅在粉丝见面会上提及近期读物包括《82年生的金智英》，便受到男粉丝的抵制、剪毁照片乃至人身攻击。小说影视化后，饰演金智英的演员郑裕美也被网友诅咒为“这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

抵制者多数认为：书中强调的种种性别差异，不会发生在如今的韩国。

然而，《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后数月，韩国便出现“江南站随机杀人事件”。凶手潜入首尔江南站附近的洗手间，杀害素不相识的受害者。后来的判决中，凶手告诉警方，行凶的理由仅仅是厌恶女性。

由此可见，性别差异及“厌女”情节仍存在于当今社会。

韩国媒体和网络也传播着嘲讽和贬低女性的语言，甚至有人新造词语“妈虫”：是英文“mom” 韩文“虫”的结合词汇，意指没有收入，依靠丈夫生活的全职主妇。这也是赵南柱提笔写这本书的初衷。

金智英无法平衡工作与育儿的双重压力，作为家庭收入较低的一方，只能回归家庭成为主妇。然而全职主妇的生活远没有外人想得那么轻松， 7X24小时随时待命，育儿的大小事都得亲历亲为。

曾做过全职主妇的赵南柱深有体会，每天上午早起送女儿上学，接着回家做家务，下午再陪孩子做作业、送去培训班。只能等到深夜孩子入睡，她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

书中，当金智英难得挤出闲暇时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享用热腾腾的咖啡，路过的上班族却窃窃私语道：“妈虫还真好命。”金智英顿时满脸羞窘，快步离开公园。那一刻，她只想迅速缩回家躲起来。

现实中赵南柱的经历则更为残酷。除去忙碌外，由于整天与孩子交流，只能使用简单的拟声词、拟态词，这样的生活几乎要将她逼疯，但在别人看来：在家里歇着，时间不是很多吗？

金智英与赵南柱之所以回归家庭，根源是收入不及丈夫。而在多项数据中，韩国男性普遍薪资比女性高37%。

她借书写金智英这个角色纾解心声：“这个社会看似改变很多，一些严苛的社会规则从未改变。”被侵害的女性权益仍被视作理所应当。

当严苛的社会规则与日渐觉醒的新女性无法适应，有时会引发难以承担的后果——女性不愿生孩子了。

她们选择用不执行生育权，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在注重家庭伦理的东亚社会中，往往正是生育，让女性陷入困难的境遇。

报告表明，2018年韩国的生育率再创新低，成为世界首个“零生育率”的国家。日本也存在相似问题，2018年，日本开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出现44.8万的缺口。

这意味着在适婚年龄选择婚育的人数逐渐减少，人均生育率降低。诚然，这无法完全与性别差异挂钩，但年轻女性不愿冒着降低生活满意度的风险，从而选择独自生活，也成了无法忽略的现实。

有人认为中国女性的处境远优于韩国。当金智英的故事被转发到国内，在一篇相关文章中，点赞数最高的留言写着：

“既然社会给了我们生育惩罚，我们也只能以越来越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予以回报。”

无论对个体抑或对社会而言，这都是难以承受的后果。个人需要面对独自生活的孤独与养老难题，社会需要面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及结构失衡的困境。

发声

即使如此，性别差异作为婚育率低的根源之一，仍没有被广泛重视。

金智英在怀孕后曾向丈夫表露对未来的担忧，丈夫郑代贤拍了拍她的肩膀，告诉她：“智英，你不要只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要多想想你会得到什么。”

金智英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激烈：

“所以你失去了什么？你不是让我不要只想着失去吗？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无论她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终究难掩内心不甘。同时，她也不解：为什么自己母亲从没喊过一声累呢？

公众始终强调温顺的女性品质，赞扬无私的母性，当女性被贴上诸如“温顺”、“端庄”的标签后，往往会被这种“伟大形象”所禁锢，从而失去独特个性。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小说《去十九号房》里就曾描绘过这种痛楚，女主人公苏珊是一位步入不惑之年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理性选择的婚姻中迷失自我，被无形的社会角色禁锢而痛苦，最终在一间破旧的房间选择自杀。

无论是苏珊的死亡抑或金智英的怪病，都是随着女性对自身的思考不断深入，透露微妙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禁锢自己的父权社会以及被禁锢的社会身份。

金智英的“怪病”尤为如此。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中，失语现象代表着权力的丧失，在社会高压规训中，女性只能被迫噤声。

不过福柯也同样强调反抗权力的重要性：“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反抗）。”于是，赵南柱安排金智英用他者的口吻，替自己发声。

在过去的2018年里，女性的觉醒与反抗广泛存在于世界范畴。多数国家爆发“Metoo运动”，起初旨在鼓励遭受性侵犯的女性说出自己的经历，最终发展成：鼓励女性面对权势时说出真相。

前文所说的“江南站杀人事件”，被视作引发韩国“Metoo运动”的起源。越来越多的女性挺身而出，当她们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被认可，便会积极大胆地扩散观点，聚拢成一股强大力量。

作者赵南柱的母校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平权运动的先驱，亦展示着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

当这座女校因为某项举措而伤害到学子利益时，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们举着“别害怕，姐姐来了”的条幅，声援尚未毕业的学子。她们互相鼓励歌唱，在黑暗的校园中形成一片银色光芒。

赵南柱告诉十点人物志：“如果说在这之前社会充斥着失败意识和讥讽的话，现在我们正切身经历着发出多少声音，世界就可以改变多少。”

韩国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脱掉外貌规范的“塑身衣”，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逐渐增加，有性别偏见的媒体内容正在减少。

故事的结尾，金智英的怪病是否好转成了开放性结局，一个人对待社会惯俗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然而随着《82年生的金智英》面世以后，作者赵南柱的丈夫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读完这本书，他才准确了解妻子的情况，从而对家务与育儿变得更积极。

对赵南柱来说，自身的生活状况已然好转，在这次采访的结尾，她说：

“很多女性的人生都是被“理所当然的差异”所占据。即使在法律制度改善之后，还是有像空气般留存的性别差异，希望大家都能再多想一想。”

END

金智英的故事结束了，“82年生的金智英”也成了现象级话题。

韩国总人口不过五千万，两年间，这本书却卖了整整一百万册。从政要到影视明星、媒体人，各界人士都在激烈讨论其中情节。其中有位党鞭曾呼吁：

“希望1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不再让1992年生的金智英陷于绝望。”

如何实现这个愿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译者@KoreanLiteratureToday亦有贡献。

图片来源：《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参考资料：

1.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

2.方宏哲《权力话语视阈下<提堂>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3.李蓉《女性主义文学解体之后：问题、处境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