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文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记录张献忠与洋人交往史的《圣教入川记》
利类思与安文思
一个汉语高深一个善造机械
利类思，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1637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葡萄牙人。1640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
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到北京后，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
利类思与安文思修建的北京东堂。智超 摄
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安文思逝世后，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东阁大学士刘宇亮
成为两位洋人的贵人
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
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大，热心天主教，在他的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锋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
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
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张献忠劫掠的金碗。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封洋人“天学国师”
每人每月获十两银子俸禄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人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
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若望请吴继善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继善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礼部来人，不得有误，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张献忠劫掠的蜀王金宝。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西文版《圣经》。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好印象。这两人胆子够大，可以说是明末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这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
张献忠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见影出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六十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
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见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十两银子的俸禄。
张献忠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
张献忠“君子上进”
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
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元代费著写的《岁华纪丽谱》记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的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然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利类思与安文思为张献忠造天文仪器。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在落下闳提出“浑天说”之后一千六百年间，世界上一直没有其他理论比他的想象说更为正统。
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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