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树军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南湖之后，中国历史便坚定地迈向她的必由之路、自由之路。在这条路上，瑞金作过苏维埃政权的临时首都，延安作过边区政府的“首都”。在“红都”西柏坡经几番商议，伟人又将目光锁定六朝古都北平城。“红都”大搬迁，专设“转委”。第一封密电发出，但第一个来北平城选址的人，时至今日因何没有他的任何简介？北平首任市长亲笔写下了怎样的信函？“特情主管”再来北平，精心考察，最终以什么理由确认香山为中共中央迁至入驻北平第一站？西柏坡大院的大忙人，第一个入住香山，在他的日记中，又有怎样的记述？
从上海南湖到瑞金，从延安到西柏坡，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自由幸福烙刻了深深的红色印迹。此时，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都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蓬勃欲出。在这关键历史时刻，一代伟人毛泽东高瞻远瞩，把新中国建都的目光逐渐锁定在北平城。3月23日，春意盎然，满怀胜利喜悦的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红都”西柏坡迁往北平，由此拉开了建设新中国的帷幕。
北平，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古城，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公元前 1045 年北京成为蓟、燕诸侯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公元938年，辽代把这里定为陪都。之后，金、元、明、清也都把这里确立为国都。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在北平建立新中国都城的问题被中共领导人提上日程。
其实，定都北平这座历史上有着深厚都城优势的古城，毛泽东早有过考虑。在1948年9月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和负责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谈话时，就透露出要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当听到阎锡山顽固不化，难以和平解放太原的事情后。毛泽东说道：“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平津战役期间，毛泽东的这一谋略得以实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古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关于定都北平，毛泽东广泛征询了大家的意见。1949年3月，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王稼祥受到毛泽东邀请，专门对定都问题进行了探讨。毛泽东直入主题：“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为宜？”王稼祥经片刻思考之后，也直言而出：“能否定在北平？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虽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毛泽东听后，对王稼祥说：“有道理有道理”。王稼祥这种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西柏坡还广泛征求了到达解放区各民主人士的意见。据陈叔通回忆，为筹备召开新政协事宜，毛泽东多次亲自征询他的意见，并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陈叔通秉性耿直，直率地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表示新政协召开，应待北平解放，确定首都后，在北平召开为好。
1949 年3月5日至13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议：“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进驻北平，最先落脚之地，选在何处？谁去选址？一系列要事随即展开。
其实，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的大搬家一事，也早在 1948 年与 1949 年之交就有所议论，但究竟什么时候动，具体日子一直没有定下来。到了 1949 年 1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感到“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作这种准备”。于是，他于1月19日派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处长梁锡昌等先期前往北平，勘察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的驻地。
1月27日晚，杨尚昆到周恩来住处，将准备大搬家的部署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告诉他: “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下月中旬。中央意见是让李克农先去北平，各部门究竟先走多少人，还有待商定。”杨尚昆随即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开始启动迎接中共中央机关的大搬迁事宜。
随后，中央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这是杨尚昆接替李富春承办中央办公厅工作以来的第三次“大搬家”。第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第二次是从晋西北来到西柏坡，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这是第三次。杨尚昆遂让在前两次“搬家”时组织档案转移的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自己一起负责具体事务。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领导的驻北平打前站先遣组先期到达北平，负责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工作。同时，“搬家”期间运输所需的车马粮秣、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问题，杨尚昆也同有关负责人都事先作了商议筹划。
1月底，赴北平作了一番勘察的范离副部长返回西柏坡。范离将他在北平勘察驻地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总的感觉是，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城，就直接进驻北平城内，安全警戒条件不够成熟，安保工作难度极大。范离拿出叶剑英的亲笔信函，交给杨尚昆。杨尚昆打开信函，信中写道：
尚昆同志：
范、刘二位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西山为适当。只须牵动一家（兹幼院），就可基本解决（祥情可问范、刘）。此外，或由时空不便（如新北京），或则周围环境不良（如颐和园），或房屋不够率过多（如八大处），或则破坏不堪，如汤山，均不适当。这是我们考虑的结果，提供你们参考。
北平工作不易，的确不易。请经常从侧面提醒我们，和过去执行那一样。
至感
敬礼
叶剑英
1月27日夜廿时
在这里，我们非常明晰了，范离同志是第一个奉命进入北平，为中共中央集体搬家选址的。但我们通过大量的找寻，关于范离的基本情况，不甚其详。在当年的文件上，虽有以“范離”签发的文件，但关于1949年前后范离的照片，百寻未得。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建局70年《光辉历程（1941—2011）》纪念册上，有1951年元旦中直供给科全体人员合影照，但这张合影里没有范离。在1990年5月，局老干部在十三陵植树的合影照中有范离的身影。这样，就有了范离同志的容貌印象。在《中央管理局在延安陈列图册》上有一张范离的单人照片，标明中直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和供给处处长梁锡昌等参与为中央办公选址考察工作。从各地经纪念馆、展览馆和临时办展时，关于中共中央进北平选址的相关内容上，多数选用的是这个册子上范离的照片。但所有观者，对这张照片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民主人士”。其实，对于范离的这张照片，应多注一句说明，即“1990年代前后的范离同志”，也就是说，在1949年前后，范离与中直供给部部长邓典桃的年龄相差不多，当是年轻有为的干将！但因未能寻找到那个时期的照片，便将范离同志晚年照片布列于此，以示后人。他就是为党中央和毛泽东选址香山的人。
多方寻找，找到范离同志年轻时的照片
而在2020年12月6日，笔者就此文收笔之时，通过某部开休所，查找到了梁锡昌女儿梁志欣的电话。简单沟通后，梁志欣便给笔者发来1950年代的梁锡昌的照片，这是弥足珍贵的。虽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但确是对香山革命史内容的补充，是历史真实的见证。这一张小小的照片，为中国革命史、北平党史、北平市史有了很大的弥补。关于梁锡昌同志，我们在此也作一简短地介绍：
梁锡昌，1918年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大王村。早年受抗日进步思想影响，面对旧社会的黑暗，深刻感受到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危机，积极参加反日宣传和示威游行。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半工半读时，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产生寻找共产党、寻找红军的念头。在陇海铁路工作时，正逢七·七事变，全国掀起抗日高潮，他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毅然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走向革命道路，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奔赴甘肃庆阳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分校学习。
在抗日战争时期，梁锡昌同志历任甘肃庆阳抗大分校和延安抗大第五大队学员，延安工人学校学员，延安马列学院学员，马列学院供给科科长，延安中共中央管理局运输站站长、供给科粮秣股股长、供给处粮秣科科长、审计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梁锡昌一直担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供给部供给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军委直属机关供给处处长，总参行政经济管理部财务处处长兼供给处处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9年6月任总参行政经济管理部副部长，1960年2月任国防部办公厅管理局副局长，1960年6月晋升大校军衔，1965年5月任总参管局副局长，1969年12月任总参管理局局长，曾被选为总参党委委员，1980年4月起享受副兵团职待遇，1987年7月离职休养。
梁锡昌
梁锡昌，长期从事后勤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使命感,创造性地开展了总部机关的后勤保障工作。他在总参管理局工作期间，尽心尽力，恪尽职守,积极创业，尤其在任局长的17年中，呕心沥血，辛勤工作，着眼大局和长远发展，为总参的行管后勤工作和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7月和1988年7月,分别被授予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独立功勋荣誉章。还亲自撰写了《总部机关后勤工作的回顾》一书。
2007年9月9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
在范离和梁锡昌等去北平和从北平回到西柏坡这段时间，长期主管特情工作的李克农，通过自己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北平内的特情已基本掌握了。他告诉杨尚昆，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另外，随着我军的不断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被我方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
杨尚昆和李克农都感觉到，清理出一个局部比较安全的环境，是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俩一边交谈一边分析，很快达成共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先在郊外，安定之后，再进入城内。这一共识与范离等勘察的情况和叶剑英亲笔信函所提想法，是一致的。
2月1日晚，杨尚昆和李克农将他们的讨论和已经形成的共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一致认为中央机关的此次大搬家和安置，是一项不同以往的重大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周恩来仔细听取汇报，并不时地插话，询问有关情况，最后认为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先将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表示同意。
为了慎重起见，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再派李克农前往北平进行考察确定，以加强北平清理敌特和迎接中央机关的准备工作。为了协助李克农在北平的工作，杨尚昆决定让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中直供给部副部长范离随、供给处处长梁锡昌等一起，与李克农一同前往北平。2月4日，杨尚昆和李克农、赖祖烈、范离、梁锡昌等开了一个小会议，对他们到北平后要办的各项事宜、如何更好地协调又作了详细研究。就在这时，周恩来又介绍了两个人给杨尚昆。杨尚昆随即安排他俩到李克农那里报到。这两人一个是专门从事扫雷工作的，一个是搞无线电专业的。杨尚昆要他俩随李克农到北平，参与中央机关驻地的安全检查工作。为了驻扎地的安全，要对驻扎地可能隐藏的爆炸物及窃听装置进行仔细、全面的探查和清除。
1929年香山兹幼院校舍鸟瞰
7 日，李克农一行与时任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的程子华一起到香山勘察，经过详细调查，确定了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这个确定是来自几个方面情况的汇总，其一致的意见主要有五点：第一点，为了便于指挥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基本被消灭，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中，为了消灭一切反动派，中共中央从河北偏僻的山区——西柏坡，迁往已解放的大城市——北平，进驻香山，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必要。进驻北平香山后，中共中央能及时准确了解各方面的信息，有利于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第二点，安全有保障。尽管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就实现了和平解放，但北平城内的敌情仍相当复杂。傅作义部出城后，城内还有40000人以上的散兵游勇，有4000人以上的特务，及大量的散落枪炮。尤其是特务活动频繁，有的利用保甲联谊会、工商改进会，旧行业公会及军民联欢会等进行活动；有的以小党派作掩护进行活动。加之，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干涉，国民党的飞机随时有轰炸北平的可能，所以为防止形势的突变和敌机轰炸，选址香山当然属于上策。另一方面，香山距城内较远，和西山相连，有利于警卫和防空。同时，北平海淀地区已于1948年12月14日就获得了解放，同年12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派张宗平，马子卿等率几十名干部到海淀开展工作，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徐守身、张锋等分别接管了位于香山和青龙桥的国民党郊五、郊六分局，并废除了保甲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此外，自抗战以来香山及其所在的西郊地区就是地下党游击队、八路军活动的重心。这一带群众基础好，敌特分子在这一带很难有藏身之处。这样，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的安全大事就基本得以解决。第三点，是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需要。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但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对城市生活不习惯，缺乏城市管理的经验，因而，无论从思想到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学习管理艺术的过程，在形势发展极为迅速、必须及时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非常时期，用香山这一城郊地区作为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缓冲地带，是很有必要的。第四点，解决了住房困难的现实需要。北平解放后不久，城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撤完，房屋极为困难，且环境复杂，故城内暂不适合作为中共中央的驻地。而香山，有慈幼院的校舍等3000多间房子。这些房子能腾退出来，中共中央的住房就能得到解决。第五点，香山环境安静优雅。古时香山有杏花山之称，每年春季杏花绽开，清香四溢。明代王衡记载：“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明诗有“寺入香山古道斜，琳宫一半白云遮，回廊小院流春水，万壑千崖种杏花”之句。香山海拔575米最高峰顶有一块巨大的乳峰石，形状像香炉，晨昏之际云雾缭绕，远远望去犹如炉中香烟袅袅上升，故名香炉山，简称香山。香山寺东南半山坡上还有一处别致清静的庭院即双清。院内二道清泉常年流水不息，一股流向知乐濠，一股流向静翠湖。此即“双清”二字之缘由。院内池旁有八角亭及参天银杏树。1917年河北省大水时，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建慈幼局和别墅，其别墅即称双清别墅。这些已有或已形成的，都极适合中共中央机关办公。
20世纪20年代香山慈幼院男校
据此，2月8日，李克农给在西柏坡的杨尚昆写来一个《来平后各项情况报告》中说:“昨日与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驻该地。”另“林总(林彪)已允调给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
2月9日，李克农再向西柏坡发出一封电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驻香山有了一个更具体的安排，为了保密，此时已确定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以“大学”代称中共中央，是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已有的发明。中共中央到西柏坡后，还曾以“农业大学”代称，“农大”“农大”叫开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跑到那里要求报考。
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进北平打前站需设三个站点：第一个站点，称之为“劳大”筹备处，设在市区内的马弦胡同15号，由赖祖烈负责，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第二个站点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第三个站点称“劳大”招待所，就设在香山，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修缮等事宜。
中央机关驻地的中心就设在香山，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办公厅
招待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等机关，都将驻扎在那里。中央军委机关则驻在与香山毗连的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团和政治保卫队分布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沿线。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三局、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新华社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根据其工作性质，可以安
派驻城内。
当时没有定下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二局的驻地方案。杨尚昆的意见是，具体方案定不下来也不要紧，先到北平再说。到了以后根据现实情况再安排调整也来得及。后来，因为在进北平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紧张而繁重，且要频繁联系的各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都住在城里，统战部就首先搬进了中南海。
为了做好从农村搬到大城市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管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行动，任弼时协助周恩来进行统筹安排，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具体负责。
这些大的方面进行周密布置并展开实施。但在其时，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搬离所有住在香山的“住户”。而最先解决的当是协商借用香山慈幼院校舍（包括双清别墅）问题。
香山慈幼院始建1919年2月17日，1920年10月3日正式开院。香山慈幼院由董事会和总院两个部门一起负责管理。总院以下，是慈幼院的六个分院。第一分院即是蒙养园。这里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即“幼稚生”和“模范生”，幼稚生即指4到6岁的幼童，模范生则是从蒙养园毕业升入到第二分院（小学部）的7至12岁孩子。第二分院是小学部，也即是慈幼院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孩子们每十人会组成一个“家庭”，并成立家庭总部。第三分院是中学部。中学部分为男校和女校，男校则又分为初中部、高中部和六年一贯制的师范部。其中师范部的学生毕业后便直接到乡村去做教员（可见办校理念是绝对服务于广大贫苦民众的）。而女校则只设师范部，所有学生毕业后均从事教师的行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学毕业生都升入到中学部，其中一部分可能会到第四分院即职业部去学习一种专门的技艺，即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当时有木工场、铁工场、陶工场、蜂工场等等。10岁以上的学生，每天还要到工场或农场实习一个小时。男生去铁、木、陶工、化学及农场、家畜饲育各场。女生则去挑花、刺绣、缝纫。第五分院，即北平工徒学校，属于慈幼院的专工科教育体系，类似于今天的技工学校，高小毕业生们可以直接到这里做学徒工，期满后可以直接成为工徒学校下属工厂的正式工人。这些工厂均以“慈”字命名，如慈云地毯厂、慈成印刷厂、慈华染织厂等。由三、四、五三个分院一起，构成了慈幼院的中等教育体系，其中职业科学制六年，专工科学制则是三年。
一份资料记载，为了培养学生的自立技能，香山慈幼院还制定了《劳动法》，主旨是“按其身体之强弱而定工作之轻重，以发达其个性、本能及兴趣，为将来择业之基础”。并建立了庞大的农工实习场所：家畜饲养场、养蜂场、养蚕室、苗圃、农场、铁工场、木工场、陶瓷场、化工场、织布场、染织场、绣花场、制鞋场等。四院职业部还曾举办过农业、畜牧、养蜂、陶工、金工、织染、制鞋、照相、银行等职业班，乃至高级土木工程科、高级机械科等专业班。“不难发现，这就是一个职业教育的模式，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1948年11月，驻防北平近郊的国民党军第二0八师改编为第八十七军并从香山撤走。12月14日海淀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驻防。在确定香山慈幼院等地为中共中央驻地后，中共中央即派时任北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薛子正，以劳动大学的名义找香山慈幼院始商谈借其校舍。因当时院长毛彦文不在北平，经过副院长雷动与院董事会雷洁琼董事长商议后，同意借给中共中央，并提出“慈幼院有1000多名儿童，如要借用，需要给予妥善安置”。
经充分协商，慈幼院校址搬迁，最后选定了北平城内西安门大街26号。
搬到阜成路白堆子的香山兹幼院新址大门
在一份历史档案中有记载，香山慈幼院迁至西安门不久，薛子正就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慈幼院的全体教职员。当时他代表中央和北平市领导对香山慈幼院表示感谢。“自香山解放之日起，慈幼院就由国家办理。今后慈幼院的孩子们在生活上就有保证了。”政府接受办理慈幼院后，一切按公立学校办，只是名义上保持私立。建国后，毛泽东对慈幼院十分关心，他多次说：“我们用了慈幼院的房子，要多照顾他们……有什么事就直接找彭真市长。”为了慈幼院的全面和长远发展，1952年，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决定在阜成门外为慈幼院再兴建一所正规校园。“当时我国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但学校的工程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工程设计标准和工程质量都是那个时期最好的。”1953年，新校就建成了。1954年春，香山慈幼院再次迁新址。1973年1月29日，香山慈幼院在经历了“甘家口第三小学”、“新生小学”等多个校名之后，最终被定为“北京市立新学校”。
七届二中全会过后，搬家进京事宜马上提上日程。3月17日晚，周恩来通知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已经作出 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的决定。19日，周恩来又亲自召集各中央机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布置“大搬家”的事宜。刚从北平回来的赖祖烈，详细介绍了香山中央机关临时驻地的情况。接着，杨尚昆根据中央机关的组织系统、工作性质，就哪些部门应该先随书记处一起走，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告诉大家，中央已经确定了到北平的时间，书记处将于25日抵达北平。随后强调，中央迁入北平，是去工作的，是去克服困难的，不是去享受、去安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他还要求，在“大搬家”之前，要分头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下去。
要进大城市了，为了使久在农村工作生活的干部战士们对形势和政策有正确的认识，中央对机关的干部战士进行了充分的思想教育。根据过去转移的经验和这次进入城市新的情况，专门制订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和注意的事项》，对转移前应该注意和要做的事做了安排，并对转移过程中必须遵守的纪律做了明确规定，还对机关和部队进入北平后所应遵照的守则作了十分细致的要求。
同时，为了在进京前对机关工作人员做好妥善安排，3月20日，中共中央还作出了《转移委员会关于人员退职的规定》，对转移中有些人员的处理问题，作出了一般不退职的规定，提出“老弱或有些疾病不能继续工作，但也不愿意退职或回地方工作者，不得劝其退职，也不得嫌弃，仍随原机关转移，妥为照顾。”“老弱不能继续工作而确实自愿退职者(回家后确实能生活者)可准予退职……除必须给以足够路费外，并应按其军龄及家庭情况对其以后生活分别给予适当的关照。”字里行间体现出党中央对干部关心照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关于驻地西柏坡的善后工作，杨尚昆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 5 人组成新的“转移委员会”，负责中央动身时及动身后的组织和善后，尤其是要有留守人员把房屋家具全部登记造册，交给建屏县政府统一处理，做好与当地政府的物品移交工作，并最后彻底检查保密情况。
从成立组织机构、安全保卫以及人员安排，转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周密部署，有力保证了党中央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的万无一失。
中共中央由西柏坡向北平搬家，头等重要的事是安全工作，必须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迁移的绝对安全。为保证党中央机关安全抵达北平，从西柏坡到北京的沿途每一段都做了具体分工：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第四野战军第 42 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 41 军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问题，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警戒，统由刘亚楼负责等等。
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成立了以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程子华、刘亚楼为领导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多次专门开会研究，对中共中央移驻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卫、阅兵，以及庆祝会规模、地点等都做了极其严密的部署。
3 月22日，四野派来的 100 辆美国制造的十轮大卡车、十几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分别从北平和天津驶进了西柏坡。据当时担任第四野战军汽车三团团长、后曾任总后勤部车船部部长的蒋泽民回忆：“3 月20日，四野总部来了命令，让我们团派车去河北省西柏坡接毛主席和中央直属机关进北京，而且要选派政治可靠、有管理才能的干部带队。我找来组织干事，让他把全团司机的档案拿来，从中选出 200 名政治思想好、技术熟练的司机，作为去西柏坡的驾驶员，又挑出100台好车。我把这项任务交给曾给李富春开过车的团运输参谋严谒带队。”“3 月22日晚，车队到了西柏坡，严谒即找叶子龙联系装车之事。此时，司机全然不知，当第二天早上装车时，司机才知道是接中央首长去北京。”大家心花怒放，一边往车上装东西，一边高兴地说：“用我的车接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去北京太幸福了！我一定要把车开得稳稳当当的。”
1949年3月23日，严谒带领车队，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等驶离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奔赴北平。
北平香山，开始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