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的是古，说的是今，欢迎关注“考古学了吗”。

10月9日，在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召开了“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一场学术座谈会，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院长、多位副院长，洛阳市的市长、副市长，河南省文旅厅的厅长、文物局的局长，还有考古界的一众大佬，纷纷参加，阵容庞大。

看热闹兴奋之余，突然发现，好像没说许宏老师发言。然后努力辨识了会场照片，他应该确实没参加。自从考古上了新闻联播，成了国家意志，再看考古的新闻，就不由自主地按照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的方法来。看看重要的会议，哪个大佬没有出席，排名有没有变化，大佬都说的啥，啥没说，多久没见某位大佬的消息，还能不能看见某位大佬的消息，等等。

许宏老师作为二里头遗址多年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这么重要的会，按理说应该参加，也有资格参加。为什么没参加？无非三种可能：第一，没叫他。第二，叫他了，他不来。第三，叫他了，他也想来，但来不了。

我不想猜是哪种原因，我只是想用他的大名开个头。

学术界的人都知道，许宏老师最近几年关于二里头的观点，不能说完全否定了二里头是夏，但也没认为二里头就一定是夏。我们这一门受邹先生影响大，我也倾向于二里头是夏，但每次读许宏老师的文章，也觉得他说的没错，挺有道理。这倒不是我和稀泥，而是考古学的局限性，材料不够，说不死的东西，只要言之有理，都不能算错。我倾向于二里头是夏，是觉得这是目前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一定的结论。

但这次会议，诸位行政领导、学术领导的发言，主旋律就是二里头是夏，没别的认识，就是夏。我在发的第一篇文章里，曾谈到过考古学的遗憾，邹先生没等到二里头的结果，不知道当代考古人能不能等到。现在这么快就有了答案，始料未及。其实想知道答案的心情也没那么迫切，好比两小儿辩日，俩小孩争的正热闹，突然蹦出一个大人，说：“别争了，正午的太阳最近，因为我是正午出生的，正午是天命，必须近。”与其得到这么痛快的答案，还不如多等个两千来年，等等哥白尼、布鲁诺的日心说。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考古学的进程不可能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典型的如十年文革时期，大范围破四旧，搞阶级斗争。发表的考古报告、研究文章，即便是再学术的大佬，开头也不乏在什么什么的光辉领导下，在工农群众的帮助指导下，揭露了奴隶主、封建地主罪恶的、奢侈的、腐败的、压榨劳动人民的生活……这类字样。但这是受时代所限的行文范式，跳过这起手式，学术文章该有的严谨、讨论，并不缺少。像一些地方，为了避免工农群众破坏墓葬，甚至发明了将大墓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让工农群众参观大墓，让殉人、随葬品揭露阶级敌人的残酷、贪掠，变相保下墓葬，更是高明的做法。

现在进入新时代，考古学作为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学科，突然受到了前所未有、几乎可以说已经达到顶点的重视。考古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考古的人真是穷怕了、被边缘怕了，稍微有点刺激，就能自嗨，更别说这么大的刺激了。但我不知道这些高兴的人是否真的明白国家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种重视考古的国家行为，上一次可参考的只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因，是国务委员（副国级）宋健参观了埃及，发现人家五六千年的历史都能说得明白，还能出个差不多的年表，咱这边殷墟之前就说不明白了，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回来后用自然科学的组织模式搞了断代工程。最后的结果，国内、国外的影响，大家多少都有所耳闻。

而现在，重视考古的不是副国级的国务委员，而是金字塔顶的正国级，还请考古学家进海子里讲课。这种前所未有的重视，是国家领导人太闲，要学这么小众的专业吗？当然不是，当今再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与美国的全面竞争已不可避免，从经济竞争延伸到军事，再延伸就是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希望考古学发挥的作用，是追本溯源，告诉我们自己、告诉世界，中国的文明是怎么来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它为什么比美国的新教文明优越，对内增强国民自信、国家认同、筑牢大家庭，对外争夺话语权、占领文化道德制高点。

比起断代工程，现在对考古学重视的层级更高，任务的迫切性、重要性更高，考古学是不是一定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失败了怎么办？这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吗？怎么还高兴得手舞足蹈，跟已经完成了使命一样。当国家交给你“两弹一星”的重任，正常的状态难道不是倍感压力、踌躇满志，然后鼓起勇气、抛家舍业、隐姓埋名、扎根大漠，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坐足了冷板凳、受够了失败挫折、付出了巨大牺牲，最后才换来罗布泊的蘑菇云吗？怎么还没开始搞，就先兴奋地跳起来，感觉整个春天都来了。

兴奋也可以理解，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有项目就有经费。按照惯常模式，设定目标，分包工程，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按照预设值出个结果，任务完成。但不巧的是，这种模式只适合“跟跑”，有人给你趟出了路，没有了失败的风险成本，只用付出时间、精力、金钱，就一定能出成果。科技如此，学术理论也是如此。现在，要建有“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领跑”。该不会有人天真地认为多开几次研讨会，多开几次传达会，然后换汤不换药地按照惯常模式分包，就能搞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中国的考古学界不缺考古匠，但俞先生之后，却少见思想家。本来还有一些想说的话，但写到这，想想宿先生、邹先生、俞先生、张光直先生，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医生、老师是个良心活，考古又何尝不是？原子弹搞出来的目的，不仅是要国人相信你有原子弹，也得让老美、苏联相信你有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