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就是经历，而人生除了拥有经历还拥有什么呐？”
去年末，五色土书乡策划了一篇年度文学盘点，在采访某位资深文学编辑时，对方提到了作家万方当年在《收获》上发表的记叙父母家族的非虚构作品《你和我》，连说几遍“太好了”。我问，怎么好？编辑说，跟看过的所有这类作品都不一样。我不放弃，问怎么不一样，对方无奈：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要自己去看。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将这部作品全文出版，也带到了更广泛的读者面前。
书封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写这本书不是想介绍一位剧作家，我要写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要仔细探索，好好地认识他们，还想通过他们认清我自己。”
万方经过十年纠结，决心以毫无保留的姿态讲述父亲母亲的过往。这里有民国闺秀的爱情，曹禺与巴金一生的友谊，家书里的父女深情。背后是两个显赫家族的百年际遇和20世纪众多知识分子的风流聚散。写作中，女儿试图寻找真相，回答母亲意外身亡和父亲“江郎才尽”的猜测，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嗜药和父亲性格的弱点，以及更内在的时代创伤。这是一部直面真实的回忆录，理解不完美的父母，同时原谅那个年轻无知的自己。
陈梦溪
1996年12月13日，戏剧大师曹禺去世。这之后万方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接受数次采访，渐渐她却发现不想说了。“端坐在镜头前，等待布光，等待摄影师说OK，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采访者的提问也显得那样生硬，我的应答让我感觉是在自己脸上贴一层虚假的膜。”万方开始抵抗这种生命的重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愿再谈起父亲。
父亲去世后不久，继母李玉茹便把家里保存的父母之间的情书、便条、手稿、电报都给了万方。万方将这些情书一字一句整理成电子版。几十年过去，纸上的字迹已经很淡了，但仍给了万方强烈的冲击。经过了那么艰难的年代，家中大多文字留下记录的东西已经遗失或烧毁了，母亲竟然将这些情书设法保存了下来。读着，万方不时感到心脏强烈噬痛。
“妈妈的一生其实很短，但我对她有很大的感叹。我也是女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打动，而是震撼了。她曾经历了那么美好的闪耀的爱情，能够享有这样的爱情，应该要和更多的人分享。”万方在上周接受书乡采访时告诉我，这本书的初心就是写母亲，因为写父亲的人太多了，但写母亲同时也是写父亲，因为“妈妈的存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爸爸的爱情，妈妈和爸爸是一体的。”
开篇，1974年的北京，张自忠路五号，万方和妹妹分别从外地接到电报，连夜坐火车赶回家。记忆中那间阴暗的小屋里，她们的母亲因服用安眠药过量而死，而父亲在旁边的书房中躺着不出声。
十多年前，有编辑好友向万方约稿，希望她写一写父母，万方推脱了。“我怕痛苦，像所有人一样，至今仍然怕。”万方说，尽管离母亲的死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她没做好回忆的准备，“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会为死去的亲人悲伤，只是在某些时刻，回忆起特定的情景，悲痛突袭，把人打个稀里哗啦，全身瘫痪。”
母亲的死是她必须要跨的一道坎。“我跟编辑说我写不了，我要有一个漫长的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她把稿子给妹妹看，妹妹也顾左右而言他，迟迟不肯打开邮件。她知道，妹妹心里对妈妈的死也不敢面对，甚至有些许“负罪感”。万方也怀疑过，写这本书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心碎，回忆又能改变什么？
万方的母亲方瑞本名邓译生，是民国名士邓仲纯（邓初）的女儿，被媒体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朱自清1933年曾在日记中写：“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第一流美人。”邓仲纯与妻子方愫悌只有两个孩子活下来，就是万方的母亲邓译生与妹妹邓宛生，万方叫“好姨”。邓宛生仍然在世，今年已九十九岁。万方常与“好姨”通话，给她微信留言，精神好的时候“好姨”便回复，讲讲往事。越久的往事越历历在目。好姨还记得童年时在青岛，蔡元培来家中做客，她抢着要“拼酒”，抢着喝下三杯黄酒便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记得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中睡得迷迷糊糊时，和姐姐一起被母亲抱上汽车，掩护李大钊出城；一家人还掩护过陈独秀和瞿秋白。
邓家是安徽名门，邓仲纯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一众革命挚友、文化名流。邓仲纯的弟弟邓以蛰是杰出的美学家、教育家，万方叫他“三公公”。三公公住在北大朗润园，万方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他的儿子，万方称为“好舅舅”的人，在她童年出现在家庭聚会中，总是接到电话突然“消失”，后来她才知道，舅舅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后来父母相恋，母亲全家竭力反对，因父亲当时已有妻女。万方记得，直到去世，公公（外公）邓仲纯也没从心底接受父亲。
但曹禺作为父亲，却尽力理解着女儿们的感情抉择。万方告诉我，她与父亲有超越亲情的深入灵魂的沟通。她离婚时父亲便坚决反对，但她还是离了。“他从心里是个自由派的父亲，他太理解女人了，也太爱女人了，他明白女孩子青春时期是什么样的，他绝对不会像我外公如此激烈反对，他接受我的决定，他说不定会觉得这样更像他。”万方说，“在情感方面，我们两个更能互相理解，我的某些选择他不同意，但既然我选择了他就都接受。”
在整本书中，万方很少直接评价父亲，只叙述了点点滴滴与父亲相处的往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品味，完全能读出她对于父亲鲜明的态度。但她没有避谈父亲人性中那些“阴暗”的一面。万方用“终其一生都有一只鸷鸟在他心中扇动翅膀”的比喻形容父亲的性格。“他脆弱，胆子小，异常敏感，经常是悲观的，但同时又是凶猛的，热烈的，不达极致不甘休的。”她看来，父亲就像《雷雨》中的繁漪。
有朋友看完后对万方说，全书最喜欢的一句话便是，“我爱爸爸，就等于爱人性的弱点”。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回忆混杂着各种味道，怎么能相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呢？“我说的全是亲身经历的事实，没有任何夸大。曹禺的人生经历也没法篡改。”万方说。
同为剧作家，万方感到和父亲宿命上深刻的羁绊。她懂父亲的所有不自信和自我怀疑。这本书的创作我甚至感受到万方对这种“宿命”的反抗，她鼓起巨大的勇气。“创作是个特别大的工程，要有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和经历的积累，不过有勇气也很重要，因为写作太容易流于表面了。”万方说到这，似乎又回到了写书时的倔强，反问：你敢不敢把最隐秘的东西写出来？是不是只追求一时的效果？敢不敢挖掘最深的人性？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万方常去的地方由北京医院换成了万安公墓，她的住所离那里不算远，如果北四环不堵车，不会花太多时间。妹妹万欢在国外，视频将近况告诉她，她便去和父亲唠叨唠叨。她总带着自己的狗乖乖同去，但公墓不让狗进入，她就在周围遛遛狗，向父亲“说”：可惜他们不让进，不然我肯定带乖乖去见你，让她在你坟上撒泡尿。
书中掉出一张老照片，摄于1962年左右，万方10岁。那是母亲一生中难得平静美好的时光。
远离了少年时期战乱的颠沛与青年时期爱情的忧愁，终与爱人组成家庭，孩子们都茁壮成长，丈夫受人尊敬……万方记忆中母亲似乎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仔细一算，那十几年是美好到无可挑剔的，如同照片中定格的四张笑脸，后来的一切尚未发生。照片背面手写体印着一句话：有些事物会消失，如同从未发生过，有些事物永远存在，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记忆从来不可靠，尤其是对痛苦的记忆。情感会淹没很多细节。”万方写道，“想要追求真相就不能放过自己，可放过自己又是多么容易啊。”
万方与妹妹探讨关于真相的问题，她跟妹妹说，写这本书最大的追求是真实。妹妹马上反驳：“你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万方哑口无言。她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是“碎珠子”，但她想，在“碎珠子”中寻找真实，也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法。
万方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挚友，李小林也是她许多作品的编辑，曹禺给巴金信中曾说，羡慕她们之间那么好的友情。万方把稿子给李小林看，“她是个特别认真的编辑，但这篇稿子她没有提任何意见，她觉得写得很好。”
采访结束，万方忽然问我：你觉得这么写行吗？她解释，因为这本书出来后，一些人觉得写了父亲很多“不好”，难以接受，有损曹禺先生的形象。
“我不觉得，我反而看到曹禺先生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冲动、激情、脆弱、游移、自卑、懊悔……”我想都没想便答，涌出很多词汇，这是真心话，也是读后最直观的感受。正是这些“不好”，发出了来自人性幽微之处的吸引，冥冥之中与传说中的文豪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共鸣，感到生而为人并不孤单。这不正是文学该写的吗？
万方似乎松了口气，笑了：那就好。
书乡：为什么开篇就写母亲去世，而不是从童年讲起？
万方：这本书十七万字，构思的时候我就不想用线性的方式去写。因为我一想到我妈妈就觉得凄惨，她是孤独一人，吃药走的；她那么地衰弱，有那么多病痛；女儿们都不在身边，大环境又很压抑。我不愿回首，一回想就像撞在一堵很僵硬的墙上，碰得很疼。一定要有一股力量把这堵墙打碎才能动笔，我要把让我最痛的事情作为锤子，砸开它。
书乡：写完这本书您的心理有什么变化？
万方：有很大变化，我的心理强大了。人最悲伤的、最痛苦的感情产生在与至亲的人身上。和不那么亲密的人产生矛盾冲突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不会真正伤心。我一生中到现在为止最难以面对的这些真相，现在都可以用文字摊开在太阳底下，让更多人看见。写完后我对很多事情都看透了，也敢于面对了，或是说不在乎了。
书乡：书中牵涉到许多复杂的人物关系，您有顾虑吗？
万方：写这本书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妈妈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爸爸是有家室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所谓“第三者”的身份。我作为话剧和影视剧的编剧，也写过一些小说，写过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毫无障碍，而且我读了那么多的书，了解了那么多人物，我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感情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这儿，我就有这么难以突破的心理障碍。
书乡：尤其在写父亲的前妻郑秀时。
万方：其实我可以不写她（郑秀），或只是很模糊地提一下。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存着种种疑虑，也找不到答案。我问我儿子，应该怎么写，怎么从我——曹禺和方瑞的女儿的角度去写郑秀？我儿子也做编剧，我们写剧本时常常会交流，他代表了年青一代对事物对人性的理解。他跟我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你的感受写出来就行，不要躲避。我觉得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尤其在情感上，只有你所了解的那一点点，我把它写出来就行。哪怕是最亲的人，心里想的什么我也不可能全都知道，只能尽我所能表达出来。
书乡：您还写到母亲流产的事，这件事您的父亲和好姨都不愿提起，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万方：她流产这件事只有我姨和我爸知道，我姨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写了，我没有立刻反驳说“我就要写”。好姨今年99岁了，我当然不能当面违背她的意思，但我心里是很坚定的，凡是我知道的、真实发生的事，我就要写出来。实际上真正有力量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实，虚假的东西没有价值。妈妈走的时候我太年轻了，还根本不懂得如何疼爱她。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念头有了之后，最鲜明最清晰的念头就是要真实，不真实那我就不写。战胜这些（顾虑）让我活得更坦然了。
书乡：您和妹妹对待妈妈的去世有一点分歧，您的愤怒为什么会比她更强烈？
万方：这也许跟职业有关，我是从事创作的，更敏感、更情绪化。我的愤怒妹妹理解，只不过妈妈死的时候她年纪小一点，而且她1985年就出国留学了，可能有种更旁观的视角看待这件事。空间的隔离会给她一种疏离感，妈妈的死可能成了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了。她是学医的，认为妈妈有药物依赖的问题也有道理。然而我认为，如果不是“文革”，妈妈不会死。人都有一种对痛苦的回避，当一件事让你感到痛苦的时候，就不愿意去回想，情愿遗忘。但我从未对妈妈的死淡忘过。
书乡：妈妈和好姨这对姐妹也是性格不同的人？
万方：她们性格完全不同不奇怪。好姨也受过很多打击，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性格是很重要的决定命运的因素。妈妈表面上很文弱，内核又是个很纯粹的人。她的世界很小，全部是对爸爸的爱，对孩子的爱，对父母的爱，她的生命就是由爱组成的，这是占据她生命的支撑力量。妈妈虽然吃安眠药死去，但直到最后她的爱都是坚定不移的。
书乡：您的妈妈去世时，爸爸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这是为什么？
万方：最让我疼的就是，当时街上天天喊口号，打倒谁，油炸谁，火烧谁，爸爸妈妈就坐在小破沙发上，相对无言。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我爸随时可能被抓走，我妈看着我爸问：你还爱我吗？这种生命力让我又难过又感动，这不是每个女人都能享有的对爱情的坚定。
书乡：他也没有去医院，是没有勇气面对吗？
万方：我们去医院太平间最后见妈妈一面，爸爸没有去，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去。他在“文革”中成了一个废人，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连妈妈死的时候他没露面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当我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想，他真的没去看妈妈吗？是不是我记错了？但我妹也说他没去。爸爸是个软弱的人，他胆小。他就是不敢面对，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难道不痛苦吗？对他来说那是无数的回忆啊。
书乡：现在你能理解他。
万方：他躺在小屋时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虽然他还活着，但这种失去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我们年轻人很快就会被更有意思的事情吸引，忘记妈妈走的事，但我爸不可能。但他也不会怪我们，他太了解人性是怎么一回事了。
书乡：他们一起吃安眠药，一起倒在饭桌上，是不是因为他们尽管相爱，但已无力为对方提供精神支撑了？
万方：就是这样。我爸说，你让我死吧，我妈说，你先弄死我吧。他们俩都不是坚强的人。尤其我爸爸，他是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可能吃安眠药是个办法，赶快睡一觉，一睁眼事情就过去了。无望的日子可能只能这样。后来他老了，又和我继母李玉茹结了婚，婚姻很幸福，他对妈妈还是念念不忘，经常会和我无意间提起妈妈。我也有很多遗憾，没有足够的机会了解他们。如果能再多跟爸爸聊聊我妈就好了。
书乡：我看曹禺先生给巴金先生写的信说，希望自己走在巴老前面，这样就把难过留给对方了。
万方：他对我妈妈也是这种想法。他一直认为他会先走，结果妈妈先走了，他就觉得对不起她。他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是个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单纯的女孩，但他已经是写出过《雷雨》《日出》这样出名作品的剧作家了。他会想到他们当年怎么不容易相爱的，最后竟然是这样的分手，他真的是心碎。
书乡：曹禺先生吃安眠药是受您母亲影响吗？
万方：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爸爸就患了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都住院了。只不过那时候我太小，不大理解这个病有多么可怕。它是一种综合的，包括焦虑、抑郁、强迫等表现。他老说，站在高处就想跳下去。那时候在国内还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这跟妈妈没有关系，可能跟职业有一定关系，很多演员、编剧等搞艺术创作的人都会吃安眠药。
书乡：曹禺先生对创作一直有种焦虑，他知道外界对他“江郎才尽”的批评。他对自己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万方：我觉得他是个天才，他是我爸爸我也要这么说。谁能在23岁写出《雷雨》？我认为《北京人》是他创作的顶峰，写完《北京人》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多岁，是一个剧作家最好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写过一些作品，比如《蜕变》《明朗的天》《王昭君》等，但跟他之前的几部作品无法相比。他写不出东西来，不是个人的悲剧，是那一代作家的悲剧，钱锺书、沈从文等作家后来都不再写作了。我爸也去体验过生活，去打酱油，去卖瓜，但他就是写不出来，因为这不是他真正了解的生活。他真正了解的，是繁漪，是周朴园，是陈白露，是在他的生活中的人物，是他自己分裂出的人物。如果他不能真诚地写作，他就写不了。老年后，他的这种能力已经丧失了，并不是他没有才华了。我们都有我们了解的生活，那就写我们了解的生活吧。
书乡：晚年面对《雷雨》再次在人艺演出，他也担心观众不喜欢，但您没有安慰他。
万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安慰他。我有点不好，但我就是不想顺着他。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你的作品是经受时间考验的”，但这用得着我说吗？难道他自己不能判断吗？后来他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我虽然同情和理解，但我又有点看不起，我觉得为什么不能振作呢？实际上他就是不能。他1996年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如果我像他那样曾经自我否定到极点，把自己踩在脚底下，再想站起来，从心里掏出东西，这个过程是很难很难的。我赶上了好时候，没有受到过他那么大的打击，我经历了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这是我的幸运。而他就没有这种幸运了，非常可惜。
书乡：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吗？您与父亲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吗？
万方：他很悲观。我觉得天才型的、写出大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是悲观的。创作的冲动来源于对现状的痛恨，如果对一切都很满意，就没有表达的冲动了。我也是悲观主义的人，我感兴趣的事情必然是令我困惑的。自我怀疑肯定有，但后来也释然了，因为所有人都有自我局限。我爸说我眼高手低，这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状态，必须眼高，才知道往哪去。
（原标题：万方写父母于“碎珠子”中寻找真实）
（本文图片由万方提供，选自《你和我》）
来源：北京晚报流程编辑：TF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