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开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古代，如果你想搞事当王，需要的必备条件首先是什么？兵？马？人？钱？
不，是祥瑞。
什么是祥瑞？
“凤鸣岐山”、“大楚兴，陈胜王”、“洛河献碑”、“井现黄龙”都是“奉天承运”的祥瑞。
反之，如果你想搞事整倒帝王，需要的必备条件首先是什么？兵？马？人？钱？
不，是灾异。
什么是灾异？
雌鸡化雄、黑气腾空、白虹贯日、山崩地裂都是“替天行道”的灾异。
那么，祥瑞或灾异真的存在吗？是谁导演这场戏？为什么明知是假还一定要大做特做？
鉴古君认为，其根源在于封建社会愚民政策的需要。
纵观二十四史，历代史官的著述形成了“君权神授”的固化理论，他们以丰富的想象和感性的笔触，给统治者披上了华丽的政治外衣，既神化了君主形象，又是统治者教化、愚昧民众的工具和粉饰太平的点缀，在某些方面还迎合了封建社会民众的期盼与仰望。
封建社会“皇帝出生，必有异象”，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就充满神话色彩。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史记·高祖本纪》
如此可笑的“祥瑞”居然出现在正史中，而且后世还越来越多，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不胜枚举。不过，那些关于帝王降生前有“神光照室”、“梦日入怀”、“红光竟天”等异相的描述，和太史公司马迁为汉高祖刘邦制造的出生祥瑞比起来，都弱爆了。
“牝鸡司晨”的武则天，同样善于利用祥瑞造势。“洛河献碑”造出“圣母临水，永昌帝业”的祥瑞，就是武则天授意侄子武承嗣搞出来的。武则天借此奇石，自加尊号“圣母神皇”。此后，有人汇报在并州文水县得到一块石头，上有“武兴”二字，武则天喜不自胜，重赏献石之人，还把文水县改名为武兴县。
历史上与祥瑞有关的年号更是数不胜数、长盛不衰：“甘露”、“黄龙”、“五凤”、“元光”、“元狩”、“元鼎”……帝王对祥瑞的热爱和祥瑞现象屡见不鲜。
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是开国之君还是守成之主，是政治清明还是腐朽黑暗，祥瑞都是封建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祥瑞对应的就是灾异，如果说祥瑞是“君权神授”，用来树立君王的威信和正统，那么灾异就是天道制裁，用来警醒和约束帝王。
据《七国考十三》引《通志·灾祥略》、《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等正史记载，秦始皇在位37年间，总共出现过24次灾异，包括“流星西行，不可胜数”、“天下疫”、“蝗蔽天下”、“白虹贯日”等，不一而足。最著名的当数秦始皇帝36年（公元前211年）的两次关于“地分”的灾异：“石昼下东郡，有文言‘地分’”、“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
对于“始皇死而地分”的灾异，秦始皇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也就是说，秦始皇听说了，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问，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焚毁了那块陨石。
如此强硬的手段，也未能阻挡秦“二世而亡”的国运。秦的灭亡难道真是因为这些似是而非的预兆吗？
显然不是。秦朝灭亡的根源在于长期的暴政使得人民无法忍受。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第二年，陈胜、吴广因不堪秦二世和赵高暴政，揭竿而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的《魏略》中记载，汉灵帝统治时期，外戚专政，宦官专权，灾异频发，民不聊生。太平道张角利用当时“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的说法，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顺天命之举的“黄巾起义”很快动摇了汉王朝的基础，中国从此进入近400年的分裂与战乱时期。
由此可见，祥瑞与灾异相生相伴，成为封建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需要利用的舆论手段。
为什么必须要有祥瑞和灾异呢？其实，这正是愚民政策的需要。
祥瑞是“君权神授”
《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
而关于祥瑞的记载则更早，在目前已发现的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经考证，该墙刻辞中的“白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自此，后世祥瑞事件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天文、动物、植物、自然现象、特殊器物都可赋予神秘的祥瑞意义。
灾异则是已失天命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按照董仲舒的观点，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也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也先见。”
——《春秋繁露·同类相劝》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当人君的行为失道，德不配位时，那些在当时还无法解释的大旱、蝗灾、地震、流星等自然现象，就是“天以灾异谴告人君”。
按照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
由此可见，祥瑞和灾异的内核是一回事，却被解释成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分别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确立的“天人感应”理论，将祥瑞灾异之说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规范化。“祥瑞奖劝，灾异谴告”的理论体系倍受儒家推崇，并升级为士大夫的参政工具。
士大夫们炮制出祥瑞，是为了迎合君上、教化民众，构建帝王改朝换代、强化统治的政治基础。毕竟“皇权天授”能镇住绝大部分人，舆论造势的重要性自不必说。而且进献祥瑞还会使得龙颜大悦，不少官员因此找到了一条进身捷径。
两汉时期，眭孟、夏侯胜和刘向等人都曾通过灾异劝诫帝王，而每逢灾异出现时，帝王们通常都要颁发《罪己诏》，并大赦天下。
将灾异归为帝王某种不当行为引发的上天惩罚，不仅可以约束帝王，还成为士大夫的参政工具，有效平衡君臣关系，可谓一举两得。
在自然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祥瑞和灾异现象的出现，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惊慌和社会的骚动。为了蛊惑人心，士大夫们甚至搬出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来宣扬帝王实施愚民政策的合法性。
可孔子的本意果真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论语·秦伯》的原句：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中，大教育家孔子分明是在谈论“诗、礼、乐”对于教育民众的作用和具体的教育方法。而士大夫们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直接抛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为帝王的愚民政策冠上合法的理论依据。
谎言说了一百遍，自己都信了。
孔老夫子背了2000多年的黑锅，如果泉下有知，他将何等愤怒！
商鞅变法前，对秦孝公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这就强调了成大事的君王不需要和愚昧的民众商量该怎么做，只要专注“顶层设计”，使国家富强，让老百姓乐享其成就行了。其根本目的就是否定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商鞅确立的专制主义帝制和愚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模式。
商鞅为了实施变法而愚民，士大夫利用祥瑞与灾异来愚民，本质上都是帝王实施专制统治的需要。
先秦诸子认为，民众在是非辨别、利害判断方面存在先天的愚昧无知。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总结得好，认为古代“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人民的愚昧，是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统治者垄断一切信息，并拥有暴力机器，人民只能处于被统治、被愚弄的境地。
到了近代，愚民的例子仍然层出不穷。
据《临清寇略》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守将叶信的制胜法宝是：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令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继而炮轰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甚至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对这次战斗的细节大书特书。
鸦片战争中，杨芳发现英舰火力非常强大，认为是英国人施放了妖法，他下令军队带着装满大粪的桶，坐小船去泼英国军舰，以图破除英军的法阵，自然是有去无回。
由此看来，愚民政策是有用的。但是，百姓是否真的愚昧到对统治者宣扬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呢？
显然并没有。这样的“制胜法宝”也可以被“愚民们”反利用，陈胜、吴广就是典型的反例。那句经典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否定了“皇权天授”的神话。
平民身份的陈胜、吴广，为了标榜自己是“替天行道”，炮制了“大楚兴，陈胜王”的祥瑞，为起义赢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强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史记·陈涉世家》
在认知尚浅、“天意主宰”的古代，老百姓对神鬼的信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许多自然现象还不能解释的时候，所谓的祥瑞与灾异，在老百姓眼中“宁可信其有”。这种“愚昧”，不仅出于他们对天意、神明的迷信，还源自长期处于底层社会的无奈、麻木与盲从。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底层民众来说，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太平日子就不错了，至于谁能上位当皇帝，谁又被篡位者所取代，与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只有封建社会需要愚民？因为封建王朝是“家天下”，世袭罔替的君权继承制度让统治者永远高居金字塔的顶端，享尽荣华富贵。要维持家天下，就必须剥夺民众的知情权、置疑权，使其长期处于落后的思想阶层，永远铭记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成为只会吃喝拉撒的高级动物。
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家天下”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是否所有的帝王都热衷祥瑞呢？当然不是。
有些皇帝就不需要利用祥瑞来愚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实力就足以掌控一切。
两汉时期，以祥瑞渲染政绩几乎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生态，而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明确提出不喜祥瑞。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称真正的祥瑞就是政治清明。其子唐高宗深受父皇的影响，也很少接受献瑞。唐昭宗执政时，明确否定祥瑞，并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
据《清史稿》记载，清圣祖康熙多次拒绝献瑞。比如于成龙曾献嘉禾，康熙认为“今夏干旱，幸而得雨，未足为瑞也”。他阅读史书时，也对历代王朝的各种祥瑞提出质疑。
反观历史上那些大造特造祥瑞的帝王，这几位少见的君主以理性的思考，赋予了祥瑞别样的含义。或许，主明臣直、国泰民安才是真实的“祥瑞”。
结语：
两千多年来，祥瑞与灾异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同时也成为制约统治阶级的工具，间接为被统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合理化身份。
帝王之术，重在树立威信，治民有法，驭吏有术，巩固权势，只要“身在深宫之中，而照明四海之内”就足够。因此，祥瑞与灾异是否可信并不重要，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华丽包装，这本来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是“皇帝的新装”，为当时当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终究会出现，新的时代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