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淦昌等科研人员在“神光”实验室进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1944年，王淦昌全家摄于贵州湄潭。（受访者供图）
近日，在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２５位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中提出，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勇于攀登科技高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正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坚实前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科技报国初心和使命的自觉践行。一起通过一封写给“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家书，重温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以身许国的精神。
亲爱的爷爷：
虽然您离开我们已有２２年，但是我们还是很想念您。
您知道吗？您和同事们一起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了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不断开拓奋进。
……
爷爷，您在世时常对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报效祖国。”我一直谨记您的叮嘱。您“以身许国”的爱国精神、“以科学为生命”的理念、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朴实善良的处事态度，始终影响激励着我们。请放心，我们会将您的优秀品质与我们家的优良家风一直传承下去。
……
孙儿：王世华
这封家书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孙儿王世华。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起，作为国内唯一的钴源生产地，秦山核电基地生产的钴源在各地被用于医用物资辐照灭菌。医用物资采取常规灭菌需要７至１４天，而通过辐照灭菌则仅需１天，可以说现代核技术为抗击疫情抢出了“加速度”。值得一提的是，秦山核电基地建设的直接推动者之一正是王淦昌。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就撰文指出：“原子能应用于和平建设，必定有非常光辉的远大前途。”
“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王淦昌”这个名字，曾在全球物理学界广受关注，又一度神秘消失。
王淦昌１９２９年６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０年赴德国留学，１９３３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４年，王淦昌准备回国时，有人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你又何必回去呢？”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的祖国正在遭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１９４７年９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与美国科学家合作研究有关宇宙线中介子衰变的问题，获得重大突破。１９４８年发表了《关于介子的衰变》一文，又一次得到美国科学界的关注。二女儿王韫明回忆：当时好几所大学都向父亲发出了邀请，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但他还是如期在１９４９年１月回到了祖国。回来时，他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３０厘米的“云室”，供教学研究使用。
１９６１年，刚刚从苏联回北京的王淦昌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央希望回国的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回国之前，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个发现，让很多人感到当时的王淦昌想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而一旦投身核武器研究，就意味着从此要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意味着将和诺贝尔奖渐行渐远。对此，王淦昌没有迟疑：“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他更名“王京”，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投身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戈壁荒漠。在曾与王淦昌共事多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印象中，当年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中对外使用化名的，似乎只有王淦昌一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王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较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他的带领下，工作进展很快。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苏联用了４年，英国用了４年７个月，美国用了７年４个月，法国用了８年６个月，而中国仅仅用了２年零８个月。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称呼他为“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１９７８年，王淦昌调回北京。１７年后，他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名字。除夕夜，他和学生邓稼先相互敬酒，邓稼先说：“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他一听，鼻子就酸了，眼泪止不住地流。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
“两弹”研制成功后，王淦昌仍继续在科研领域不断探索。作为最早在我国介绍核电站的科学家之一，王淦昌以极大的热忱推动我国核电的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８２年，国务院批准了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站项目。但还没动工，就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声。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引进国际上成熟的９０万千瓦核电站技术，没有必要从３０万千瓦的原型核电站做起。
那次，王淦昌很生气，他明确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而必须自己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尤其是像核电站这样的关键技术，应该自主研发为主、国外引进为辅。
在秦山核电站建设过程中，他到工地去考察过好几次，甚至不顾八十多岁高龄登上６０米的高处。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３０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
可以说，在我国发展核电的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王淦昌的心血。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都是在王淦昌等科技工作者的呼吁推动下开展的。
１９８３年，美国为抢占２１世纪战略制高点，出台发展高新科学技术计划。德国、日本等国纷纷随后提出科技发展计划，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浪潮涌起。
面对挑战，国内的科学家们坐不住了。经过多方论证，１９８６年３月２日，王淦昌与王大珩等四位老科学家联名致信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于是，就有了“８６３”计划。
“８６３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７个技术领域的１５个主题项目开始向高科技攀登，１９９６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这些主题项目都从战略角度出发，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２１世纪着想。
贺贤土院士是原“８６３计划”惯性约束核聚变主题首席科学家，当时近九十岁高龄的王淦昌为项目顾问。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王淦昌始终很关心这个项目：“１９９８年他去世前几天，我去看望他，他还叮嘱一定要把激光聚变搞成功。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记住王老的话，坚持自力更生，可以说连每一个螺丝钉都是自己的。这也是‘８６３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推动原始创新。”
八十岁寿辰办成了学术报告会
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育有５名子女，忙碌的工作让他忽略了小家，他常为此感到内疚：“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做得太差。”
“在国与家之间，父亲把国看得特别重。从记事起，我们就习惯了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生活。”王韫明说：“那些年，我们每次问爸爸哪里去了，妈妈总是告诉我们，他在信箱里。我们给他写信，只能写‘某某信箱，王京同志收’。后来从报纸上、从‘号外’上，知道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先后爆炸成功，就隐隐地感知到父亲应该也参加了这些绝密工程。”
六十年代初王淦昌从苏联回国的那一天，小女儿王遵明至今也忘不了：“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正在上大学的我，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本想着父亲回国能够改善生活，可父亲回到家时手上却空空如也、身无分文，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原来，王淦昌在奉命回国前，将他积攒下来的工资１４万卢布（旧币）全部交给了当时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出一点绵薄之力。
“钱够花就行了，应当把它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王淦昌常常对子女说的一句话。他把“够花”的标准定得很低：家中的伙食一向十分简单，穿着上也从不讲究，家里用的桌子、书柜的油漆大都已脱落，一把旧藤椅不知道坐了多少年都不舍得丟掉。
然而，当需要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时，王淦昌则十分慷慨。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辈子所得的奖金没有留作己用，也没有用在儿女身上。首次获得奖金数目较大的奖项，是１９４７年的“范旭东奖金”，他把１０００美元奖金悉数分给了老师、同事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他生前最后获得的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按照他的遗嘱，五个子女将其中５０万元设立“王淦昌物理奖”，以奖励在物理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１０万元捐赠给故乡中学，激励故乡学子奋发努力。
王淦昌的八十寿辰，给子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等学者都来了，李政道也特地从美国赶来，想为他贺寿。然而王淦昌却说，最好的贺礼是做出学术成果。所以，生日当天，在北京科学会堂里，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简单致辞后，就由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邓锡铭等人作学术报告。“最后我父亲说：‘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然后，打开投影仪就开讲。这样的贺寿活动也挺少见的。”王韫明回忆道。
身教胜于言传，王淦昌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五个子女。王韫明说：“他常用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现在想来，‘严’何尝不是爱！父亲的‘严’让我们很小就懂得了努力、很早就能自立，这为我们以后的学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姐弟五人尽管各自专业不同，但是大家都很尽力。”
以大儿子王懋基为例，王懋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上世纪５０年代一直在地质工作一线。他与同事一起发现了大庆油田，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作出非常大的贡献，１９８２年获“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１９８４年荣获国家突出贡献奖。和父亲一样，他也一次又一次谢绝了国外工作的邀请。王淦昌的孙儿王世华从英国伦敦大学读完博士后，就毫不犹豫地归国，参与到我国４Ｇ、５Ｇ移动通信事业发展中。他时刻谨记着爷爷的叮嘱：“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报效祖国。”（通讯员 吴厚华 张志云）
（江苏省常熟市纪委监委对本文亦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