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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涛涛的东海之滨太阳升起的地方有日本国，中国古代史籍称倭国，《隋书·东夷传》记有倭国与隋朝关系始末，日本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记载了这段交往。此时，正值日本推古天皇时代，推古朝至大化改新这段历史时期在日本被称为飞鸟时代，也是大规模引进中华文明推进日本改革的时代，其初推动改革的是圣德太子。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在隋炀帝和圣德太子当政时，两国的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

日本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据说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药，率童男童女3000米到日本福冈，现福冈市有徐福的塑像以资纪念。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郡县，先进的汉文化更直接影响到日本。《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占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的记载。其中倭奴国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遣使来朝，光武帝赐予刻有“汉委奴国王”5字的金印，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福冈市的志贺岛上发现现藏于福冈市美术馆。

先进的汉文化传入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约在公元2世纪初，九州北部出现邪马台国，其第二位君主是女王，称卑弥呼，曹魏时“译通中国”，魏明帝封女王为“亲魏倭王”，并遣使回访。后大陆汉人为避战乱移居日本的也不少。约在4世纪末，起于东方的大和国灭邪马台国并称霸日本，甚至派兵入侵朝鲜半岛，通过半岛输入汉文化。最早将中国典籍带入日本的是一个名叫王仁的学者。他从朝鲜半岛的百济携《论语》10卷赴日。公元538年，百济圣明王遣使向大和国献佛像和经论，自此佛教也传入日本。

南朝时，大和国倭五王多次向南朝皇帝朝贡，上表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朝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请求帝“除正”，也就是要求南朝皇帝承认倭国有权统辖朝鲜半岛，但由于百济也向南朝朝贡，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宋、齐、梁诸帝只同意倭王都督5国诸军事，而不包括百济，倭五王求得南朝的册封，增强了其在日本列岛的威望，征服了上百个小国，成为海上强国。

但进入6世纪后，由于大姓贵族势力扩展，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62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任那被新罗所灭，导致了长期执掌朝政的大姓大伴氏失势。公元592年，新兴的大姓贵族苏我马子（这名字有点喜人）暗杀了崇峻天皇，立马子的外甥女御食炊屋姬继位，是为推古女皇，女皇立厩户皇子为太子，即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共同掌政，推行改革。此时隋已统一南北，但隋对东邻日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开皇二十年(600)，倭国遣使向隋朝贡，隋文帝才知道东方大海中有个倭人国，于是令有关官司寻访倭国风俗，但从《隋书·倭国传》所记看来，隋所获倭国情报相当皮毛。文帝听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倭王天未明时出朝听政，日出才停止处理政务，据说是要把政务委交太阳弟弟去处理，文帝觉得“太无义理”，竟高高在上以天子对臣民的口气训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风，这显得相当荒唐。

其实此时的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文明的国家，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执政的圣德太子年轻有为，和隋炀帝一样很有文化素养，他曾分别向高句丽僧惠慈和五经博士觉智学习佛经和儒家经典，积极输入大陆先进文化，倡导政治改革、推古天皇十一年，即隋仁寿三年(603)，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即按德、仁、礼、信、义、智表示官位的高低，并分别配以紫、青、赤、黄、白、黑六种冠色，每种又分大小，共12阶。

官阶依据功绩和才能，不看门第，这有助于加强王权，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形成。第二年圣德太子义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它广泛地综合了中国的儒、法、道及佛家思想，强调以礼治国，以君为天，以臣为地。其中14条涉及到各级官吏的行为准则，归纳起来就是治心、治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显然是直接受到西魏北周宰相苏绰“六条诏书”的影响。《十七条宪法》是改革的纲领，为以后的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此时的日本佛教已广泛流行，各地都兴建了高大的寺庙，著名的法隆寺建筑样式深受隋朝影响，据考古发掘报告，日本最近在奈良县发现了飞鸟时代的百济大寺正殿遗址，其规模东西长36.2米，南北宽27米，为历来所称道的法隆寺的两倍，从出土瓦片年代判断，应是日本最早的皇家寺院，据日本文献，百济大寺是早期天皇创建的集飞鸟时代建筑工艺技术最高成就的宏伟工程，有九重塔，这表明当时日本已具备很高的文明并已出现强大的皇权。

正是此时的隋大业三年(607)，遣隋使大礼小野妹子（应该不是真妹子）被派往中国。同来的还有通事(翻译)鞍作福利，《隋书·倭国传》记载了大业三年倭国“遣使朝贡”，并记其使者朝贡时所言：“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宋史·日本传》也记圣德太子“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

遣隋使向隋炀帝递交的国书，却一改先前以中国王朝臣属自居，请求册封的做法，倭王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这反映了雄心勃勃的倭国执政圣德太子要推行平等自主的外交政策。隋炀帝接到国书自然是“不悦”，定于一尊被四夷尊为“圣人可汗”而傲视一切的隋炀帝，决不会允许夷王与自己平起平坐。

但对以海相隔的绝域远夷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对负责接待远夷朝贡的鸿泸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即让下面的官署将不识礼义的蛮夷挡驾于外，当然，隋炀帝当时更不知道上国书要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倭王竟是一个女人，否则更要气坏的。

《隋书·倭国传》记“倭王姓阿每，宁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可能是推古女皇御食炊屋姬的讹读。大业四年(608)三月辛日(十八日)，倭国与百济、赤土等国使者一起向隋炀帝“贡方物”，受到炀帝的正式接见，炀帝将小野妹子和百济、赤土使者摆在一起，接受朝贡，仍然是把倭国放在藩属朝野外臣的位置，时小野妹子可能是因为名字容易受人嘲笑，故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苏因高。

令小野妹子惊喜万分的是，这年四月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一行13人，同倭国、百济使者一道，取道百济出使日本。朝鲜《三国史记》也记：“百济三十世武王九年春二月，遣使入隋朝贡，隋文林郎裴世清奉使倭国，经我国南路”，又据《隋书》记载，裴世清与小野妹子启程，经过百济之后，“行至竹岛，南望聃罗国，经都斯麻国，向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

秦王国可能是日本列岛上接受汉文化很深的小国，或中国移民聚居地，裴世清疑以为是古书上所记“夷洲”，但不能断定。后“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白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这反映了日本列岛诸侯林立的状况，隋使到达筑紫(今北九州)，日本朝野得知后异常欢欣。据《日本书纪》记载，大和朝廷得知隋使到来立即派吉士雄为特使前往迎接，圣德太子还命令在难波(今大阪)修筑迎宾馆供隋使下榻。裴世清一行在吉士雄导引下于六月十五日航抵难波，即内大和朝廷派出的35艘银装“餝船”迎入宾馆，受到殷勤款待，小野妹子则先行晋京飞鸟(奈良)秉报。

据说，小野妹子奏称隋炀帝回致推古天皇的国书途经百济时被掠，这就是所谓“国书遗失”事件。日本学界有人认为倭王的国书自称“日出处天子”令隋炀帝“不悦”，炀帝的回书可能措辞严厉地加以训斥，故小野妹子不敢呈交，伪称被百济掠去。另一种意见认为隋使裴世清本人带去了致倭王的国书，炀帝没有必要另修国书，封交小野妹子带回。当时隋、倭国力相差悬殊，日方大可不必也没有力量与隋炀帝分庭抗礼，其意不过是想借助平等外交，提高日本皇室的权威，削弱国内大姓和地方“国造”的势力。然而，隋使裴世清一行在难波一住就是50来天.于8月3日才被迎至飞鸟。

从史书所记实际情况来看，大和朝廷不仅对隋使裴世清的接待十分隆重，而且态度诚恳、谦恭。隋使进抵京城飞鸟，先是受到推古女皇派去的小德阿辈台为首的官员数百人的隆重欢迎，设仪仗，鸣鼓角。后10天又受到大礼哥多毗为首的200余骑的郊迎。

八月十二日入朝，圣德太子和诸王大臣头戴金髻花，身穿绵绣绫罗出宫迎接，裴世清呈上隋炀帝致倭国国王的国书：“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氐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为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隋炀帝仍以凌人之气把倭国看成为修职贡的属国，以天子口气嘉奖倭王。

国书称日本天皇为“倭皇”，甚为可疑，估计是后来日本使臣篡改，将王改为皇就像国书被劫事件一样，《日本书纪》出于拾高天皇的需要，也存有大量不实之辞。

没有史料记载裴世清见到的是女王还是太子，隋一直不清楚君临倭国的是一位女主，但《隋书·倭国传》记倭王会见隋使时“大悦”，态度十分谦恭诚恳，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在这里倭王根本没有摆出“日出处天子”的架子要与隋炀帝分庭抗礼，而是自称夷人，称大隋是礼义之邦，而自己是不闻礼义的蛮荒之地，要虚心向文明大国隋朝学习，甘为藩臣。

裴世清当仁不让，代表隋炀帝抚慰倭王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上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云云。礼毕，隋使被引至宾馆休息。当然，这段记载是隋朝的一面之词，裴世清回命时是否贬低对方抬高自己，也未可确知。

撇开礼仪不谈，隋、倭互使总的来讲是友好的。约1个月后裴世清向倭王辞行归国，圣德太子于是设宴为隋使践行。九月十一日启程时，倭国又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吉士雄为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使，另有4名留学生，4名学问僧，作为第二次遣隋使团陪同裴世清回国。据《日本书纪》，这次大礼小野妹子转呈的国书用汉语书写：“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恋，此即如常，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这是日本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王朝致书。

应该说，隋朝时的中日文化交流取得了重大成果，隋炀帝对促进日中邦交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炀帝优容倭国遣隋使，对倭王的“无礼”采取了少有的克制宽容态度，并主动派出使团回访日本，没有计较两次国书东、西皇帝对称的问题。当然，隋炀帝并没有承认倭国主的天皇地位，而是仍然视为朝贡藩国。隋炀帝毕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权杖既无法伸向岛国日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适可而止。

而此时隋炀帝对外征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与隋接壤的高句丽，他知道倭国与高句丽素来不和，在拉拢济、新罗的同时，也刻意拉拢倭国，或可引为外援，至少可以牵制高句丽，所以，隋炀帝派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可以看成是针对高句丽的一次重大外交举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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