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杨之华1924年11月摄于上海
1929年，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与女儿瞿独伊合影于莫斯科
1925年4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致杨之华书信手迹
今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翻译家瞿秋白英勇就义65周年。在中国革命史上，瞿秋白与杨之华写就了执子之手风雨同舟的一段佳话。从杨之华对瞿秋白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杨之华基于妻子的眼光和深情以及同志间的友谊，所认知所理解的瞿秋白——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在亲情世界和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高风亮节。
“秋之白华”，心心相印
1934年1月，时在上海养病，并与鲁迅、茅盾等一起从事文化“反围剿”的瞿秋白，接到中央通知前往苏区，妻子杨之华因工作暂时无人接替未能同行——这是秋白夫妻结婚后的第六次离别，却不幸成为生命的永诀——1935年2月，秋白随队转移至闽南时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从容就义于福建长汀。在生命最后的时日里，身陷囹圄的秋白，以巨大的勇气和无比的坦诚，深刻反思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与经验教训，严肃剖解自己的矛盾和弱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思绪在他心头不时萦绕和涌动，这就是对爱妻之华的想念、牵挂、歉疚，以及强烈的向其倾吐的愿望。“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秋白“集唐人句”而成的《狱中忆内》，正是这种思绪深沉而曲折的表达。
1924年11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结为伉俪。此后十年间，他们为中国革命携手并肩，砥砺前行，无论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抑或经历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始终都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秋白曾自制印章一枚，上面由夫妻二人名字穿插而成的印文“秋之白华”，就是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心相印的写意与象征。正因为如此，秋白牺牲带给之华的，是天塌地陷般的精神打击，是深深且久久的心灵创痛，直至化作绵长的追思与不尽的缅怀。在失去秋白的岁月里，之华遵从党的安排，一如既往地奔波操劳，不辞艰险。只是在工作的间隙里，特别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刻，她的眼前总会浮现秋白的神采仪态，耳畔亦会响起秋白的笑语言谈。每当这时，之华便取出一直珍藏着的秋白的照片、信札，以及经过秋白的修改润色且留有其清晰笔迹的自己的文稿，做默默的重温与遥想。有时她还会打开秋白留给她的黑漆布面的本子，用妻子的目光与深情，写下同丈夫一起工作和生活的难忘情景，以及与丈夫相关的若干记忆……
毫无疑问，杨之华心中和笔下的瞿秋白，自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别样的史料意义。不过由于这些文字大都属于恋人之间的诉说与交流，带有显见的私密性质，所以之华生前除在撰写纪念秋白的文章时有过少量引用之外，并没有将其公开出版的打算。历史进入新世纪，从峥嵘岁月走过来的女儿瞿独伊，深知母亲的遗存不仅内容稀见，寄托深远，而且历经劫难，所以价值非凡。于是，她和女儿李晓云一起，对这批材料进行认真辨识、整理与校订，并加上必要的注释，编为《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秋之白华》）一书，在纪念秋白百年诞辰之际，郑重献给读者。这时，我们看到了杨之华基于爱人视角和情感体验所认知所理解的瞿秋白，即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在亲情世界和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高风亮节。
“因为她是我爱人的爱人……”
瞿秋白和杨之华志同道合，彼此爱慕，他们的结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是一桩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桩很自然的事情，当年却存在特殊的前置背景：秋白是在发妻王剑虹病逝4个月后同之华牵手的；之华则是在解除与丈夫沈剑龙婚姻关系的同时走到秋白身边的。这种特殊背景使得一些人对秋白和之华的婚恋，生出“移情”“背弃”之类的议论或猜测，甚至不乏别有用心的编造与诋毁，某些无稽之谈迄今仍隐约可见。在这件事情上，曾为秋白仗义执言的是丁玲，她在成稿于1980年初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以下简称《秋白同志》）一文中明确写道：“她（王剑虹——引者）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而《秋之白华》的一些内容，正可为丁玲的说法提供颇有分量的佐证。
《秋之白华》作为杨之华的珍藏，有一点很是特殊：它在保存秋白写给珍藏者信件的同时，还收入瞿秋白与王剑虹之间的书信37封，其中前者致后者30封，后者致前者7封。之华为何要将秋白与已故爱人的书信一并保存？对此，之华在《无题01》（《秋之白华》中有6篇忆念秋白的散文，其中5篇均以《无题》为题，为方便读者和行文，且按书中前后顺序，附以阿拉伯数字以示区别——引者）中留有清晰的说明：
（1）因为她是我爱人的爱人，我的性情，凡是秋白友好朋友，我都能出于本能的发生好感而尊重。（2）在她〔他〕俩的书信上可以看到秋白虽然是被爱，而他既爱后对她的真挚热情非常浓厚。（3）见到了秋白与她因为思想上的不同发生许多矛盾的地方，不但在他俩之间是如此，同时看出各人自己内在的矛盾。
以上三点说明文字不长，但信息量极大，它以当事者内心独白所特有的坦然和真诚，揭示了三方面的事实：
第一，杨之华因为深爱秋白，所以对秋白的“友好朋友”，都持“好感而尊重”的态度。剑虹是秋白已故的爱人，当然属于“友好朋友”的范畴，因此，之华对剑虹也是有“好感”且“尊重”的。在《无题05》中，之华记述了剑虹生前和自己的5次见面，以及平时“联系绝少而谈话也不多”的大致情况。其中写到1922年在一次进步青年的聚会上与剑虹的初次见面时，笔墨相对仔细——“我”惊奇于她们（还有丁玲——引者）装饰的大胆，和“见了男人一点也不拘束”的神态，觉得“她们比我先进得多”，更像“解放了”的女性，这也许是之华“尊重”剑虹的心理基础吧？
第二，瞿秋白和王剑虹结婚后，相亲相爱，琴瑟和谐。对此，杨之华发表于1958年的《忆秋白》一文，有过直接描述：“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而《无题05》则将作者的思绪向纵深处延伸，从而打捞出有关秋白和剑虹的一个重要场景。
1924年7月间，就读上海大学的杨之华，受学生会委派，和三位同学一起，前往因故提出辞呈的教师施存统家中，挽留其复职。使命完成后，她们去同住一所房子的秋白家中，探视病中的王剑虹，没想到竟目睹了秋白与剑虹的生离死别：
一个瘦小得奇怪的病人在床上躺着，但不时的将上身强力的弯曲举起，她用自己的双手要求拥抱秋白，并时时吻他，不断的叫他。而他很慌乱而苦恼的弯手去抱她，也发出同样悲惨的呼声……可怕又可怜的病人叫着：冷，冷……要开水，开水。热水不断的在她头上拨，然而她说还要热一点的，热一点的，简直把开水滴上去，她都不觉热，只觉冷。狼狈的秋白捏住了她的手不断的流泪，似乎他的眼光里含着形容不出的忏悔和祈求。绝望已笼罩了他整个思想……
显然是因为脑海里储存的表象分外牢固和过于深刻，之华在多年之后想起剑虹去世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其顺着记忆流淌的文字虽然顾不上仔细推敲，但就效果而言，却不仅无形中还原了当时凄惨压抑的现场氛围，而且很自然地复活了秋白因妻子病逝而爆发出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精神痛苦与情感失控，而与这种痛苦和失控互为因果的正是秋白对剑虹的一腔深爱，即所谓痛因爱生，爱以痛显。由此可见，所谓瞿秋白在王剑虹病逝前就移情别恋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三，秋白和剑虹的往来书信，承载了他们炽热的恋情，但也显露出彼此之间在思想志趣上的矛盾和差异。这种矛盾和差异是什么？之华未加说明，我们要想了解更多，只能到通信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体味。这里笔者试举一例，以求管窥之效。1924年元月，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同时兼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翻译和助手的瞿秋白，告别新婚妻子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1月12和13日，刚到广州的秋白，连续致函剑虹，在倾吐思念之苦的同时，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容许我这‘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呢，还是不？”曾经热情宣传过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的王剑虹，应该懂得秋白信中的意思：希望对方认同自己的主张，把社会使命和个人生活安放到适当位置与合理状态，实现革命与恋爱的完美结合。然而，剑虹的回信并没有回答秋白的问题，而是写道：
你问我“容许你‘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不？”我想了又想，归于“茫然”，不知怎样答你！！“社会的生命”，“恋爱的生命”，“调和”，“不”，——不，我实在不会答复你，我还不懂什么是……
……
那社会生命和恋爱生命调和便怎样？不调和又怎样？……我看着你的影儿好笑！我对你讲：你愿意怎样，要怎样才觉得心里好过，那便是我容许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谓我“命令”你的。这个答复满意么？
一种似是娇嗔似是玩笑的口吻，强调的是自己的“茫然”和“不懂”，进而用一种不怎么耐烦的回答，把秋白的发问又还给了秋白。斯时，告别了“五四”的剑虹，似乎已经没有兴趣再讨论什么“社会的生命”，她更为上心和用情的，恐怕是“恋爱生命”的甜蜜、缠绵与热烈。
由于受家庭和儿时环境的影响，秋白在成为革命者之后，依旧保留了若干属于文人的心理、情趣和习性。所有这些使他与才女剑虹一经邂逅，便相互欣赏，进而走进婚姻殿堂。他们的婚后生活，亦如当年促成并见证了这些的丁玲在《秋白同志》中所写：或相伴笔耕，或诗词唱和，有时还吹吹箫，唱几句昆曲，弄一点篆刻，堪称温馨而浪漫。至于剑虹在观念情趣上的某些变化，秋白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按照丁玲所说的“他……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的情况看，当时的秋白并没有以同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爱人。
在《无题05》中，之华转述了秋白告诉自己的一件事：“在1924年三月间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去，她问我‘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到鲍夫人家去替××去当翻译’，‘以后××那样的女人，你一定会爱她’。”文中的“我”自然是秋白，“她”是王剑虹，××指杨之华。所说到鲍夫人家当翻译一事，杨之华在《忆秋白》中有较详细的追记：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料地遇见了秋白，他是来为我做翻译的。一见了他，我觉得有了帮助，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秋白以流利的俄语和鲍罗廷妇夫谈着，他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翻译给我听，并且教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想一想。’大家都是以同志的态度随便座谈，我的拘束也逐渐消失了，后来越说越有劲，秋白满意地笑了，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们听。接着，他又把鲍罗廷夫人向我介绍的苏联妇女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听不懂，又加以详细的解释，使我初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
透过如是场景，我们不难发生联想，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在充盈着血与火的岁月里，秋白与之华分明有着更为默契的精神呼应和更为坚实的友谊基础，他们更有理由在共同的道路上并肩前行。并不缺乏政治意识的剑虹，显然发现了这点，只是不知出于怎样一种心态，她竟然把自己极为私密的感受告诉了丈夫……这时，我们对秋白在剑虹病逝后为何很快与之华结合，应当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先后在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领导工作。这期间，她陆续撰写和发表了多篇纪念和回忆秋白的文章，其中很自然地涉及秋白和自己的婚姻以及婚后生活。不过之华所讲述的这部分内容，是穿插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中的，是同党内党外、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可能很具体很详细，更难以充分揭示秋白围绕爱情所产生的精神思考与情感波澜。这使得我们要想了解秋白的道德空间与情感世界，还必须拥有更为详尽也更为直接的史料支撑。而《秋之白华》的内容，正好在这方面显示了珍贵而特殊的价值。
1929年2月，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因肺病加重被共产国际安排到莫斯科以南数百公里的库克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休息疗养，杨之华正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没有同行。此后一个多月，秋白与之华开启了高频率的两地书——秋白给之华几乎是每日一信，有时一天连写两信。当时，秋白给之华一共写了多少信已难确数，但仅仅由之华想方设法保存下来并收入《秋之白华》的就有19封（书中另有一信写于1929年7月秋白代表中国赴巴黎参加反帝国主义准备战争国际代表会议期间）。之华的回信同样密集，看秋白在结束疗养时写给之华的信可知，他在此间收到的之华的中俄文来信已有30封之多。
翻开秋白写给之华的信，一系列滚烫的心语纷至沓来：“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爱爱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2月26日）“我只是记挂着你的病，只是记挂着，你的信里总是不说详细。害得我天天做梦，梦见你是病的，你是病着……”（3月4日）“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3月12日）诸如此类的表达使我们看到了秋白的灵府，他的热烈、温婉、细腻和纯真，所有这些交织成他对之华的毫无保留的深爱。
女儿瞿独伊并非秋白亲生，然而秋白在写给之华的信里，却总是记挂着独伊：“可爱的独伊，替我问她好。”“要买面包给她吃。要买好书给她。”“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喜欢，我喜欢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有时，秋白还在信里为独伊画像，并配上留言：“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因为你想着：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有一次，秋白从来信得知，之华带着独伊观看了梦幻剧《青鸟》，他分外高兴，立即在回信中写道：“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比利时的文学家）的剧作，俄国剧院做的很好的……独伊看了《青鸟》一定非常高兴。”这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之华说过的：“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忆秋白》）于是，一种博大无私的父爱连同一种高尚纯洁的人格，穿过历史烟尘联袂走来。
秋白对之华的爱是炽热的、深沉的、丰厚的。这种爱自然包含生命意义上的两情相悦，也不乏道德层面的诚笃相守，但除此之外，分明还充注着秋白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爱情的独特认知和别样理解。早在写给剑虹的信里，秋白就明言：“没有生命的机器究竟于社会有什么益处。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1924年1月13日）这就是说，在秋白看来，一个健全的人应当具有丰富高尚的情操，而不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善待人类的美好情感，应当珍惜包括爱情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而不是一所刻板压抑的机器栈房。显然与如此体认相关，秋白在献身革命的旅程中，不仅勇敢地接受了情之所至、心以为然的爱情，而且将这份美好的情感，融入对社会现实的改造，化作一种驱散心理阴霾、增强斗争意志的力量。1929年2月28日晚，秋白写信给之华，先是坦言近半年来“我俩的生命领受到极繁重极艰苦的实验（指来自党内以及共产国际的复杂矛盾和诸多问题的困扰——引者）”，以致使“久经磨练的心灵，也不得不发生因疲惫不胜而起呻吟而失常态”。接下来，笔调为之一转，他满是喜悦地告诉之华：“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它自己，开始萌着新春的花朵。我俩的心弦之上，现在又继续的奏着神妙的仙曲……因为极巨大的历史的机器，阶级斗争的机器之中，我们只是琐小的机械，但是这些琐小的我们，如果都是互相融合着，忘记一切忧疑和利害，那时，这整个的巨大的机器是开足了马力的前进，前进，转动，转动。——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无敌的。”至此恋人的絮语已升华为同志的共勉。而秋白和之华因有如此执念，所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就了执子之手，风雨同舟的一段佳话。
“这是我唯一的遗产”
《秋之白华》中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敞开了秋白的情感世界，同时也沿着之华的视线，牵引出秋白日常生活的某些情景。这当中秋白在物质生活上的清贫与简朴，尽管着墨不多，却犹如刀刻斧凿，立体真切，殊为感人。
对于当年任教于上海大学的秋白，丁玲的印象是“西装笔挺，一身整洁”，房间也比较“精致”“讲究”，家中还有帮工的阿姨（《瞿秋白同志》）。不能说这样的描述不真实，但它只是写出了大革命时期具有公开身份的秋白，多半出于工作需要而“装饰”出的生活状态，事实上，一旦进入党的地下工作环境，秋白的生活便是另一种样子。这时，之华的亲历无疑更接近本质真实。
在《无题04》里，之华写道：一个冬夜，“我”在工厂参加罢工回家。为给“我”驱寒，秋白“拿自己的棉被替我盖上了脚。可是这条被子不能暖我的脚，反被它的重量压得我不舒服。我揭去了被问着：‘这样重这样硬的被你怎么能够挨过一个个冬天！难怪你的身体会弄到这样坏！’他惨白的脸上充满了欢喜的笑容，他说：‘这还是我祖母的嫁妆被呢！我并不怕，因为十多年的冬天已挨过去了……’”接下来，之华继续写道：
几天前我已整理过他的衣箱，二套粗布的小衫裤，已经破旧了的。二套破旧的西装，一套是夏天穿的，还有一套就是他平日出去上课时候穿的。此外一件女人的绒线大衣，似乎这件衣服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上的悲意。很自然的使我宝贵它。还有一件他回家来常常穿着的一件枣红团花的旧棉袍，面上有一层龌龊的油光。袖底下已经裂开了细细的丝缝……他曾这样对我说：“这件衣服的年龄也和那条旧被一样。这是我唯一的遗产。”
面对之华的记忆，我立刻联想起陈云同志写于1936年10月20日，后于1982年5月3日重新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一个深晚》。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当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前往鲁迅家中帮助秋白和之华变更住处的一幕。其中正好出现了秋白的行囊——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从杨之华记忆中的“旧棉被”到陈云笔下的“小包袱”，历史细节以它惯有的强烈真实性和巨大表现力，勾画出一个筚路蓝缕、箪食瓢饮、孜孜以求的瞿秋白形象。毫无疑问，这样的形象连同孕育他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早已成为昨天，然而，谁又能说他仅仅属于昨天？“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秋白牺牲前自抒胸臆的诗句，庶几可以借来形容现代人心中的瞿秋白。
（作者：古耜，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协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