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民主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当基督教民主在欧洲大陆扮演着近乎霸权的角色时，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欧洲开国元勋康拉德·阿登纳、阿尔西德·德·加斯佩里和罗伯特·舒曼）利用权力来促进新形式的跨国合作，这些合作安抚着这个充满冲突的大陆。
虽然他们的日常政治工作大部分都致力于诸如“小企业的税率、儿童津贴和甜菜价格”等实际问题，但这些领导人及其政党所追求的团结欧洲是由“欧洲是什么”的独特愿景驱动的。
这些愿景中最著名的可以说是欧洲的阿本德兰概念。阿本德兰的概念受到天主教基督教民主党人的特别认可，唤起了统一天主教的中世纪欧洲、雷克斯·帕特·欧罗巴·查理曼大帝和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浪漫想象。
它将欧洲的统一视为一个相对排他性的文明项目，由“分享天主教和忏悔政治传统”的国家追求。不为人所知的是许多领先的新教基督教民主党人提出的欧洲的另一种愿景。
虽然有时也采用阿本德兰的语言，但后者将自由贸易视为一体化的主要机制，自然更将英国和纳维亚国家等非天主教国家纳入统一的欧洲。
他们的欧洲不是由文化团结，而是由市场团结起来的，不像盎格鲁撒克逊那样是法国和德国促进的。
特别是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战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了关于欧洲一体化性质和局限性的严重冲突，对这场冲突的重建可以揭示欧洲一体化项目特征的扩张动态，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盟的连续扩大。
我认为，1970年代这场党内斗争的解决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欧洲项目的关键推动力。因为直到那时，天主教基督教民主党人才开始支持将欧洲一体化扩展到天主教核心之外。
地缘政治随着 1980 年代接近尾声，共产主义崩溃，地缘政治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阿本德兰文化主义，这是“占领年代的主导话语之一”，对欧洲“开国元勋”来说非常重要。
总之，我提出的论点为欧洲一体化从“最初的六国”到27国联盟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释。重要的是，我不是对这一事态发展提出单一因果解释，而是希望强调一场被忽视的政治冲突，如何塑造了欧洲一体化核心行为者的思想和行动。
虽然主要重点是1945年至1990年间的德国基督教民主，但通过探索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人如何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互动，以及他们的想法和愿景如何相互关联，我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
阿本德兰的概念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反现代的关键政治概念之一，以这样的形式被二战后成立的几个基督教民主党所吸引。
这些政党果断地与战前政治天主教决裂，并接受现代民主国家作为合法的合作体系，但一些领导人仍然同情欧洲附带的一些传统主义内涵。
仅举一个突出的例子，1957年，罗伯特·舒曼认为：“统一欧洲的最初轮廓是基督教的中世纪欧洲，处于双重权威之下。这种团结存在了六个多世纪之后枯萎了，当时文艺复兴削弱了宗教联系，宗教改革同样破坏了宗教团结，帝国失去了对新主权国家的威望。欧洲分裂成一大群国家，其利益和目标相互冲突，以至于随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份声明中，对民族国家的反现代情绪与反新教情绪相结合，舒曼毫不留情，将宗教改革以来整个大陆遭受的冲突和混乱归咎于新教势力。
除了所有基督教民主党人都赞同的教条式反共产主义（这得到了教皇教条的支持），这种对新教的公开攻击在战后的天主教基督教民主党人中并不少见。
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以德国为例，许多天主教徒仍然受到德国新教徒与天主教会长期斗争的影响，这场斗争在 1870 年代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达到顶峰。
这导致他们以与舒曼类似的术语构思阿本德兰。事实上，正如米切尔所表明的那样，基民盟天主教徒“长期以来一直将阿本德兰理解为反普鲁士”，并暗示着反新教。
此外，纳粹政权同时垮台和普鲁士国家的解体对许多人来说象征着普鲁士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生关系。
许多天主教徒，包括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等主要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认为这是因为新教和纳粹意识形态具有世俗现代性的“唯物主义”取向。这意味着他们将政治和经济权力置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之上。
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946年在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的演讲。在信中，未来的德国总理和欧洲“开国元勋”告诫他的听众。
“自普鲁士霸权下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国家改变了，变成主权机器。俾斯麦帝国的成功使他被赋予了国家和权力的概念，工业化加速，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背井离乡，为唯物主义在德国人民中的毁灭性传播铺平了道路。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和权力的过度理想化。”
阿登纳继续说：“之所以赋予国家如此强大的力量，是为了反对以基督教伦理和自然法为基础的世界之战，以及对“人”的尊重。它为极权主义统治形式打开了大门，例如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这两种形式都是基督教政治的诅咒。”
坦率地说，像阿登纳和舒曼（以及他们的天主教追随者）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在天主教和新教欧洲之间划清了界限。
新教徒因他们的“唯物主义”而受到责骂，表面上产生了一种非人化的政治权威概念，表现在中央集权的世俗官僚国家中。另一方面，天主教徒被描绘成正在遭受新教权力折磨，并以阿本德兰价值观的名义与他们作斗争（包括纳粹政权）。在德国，后一种抵抗叙事在战后特别流行。
天主教基督教民主党的欧洲思想对新教怀有敌意，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首先，这意味着新教国家在欧洲的成员资格受到怀疑。另一方面，天主教和新教民主党之间的教派间合作相当困难。
英国？欧洲？就成员资格问题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最初被排除在统一的欧洲之外。正如内尔森所写：“舒曼决定在宣布煤炭和钢铁计划之前不咨询他的英国同行，这强调了他的观点，即英国与欧洲分开，而英国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击。”
在内尔森的回忆录中，舒曼详细地解释了他反对将英国视为欧洲一部分的原因。他指出，问题不仅在于英国是“孤立的，本能地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创新”，而且它“原则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任何形式的整合或联邦结构怀有敌意”。而阿登纳本人也对将英国包括在内犹豫不决。
无论如何，虽然“关于具有超国家特征的核心欧洲概念（不包括英国）”继续存在，但国内基督教民主党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最初的六国”中的几个成员国都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组成。
特别是德国和荷兰，后者不仅仅是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上有效的团体，他们还组织了基督教民主党。而且，他们并没有完全被天主教圈子中盛行的阿本德兰言论所激怒。
例如，在战后时期，许多政治上组织的荷兰新教徒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天主教梵蒂冈欧洲的重生，一个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反宗教改革”。在德国也是如此，新教徒也被保守天主教“推迟”了。
由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在同一政党中组织起来的，并且试图建立跨党派联盟，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天主教徒对新教毫不掩饰的敌意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天主教徒需要促进某种教派之间的合作。
在德国，“反社会主义”最终成为了真正的粘合剂，成为新教与天主教合作的水泥。只有在反社会主义中，新教环境才找到了更大的身份，只有反社会主义才将新教资产阶级带入天主教徒的政治怀抱。
这里的“反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苏维埃俄罗斯的反感。保守的北德新教徒通常憎恶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的自由资本主义自命不凡，而莱茵或巴伐利亚天主教徒则拒绝共产主义，因为它基于与基督教教义不相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因此，如果说共同的“基督教土壤”的概念为教派间合作奠定了基础，那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推动了它。至少在内部辩论和通信中，新教徒甚至开始使用阿本德兰的语言来描述反共产主义。
阿本德兰逐渐进入了教派间基督教民主党的词汇，这当然得益于这个事实，即它“足够分散和不精确”，并允许“多种形式的挪用”。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发展，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阿本德兰思想，在其战后使用时，暗示了欧洲的两个边界。第一条边界在非共产主义欧洲和共产主义东方之间。
核心欧洲在这条分界线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可以达成一致，正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新教徒甚至愿意在第一种反共的意义上使用阿本德兰的语言。
另一方面，第二条边界更具争议性和问题：它将天主教的“核心欧洲”与新教主导的英国分开。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与德国基民盟等主要基督教民主党所宣称的教派主义不符。
它有助于产生对欧洲的另一种理解，最终被称为“大西洋主义”。这一愿景主要由基民盟内部的新教徒和世俗保守派提出，与其说是划定明确的边界（共产主义的边界除外），不如说是地缘政治和经济考虑。
描述这种替代立场的简单方法是，它不太致力于“六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西德）的欧洲，更赞成与英国和美国密切合作，而不是天主教同行。
在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后来的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一位具有明确自由主义观点的新教徒）站在推动欧洲替代概念的最前沿。
艾哈德和基民盟内部的追随者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努力，但他们更喜欢大西洋社区，不再强调宗教哲学的猜测，转而支持务实合作，并拒绝大陆成为焦点。
这一立场得到了许多世俗自由主义者的追随，特别是北德新教徒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部门的支持。也正是这些举措，让整个欧洲逐渐成为了一个“整体”。在如今社会，只有加强和平合作，才能更好地保证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科隆大学学报》
《统一欧洲的概念》
《欧洲一体化对政党的影响：超越宽容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