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事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文化意义五四的全部意义也不是一天能够发生的，五四是这段历史中具有代表性象征性的一天，可以说，五四前后发生的历史才是五四所包含的真正影响至今的遗产，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五四体现了什么精神?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五四体现了什么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事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文化意义。五四的全部意义也不是一天能够发生的，五四是这段历史中具有代表性象征性的一天，可以说，五四前后发生的历史才是五四所包含的真正影响至今的遗产。
五四的发生大概要从西方列强说起，其间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等，造成了五四发生的历史背景。这篇文章说不到那么多。就从我最感兴趣的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说起。
教科书一般以陈独秀《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但不得不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伴随列强的侵华，西方科技文化不断输入晚清中国。洋务运动为了培养人才，在全国各地设立学堂，改革教育，设立翻译馆，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甲午战争后，洋务破产，又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名著，就是此时传入中国。如严复《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等，原作者分别是赫胥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穆勒。还有许多西方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各国历史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到1904年，这方面的书籍已达二百五十多种。
严复介绍《天演论》，认为其观点，中国古人早就有了。例如翻译斯宾塞尔《社会学研究法》，他认为《大学》《中庸》已有其精华。他还认为机械力学三大原理早就见于《周易》一书。《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
儒家孔孟思想，依然有强大的社会根基。袁世凯想借尊孔称帝，张勋率辫子兵复辟，君主官僚统治制度一度死灰复燃。但大部分国人还是不愿意重走过去没有希望的老路，也不希望再设置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凌驾于人民之上。至少那些军阀希望谁也管不到他，他们拥有军权，又谁也制服不了谁，那正好打着人民的旗号推翻那些作为竞争对手的军阀。不管怎么样，人民中间开始酝酿新思潮，这又是军阀万万想不到的。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直到1917年，都是陈独秀一人主编。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陈为文科学长。编辑部搬到北京，地址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的家中）。钱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刘半农也进入北大，胡适夏天从美国回来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李大钊11月到北大，后任北大图书部主任，1920以后还兼任北大许多课程教授。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与北大联系密切。
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成为主要撰稿人。
这批人起初大多受进化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敲响了国人的警钟，很多人由此开始意识到国家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陈独秀宣扬的也是这种思想。进化论是生物科学，用于人类社会，就不能完全适用。并且进化论为强者灭亡弱者提供了合理的依据，这无疑是违背人性的。
民主、科学是《新青年》两大口号，即“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在那个年代是激进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其反对的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是非常正确的，但反对国粹、反对旧文学又过于偏激，孔子的思想有些是不容于现当代的，如尊卑贵贱，有些却还是合理的，如做人做学问。但我又要体谅那个时代为了救亡图存的前辈，改良已经不足以匡正社会人心，只有改革，只有粉碎旧的才能迅速建立新的，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陈独秀认为只有西方才有救中国的真理，更进一步说是向法国寻找。陈最向往的是人权说：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梦想建立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和立宪制。如何实现呢？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提出六字：勤、俭、廉、洁、诚、信。其中洁是改善公共卫生。
迷信，一直都存在中国社会中。现在也有，更不要说五四前。有鬼还是无鬼，开启了科学与迷信之争。1917年，有人成立上海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专门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新青年》对此展开批判，陈大齐、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都发表了专文、杂感。易白沙发表《诸子无鬼论》介绍了历史上王充等的无鬼论学说，并指出鬼神迷信与封建专制的密切关系。
孔家店，对孔夫子以及儒家极为鄙视的一个词语。放在又开始复兴儒学的现在，不免过于刺眼。但在当时确有大意义，对后世影响很深。
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反对康有为把孔教定为国教，拿西方信教自由来攻击尊孔，嘲笑康有为对国外所知甚少。认为宪法的基础是平等人权，尊孔就不可能人人平等。认为孔子之道妨碍个人人格独立，与现代经济生活建立在个人独立主义之上是违背的。
李大钊也对此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不应该进入宪法。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坚决反对孔子。
鲁迅更是发表了《狂人日记》，刺向封建礼教。揭开仁义道德的真面目是吃人的礼教，揭露了封建伦理的根深蒂固和害人之深。又发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夫权主义、父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还有吴虞。他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和他妻子吴曾兰的《女权平议》，攻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特别是孝、悌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宗法社会，不能前进。
反对封建八股。八股文是科举考试规定文体，影响到文坛日趋摹古。雍正、乾隆年间，形成桐城古文派（方苞、姚鼐），主张“文以载道”，崇尚以“词章”宣扬“义理”。以唐宋以来古文派正统自居，是清代文学主要流派。还有文选派，使用骈体文，刻意摹仿古典，大量使用对偶排比，追求词藻典故。
清末以来，就已经有人提出改革文学了。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清末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烂。
革命派陈天华则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文字：“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
有人创制官话字母，提倡拼音文字，还有人编了《白话报》《白话丛书》，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过影响不大。
《新青年》创办时，文学作品以翻译、介绍为主，大多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易卜生、王尔德的作品，用文言文表达，影响也不大。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前者提出文学革命：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才有文学的国语。后者提出：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钱玄同更为激烈，对传统文化坚决否定，提出废汉文和废汉语。认为这是根本解决之道。
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作出了典范。
李大钊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刘半农写白话诗。
1918年后，《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较普遍地使用白话文。白话文能使语言和文字统一起来，能为更多人民群众所接受。有利于群众启蒙。
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提倡文学革命的这帮人，桐城派和文选派却并没有放在眼里。为了引起那些古文大师的重视，钱玄同扮演反对新文学的王敬轩，刘半农对其观点一一驳斥。但大师们依然不理这群年轻人。
北京大学
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当时入学者都是出身举人、进士的京官，地位很高，教师要喊学生为“老爷”。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学生人数在1919年达到两千多人，教员1918年也达到二百一十七人。蔡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勉励学生要“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展开百家争鸣，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兼容并包，除了《新青年》的编者们，还有拖着长辫主张复辟的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也被请来任教。对于各种学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演说，让学生自由选择。
不干涉学生的政治活动。中外教员，一视同仁。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大成为运动中心。
参考书籍：彭明《五四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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