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没药花园。今天讲的是一起震惊全美国的性奴案件。

罪犯阿里尔（Ariel Castro）在2002-2004年间，先后绑架了三名女子，将她们监禁在自己家中，整整11年无人觉察，直到2013年5月6日……

这起案子里，有一个最“普通”却最残忍的恶魔，有三位最不幸却最勇敢的受害者，两个心碎却依旧执著的家庭，还有一个可敬又逗比的网红英雄。

被判处1000年有期徒刑后不久，阿里尔在狱中自杀身亡，但三位女子的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

一、安宁郊区里的恶魔之屋

提起克利夫兰这座城市（美国各州有好多“CleveLAnd”，这里指最知名的那个），热爱体育或是美剧的朋友，大概都不陌生。

克利夫兰位于俄亥俄州，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工业之都，然而随着资源枯竭和产业衰落，克利夫兰从昔日的大城市沦落为破败的“克村”，成了全美地域黑们的群嘲对象。

（美剧《燃情克利夫兰》中，三位LA时髦熟女，听说飞机迫降到了克利夫兰，立马一脸嫌弃）

其实从1990年代起，克利夫兰开始逐渐转型，医疗、文化等产业发展得相当不错，既拥有昔日大城市的基底，又没有如今大城市的竞争压力。

这座临湖的“森林之市”，也成了慢节奏、反内卷的大都市倦游者的避难所，甚至被评为“美国最宜居城市”之一（《经济学人》 2005）。

克利夫兰的郊区，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就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区，特拉蒙特区（Tremont）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有许多古老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前卫画廊和时髦精品店点缀其间，算是克利夫兰颇具小资情调的新晋热点地区。特拉蒙特也是克利夫兰比较安全的社区之一，犯罪率比城市整体水平低25%（Plain Dealer, 2010）。

（特拉蒙特区）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克利夫兰的不安定因素，是老城中心高比例的黑人人口。很少有人会将特拉蒙特区和绑架、监禁和人间地狱联系在一起。

然而就在西摩大道（Seymour Avenue）2207号一栋不起眼的白色房子里，这样的罪行却上演了整整11年。

这栋两层小楼总面积大约130 ㎡，有四间居室、一间浴室，还有71 ㎡的未完工的地下室。

（后来被称作“恶魔之屋”的西摩大道2207号）

房主名叫阿里尔（Ariel Castro），他于1960年出生于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

他的父亲佩德罗·卡斯特罗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母亲名叫莉莲·罗德里格斯（Lilian Rodriguez），阿里尔是这对夫妻的第三个孩子。

阿里尔两岁那年，莉莲发现丈夫原来还有一个“外宅”，不仅如此，这位外宅还给他生了四个孩子。没过多久，这对夫妻离了婚，四个孩子（阿里尔出生后，莉莲又生三儿子奥尼尔）归莉莲抚养。

离婚之后，莉莲到宾夕法尼亚州打工，四个孩子则留在波多黎各，由他们的外祖母照顾。

据阿里尔自述，5岁那年，他被一名9岁男孩性侵了整整一年，并从此发展成“对性的终生痴迷”。

1966年，莉莲将孩子们接到了宾州，阿里尔说母亲每次工作回家，都会对自己非打即骂。

不过这些“悲惨遭遇”，都只是阿里尔单方面的说辞，没有任何佐证，从他之后推卸责任和迁怪他人的性格特点来看，我本人其实很怀疑这些说辞的真实性。

1970年，在阿里尔一位叔叔的帮助下，莉莲带着孩子们移居到克利夫兰（波多黎各是美国自治邦，所以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移民）。

阿里尔的父亲佩德罗，此时也已在克利夫兰定居，和那位转正的外宅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阿里尔这一代共有9个同父同母和异母的兄弟姐妹。

卡斯特罗家族是最早在克利夫兰定居的拉丁族裔，从1950年代起就在当地经商，家族名下有不少产业，在克利夫兰，尤其是拉丁群体中颇有声望。

1979 年，阿里尔从克利夫兰林肯西部高中毕业，成绩几乎垫底，不过他在音乐、体育方面都很活跃，在高中时代算是个“讨人喜欢的普通人”。

阿里尔毕业后，从事过不少短期工作，31岁那年，他成了一名校车司机。

这份工作他做了22年，直到2012年11月，他因多次“错误判断”（比如将孩子单独留在校车上）被解雇，此时距离他被捕只有半年。

也就是说，在他非法监禁三位女性（她们中有两人被绑架时还是中学生）、将她们当作性奴每天凌辱、殴打的那些岁月里，他几乎每天清晨和傍晚都开着校车，笑容可掬地接送附近街区的孩子们上学。

（年轻的阿里尔，当时他大约30出头）

除了校车司机这份工作，阿里尔还是个活跃的“音乐人”，甚至被称为克利夫兰最优秀的贝斯手之一。

2003年，他的乐队还登上了FOX8的《Morning Show》，此时他刚刚绑架了第二名受害者阿曼达·贝瑞。

就在阿里尔西装革履地站在麦克风前，冲着电视屏幕上的观众微笑的时候，两名年轻女子正被锁链捆绑着，用胶带封住了嘴，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无助无声地呜咽着……事后想来，所有的这一切，无一不令人毛骨悚然。

2013年，阿里尔的罪行终于被公之于众，无论是他的亲戚、儿女、乐队成员、还是邻居们，都对此感到无比惊讶。

拉丁社区的老一辈称他为“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中长大的非常好的孩子”，他的儿子安东尼称这件事“令人无法理解”，他的一位前女友，将他形容为“适合结婚的对象”。

一位邻居将他形容为“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家长们都很信任他”，另一位邻居则说他经常给孩子们搭便车，相当“助人为乐”……

然而，阿里尔却并非是多么高超的伪装高手，他的种种犯罪倾向，其实很早就有迹可循，犯罪手法也从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随着屡次得手，不断地变本加厉。

他的第一位受害者，就是他的前妻。

二、无法逃离的前妻

时间回溯到1980 年，20岁的阿里尔当时还和母亲和兄弟们住在一起。

他们家隔壁邻居姓菲格罗亚，有一个17岁的女儿，名叫里米尔达·菲格罗亚（Grimilda Figueroa），但大家都叫她尼尔达（Nilda）。

（尼尔达）

尼尔达一家也来自波多黎各，在她16岁时移居到美国，因为跟不上英文和其他文化课程，尼尔达很快从高中辍学，到一家工厂打工。

和许多来自波多黎各小村庄的少女一样，尼尔达的梦想就是在美国嫁一个好男人，然后成为一名贤妻良母。

尼尔达姿色平平，而且非常自卑。

“有才华又受欢迎”的阿里尔，对她的容貌极尽夸赞、请她看自己的演出、带她去昂贵的餐厅约会，尼尔达觉得自己仿佛穿上了灰姑娘的水晶鞋，沉浸在幸福之中。

尼尔达的母亲也极力赞成两人的关系，两人发生关系后，尼尔达的母亲就要求阿里尔为“夺走尼尔达的童贞负责”，于是他只好将她带回了自己家。

虽然两人从未登记，但鉴于俄亥俄州在1991年以前承认普通法婚姻（事实婚姻），所以各类报道以及阿里尔自己的认知里，都将尼尔达视为他的妻子。

波多黎各裔的家庭，大多数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克利夫兰所属的美国中西部（Midwest）民风也相对传统保守，在1980年代初期，这个“你要负责”的要求，其实相当正常。

但阿里尔却似乎对自己“被迫”成婚一直怀有隐恨，他后来在受审时，还将自己监禁的三个女孩和尼尔达类比，反复强调三个女孩都不是处女，所以他无需“为和她们发生关系负责”。

开始时，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尼尔达的家人也都为尼尔达能够“嫁出去”欣喜不已，他们认为阿里尔风趣有才华，而且慷慨大方，和他相处得也十分融洽。

1981年，两人的大儿子安东尼（他和父亲同名，为了避免混淆，以中间名称呼）出生，阿里尔对尼尔达的态度，却开始慢慢变了。

他只允许尼尔达去自己批准的地方购物，只能观看他挑选的电视节目，只能穿他为她搭配的保守服饰，大部分时间都以照顾孩子为名，强迫她呆在家里，只要尼尔达稍有违抗，就立刻对她拳脚相加。

随着时间流逝，阿里尔的暴力行为不断地升级，起先是推搡、耳光，之后就渐渐变成了淤青和骨折，并在尼尔达发誓不会报警后，才允许她去医院就医。

（尼尔达19岁时的照片，她穿着阿里尔为她挑选的衣服，而当时是流行超短裙和抹胸的时代）

两人结婚的头11年，一直住在双方父母家附近的小公寓里，阿里尔的暴行还比较“克制”。

1992年，阿里尔买下了西摩大道2207号的房子，也就是前文的那栋“恶魔之屋”，这个新家里，没有了其他人“碍事”，阿里尔拥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阿里尔给房子里的每一间房子都上了锁，把所有的窗户都涂上颜色。

他给地下室安装了沉重的活板门，又砌了一道厚厚的隔音墙，声称是为了要和乐队成员练习，然而实际上，房子完工之后，他就禁止任何外人进入地下室。

此时除了上文提到的大儿子安东尼，尼尔达又生了两个女儿安吉（Angie）和艾米丽（Emily），搬到新家后不久，她又怀孕了。

（阿里尔和女儿安吉）

阿里尔认为孩子已经够多了，于是他狠狠地踢打尼尔达的腹部，想要以此来诱发流产，孩子最终还是幸存下来，她就是阿里尔的小女儿阿琳（Arlene）。

1993 年10月，阿里尔将刚刚生产不久的尼尔达扔下台阶，她摔断了头骨。几周后，她突然癫痫发作，被诊断出之前摔下楼梯时的脑部血栓，已硬化成恶性肿瘤，她在11月末时进行了开颅手术。

1993 年12月26日，尼尔达刚刚手术完一个月，阿里尔醉醺醺地回到了家中，再次袭击了她，他将她拖倒在地，用靴子狠狠地踩踏她的脸。

这次尼尔达终于鼓起勇气，对他提出了指控。

然而阿里尔早早交付了25,000 美元的保释金，在尼尔达出庭前，就在法院大楼外堵住了她，威胁说如果她胆敢“胡说八道”，就杀了她和孩子们。

尼尔达吓坏了，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忘了”发生的一切，对阿里尔的指控被轻易地撤销了。

需要说明的是，阿里尔虽然对妻子极尽虐待，但对几个孩子相当“疼爱”。

儿子安东尼年纪最大，在某种程度上很清楚父亲的暴行，所以经常因为保护母亲被“波及”。

但三个女儿都对阿里尔一度很亲近。

（2013年阿里尔案发之后，安吉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依旧不敢相信）

阿里尔囚禁三位女性的罪行被揭发后，尼尔达的家人在媒体上揭露了很多他的家暴事迹，但在我阅读到的资料中，在当年相关事件的记载里，却几乎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虽然对阿里尔恐惧入骨的尼尔达，从来不承认自己的伤势是丈夫殴打的结果，并经常用浓妆和头巾来掩饰淤青，阿里尔也极力阻止她和亲人见面，但她的家人们，真的会对此一无所知吗？

也许他们觉得“劝和不劝分”，相信“清官难断家务事”，或许和尼尔达一样害怕阿里尔，无论原因如何，不得不面对阿里尔暴行的，似乎永远只是尼尔达自己。

1994 年，美国出台了《暴力侵害妇女法案》 (VAWA)，这是针对女性暴力犯罪的一项重要立法。

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将社会组织广泛纳入家庭暴力的防范体系之中。

我们熟悉的妇女庇护中心（Women's Shelter）和对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构，在这项法案出台后，才开始慢慢普及。

而对一个备受恐吓和威胁的家暴受害者而言，如果没有亲人的坚定保护、在社会援助尚未普及的年代，如果以为她“勇敢一点”就可以逃离暴行，那几乎是想当然的天方夜谭。

（尼尔达和她的家人，尼尔达为前排最右）

阿里尔的指控被撤销了，尼尔达的境况并没有一点好转，她继续不断地进出医院。医院的医生们其实都对真相心知肚明，但没有尼尔达的允许，他们不能报警。

1995年，尼尔达接受了又一次脑部手术，术后的一天夜里，她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独自瑟瑟发抖。

她和阿里尔已经一起生活了15年，生过4个孩子，一只眼睛近乎失明、身上所有的骨头都几乎折断过一次，脑部长了也许无法根治的肿瘤，而此时她仅仅32岁。

这时，一个男人坐在了她的身边，他是这所医院的夜间保安，名叫科隆（Fernando Colon）。科隆读过警校，一直希望能够在执法部门工作，此时他离婚不久，刚从纽约回到克利夫兰。

科隆回忆说，尼尔达是医院的“常客”，几乎每次都看夜诊，每次都是不同的伤，虽然两人之前从未交谈，但和医院里所有员工一样，科隆早已知晓了她的“秘密”。

“你应该离开他。”科隆开口说道。

尼尔达颤抖了一下，她似乎好久都没有和陌生人说过话了，过了很久，她小声嗫嚅着：

“可如果那样，他就会杀了我。”

“如果再回到他的身边，你也很快就会没命。”

“要是他不放过我和孩子怎么办？”

科隆告诉她：“这件事由我来担心就好。”

尼尔达出院后，和科隆继续保持了联系，几周之后，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在科隆的帮助下，尼尔达带着孩子们搬到了母亲家，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了科隆的住处。

大女儿安吉一度拒绝离开，甚至哭喊着表示要“留下来和爹地呆在一起”。

对尼尔达和孩子们的“失踪”，阿里尔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去寻找他们，直到一年之后，他得知尼尔达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安吉从科隆家偷偷给他打了电话），这才怒火中烧。

他先是打电话给科隆，指责他“偷走了”自己的妻子，甚至曾试图开车撞死科隆（科隆报了警，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立案）。

1997年，阿里尔被剥夺了探视权，尼尔达获得了四个孩子的完全监护权，但他仍然不断打电话骚扰尼尔达，要她回到自己身边。

他还频繁地和女儿们联系，不过此时他的宠爱对象，变成了两个小女儿艾米丽和阿琳（估计是因为年龄小容易操控），承诺给她们钱、买车或买手机。

1998年，尼尔达生下了一个名叫瑞恩的男孩，孩子出生后不久，她和科隆正式订婚了。

不久之后，科隆如愿以偿地在佛罗里达州执法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筹划带着尼尔达和孩子们，一起搬到那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安家。

（尼尔达抱着新生儿子瑞恩）

阿里尔从女儿们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只是冷冷说了一句：“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2004年，阿里尔“说服”了两个小女儿，控告科隆猥亵，不过，两个女儿时不时反悔不愿作证，尼尔达和大儿子安东尼则站在科隆一方。

2005年9月，虽然绝大部分的指控被驳回，科隆还是被判处四项猥亵儿童罪名成立，并作为“性罪犯者”登记在册。

他被医院的保安处开除，和尼尔达分了手。因为有了这样的案底，他永远不可能进入执法部门工作了。

2005年底，尼尔达带着孩子（包括她和科隆的儿子瑞恩）移居到了印第安纳州，她和科隆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即使在10年之后，科隆在采访中提到她，也没有什么怨恨，只有同情和惋惜。

科隆说两人一直很快乐，也许在尼尔达看来，只有和科隆分手，自己独自出逃，才能让科隆免于阿里尔的伤害吧。

（科隆，2010年代）

移居印第安纳州之后，尼尔达似乎终于彻底逃离了阿里尔，大儿子安东尼在大学读新闻系，大女儿安吉早早结了婚。

但不幸的事情却依旧接踵而至。

二女儿艾米丽13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躁郁症，17岁时和男友搬到另一个城市同居，并很快生下一个女儿。

女儿11个月时，男友提出分手，在男友搬出去的第二天，艾米丽试图用刀割断女儿的喉咙，所幸小女孩最终还是被救活了，艾米丽被判处25年监禁，当时她只有19岁。

（艾米丽被判处25年监禁）

2012年4 月29日，尼尔达因脑瘤并发症于印第安纳州去世，年仅48岁。

然而在克利夫兰，大多数人对尼尔达的遭遇一无所知，阿里尔仍然是个快乐又讨人喜欢的音乐人。

讽刺的是，在阿里尔“说服”两个女儿控告科隆性侵的时候，他自己家中的地下室里，就囚禁着三位和女儿几乎同龄的女孩。

三、三个凭空消失的女孩

前面提到，尼尔达带着孩子们离开后，阿里尔一开始没有寻找他们，反而用从邻居那里偷来的材料，将西摩大道2207号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

他在各处安装安全警报器，视线死角上也巧妙地布置了镜子，这样无论房子哪个角落里发生了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这段时间，阿里尔开始筹划绑架几个少女作为自己的性奴隶，他一边寻找理想的目标，一边对尼尔达和科隆极尽骚扰之能事，同时又交往了一位名叫莉莲·罗丹 (Lillian Roldan)的新女友，和她甜蜜地频频约会。

（莉莲·罗丹）

认识阿里尔时，莉莲·罗丹只有20岁，他的年龄是她的二倍，但她对他一见钟情。

莉莲和阿里尔约会了三年（2000-2003），在莉莲的回忆里，阿里尔非常浪漫、从始至终都是个完美的绅士，更认定他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

然而2003年10月，阿里尔却给她写了一封“很真诚”的分手信，让莉莲低落了好久。

事情的真相是，此时阿里尔已经绑架了前两名受害者，将她们锁在地下室里，时不时跑来过夜的莉莲，实在有点碍事。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莉莲对阿里尔的罪行一无所知，不过后来她想起，自己去阿里尔家过夜的时候，通向地下室的门上，好像的确挂着一把大锁……

①米歇尔·奈特

阿里尔的第一名受害者，名叫米歇尔（Michelle Knight），出生于1981年4月23日，失踪时21岁。

米歇尔的童年并不幸福，她生活在一个充满贫困、忽视和暴力的家庭里。儿时的米歇尔，最大的爱好是唱歌，因为歌声能够掩盖家中不断传来的吵闹、咒骂和酒瓶碎裂的声响，但她的歌每次都没能唱完，母亲芭芭拉会大声斥责她：

“给我闭嘴！你唱得可真难听！”

（米歇尔·奈特）

15岁那年，米歇尔曾一度离家出走，她睡在桥下的垃圾桶里，到教堂去领救济餐，日后她回忆，即便是这样的生活，也比在家里“好一点点”。

上高中时，米歇尔怀孕了，她辍学并生下了儿子乔伊（Joey），此时她只有18岁。虽然自身有很多问题，她仍然很努力地想去做一个好母亲，一个“至少比我妈妈强一点的母亲”。

因为没有钱抚养儿子，米歇尔只好暂时住在母亲家，此时她的父母已经离异，母亲又找了一位同居的新男友。这位男朋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粗暴地抓起乔伊的腿，导致小婴儿膝盖骨折。

这件事发生后，社会福利部门介入，判定米歇尔没有能力抚养儿子，决定将乔伊送给寄养家庭抚养。

很多朋友知道，美国有一套儿童寄养、收养制度，家长不称职或有虐待倾向时，社会福利机构会先将孩子放在临时寄养家庭，如果在规定期限内，家长不能证明自己有资格当好父母，就会永久失去监护权，孩子将会由其他家庭收养。

不过，社会福利机构还是给了米歇尔一个机会，2002年8月22日这天，米歇尔和相关社工约好，做一个关于抚养能力的评估，如果通过了，相关部门就会重新考虑乔伊的监护权问题。

然而，因为不熟悉特拉蒙特区，米歇尔迷路了，她焦急地跑进一家便利店问路，不幸的是，阿里尔也正在那家店中。

因为米歇尔身材矮小（140cm），长相也比较稚气，阿里尔以为她只有15岁左右，正符合他寻找的“理想型”，于是主动上前搭话，提出要开车送她去社会服务部的办公室。

米歇尔认出了阿里尔，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是和自己一个学校上学的某位学妹的父亲：

“我想我认识你——你女儿叫艾米丽，对吧？”

阿里尔露出了亲切的微笑：“这世界可真小啊。”

开车的路上，阿里尔说自己要回家一下，因为他必须喂一下刚出生的小狗，他还安慰米歇尔不必担心，因为他家就在前往社会服务部的路上（其实方向正相反）。

之后，他借口送给乔伊一只免费的小狗，说服米歇尔和自己进了屋。

米歇尔回想起来，当阿里尔提出要先回家的时候，自己就应该有所警觉，赶快从车上下来。但其实即使那样也无济于事，因为阿里尔早就将汽车进行了改造，除了驾驶座的车门，其他的车门内侧，全都没有门把手——也就是说，一旦坐上了他的汽车，受害者就已经在劫难逃。

由于米歇尔是成年人，警方没有对她的失踪立案调查，米歇尔的家人则认为，她不过是因为丢掉了乔伊的抚养权，又一次负气离家出走。

消失15个月以后，米歇尔的失踪报告被FBI从全国案件数据库中移除。之后的11年里，米歇尔一直被囚禁在西摩大道2207号的房子里，直到她最终获救，从未有一个人寻找过她。

②阿曼达·贝瑞

阿里尔的第二次绑架发生在2003 年4 月21日。受害者名叫阿曼达·（Amanda Berry），出生于1986年4月22日，被绑架时16岁，距离她的17岁生日只有一天。

（阿曼达·贝瑞）

阿曼达来自一个大家庭，有个比她年长很多的姐姐贝丝，是家中备受宠爱的小女儿。

案发前不久，阿曼达的父母离了婚，但她似乎并没有太受影响，她有疼爱她的母亲和姐姐，和父亲这边的亲戚们也经常见面。

失踪之前，爷爷特洛（Troy）还承诺要亲自教阿曼达开车，并送她一辆自己珍藏的限量版雪佛兰古董车作为礼物。

4 月21日这天，阿曼达在一家汉堡王做兼职，那里离她的家只有几个街区，她和阿里尔的大儿子安东尼是同事（但并不熟），阿里尔已经观察她有一段时间了。

这天轮班结束后，阿曼达错过了班车，“恰好路过”的阿里尔，主动提出让她搭便车回家。

阿曼达接受了，因为她认识安东尼，和阿里尔的女儿安吉也是同学，她用手机给姐姐贝丝发了一条短信：“我有车了，回家给你打电话。”而此时她的家人正兴致勃勃地为她筹划惊喜生日派对。

（阿曼达和母亲卢瓦娜）

和无人关心的米歇尔不同，阿曼达失联后，她的家人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这起案子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克利夫兰几乎家喻户晓，警方和FBI也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警力来侦破案件，然而最终一无所获。

阿曼达失踪后，她的母亲卢瓦娜几乎走遍了克利夫兰的所有角落，在每个街区张贴阿曼达失踪的传单。

她仍然给阿曼达买圣诞礼物，日复一日地坐在女儿的床上听她的音乐，她坚持不懈地给警方和媒体打电话，让他们“做点什么”……

（寻找阿曼达的传单）

2005年，走投无路的卢瓦娜，找到了一位著名的灵媒，这位名叫西尔维娅·布朗（Sylvia Browne）的灵媒告诉她，阿曼达在她生日那天就去世了，灵媒还向卢瓦娜承诺，“你会在天堂见到她。”

阿曼达失踪后的第三个圣诞节，卢瓦娜在医院去世，死于心力衰竭，或者说，她心碎而死。

（卢瓦娜坐在女儿的床上，她至死都佩戴着女儿的照片）

③吉娜·德赫苏斯

2004年4月2日，阿里尔又绑架了第三个女孩，她叫吉娜（Gina DeJesus），出生于1990年，失踪时年仅14岁。

吉娜是阿里尔的小女儿阿琳最好的朋友，阿里尔本人也和德赫苏斯家颇有交情，他和吉娜的父亲是中学同学，阿里尔乐队的领队则是吉娜的叔叔。

（吉娜·德赫苏斯）

4月2日那天下午3点，吉娜和阿琳一起放学回家，她们在半路上分了手，吉娜独自步行回家。一辆车停在她身边，车窗摇下，吉娜认出车里的男人是好朋友的父亲。

“你知道阿琳在哪儿吗？”

吉娜信任了他，坐上阿里尔的车。

吉娜失踪后，德赫苏斯家曾发起过公众巡逻活动，阿里尔至少参加过两次，他在街区张贴了不少传单，自己甚至留下了一张作为“纪念”。

他还参加了祈祷吉娜平安的守夜活动，向吉娜的家人表示“支持”，并“诚挚”地安慰过吉娜的母亲。

因为失踪地区毗邻、失踪时间相近，警方将吉娜的失踪和阿曼达的案子联系起来。

FBI对嫌犯进行了侧写，他们的结论是，嫌犯是“拉丁裔，25-35岁，身高5英尺10英寸（1.78m），165至185英磅（75-84kg），绿瞳，山羊胡，可能还有细胡须”。

而阿里尔的真实身高为5英尺7英寸（1.70m），179英磅（81kg），棕瞳，山羊胡，45岁。

（FBI的侧写画像与阿里尔本人像）

四、囚禁岁月

因为这桩案件当年在美国非常轰动，国内也有不少媒体对它进行过报道，遗憾的是，大部分都略嫌笼统和简单，只是将受害者的不幸归结为“随便搭车”或者“上了陌生人的车”，但这样的结论，无疑低估了阿里尔的犯罪手段以及案件的复杂性。

（百度百科关于本案的词条）

美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国内有很大不同，很多城市的郊区，没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轻轨或者公共巴士）。

在2000年代初，Uber这类打车APP尚未出现，所以在这些地区，只能乘出租车（通常很难打到）或者搭便车，所以搭便车这种做法，在当时（甚至现在）相当普遍。

更重要的是，在这三位女孩的心目中，阿里尔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值得信任的“熟人”。

阿里尔的罪行，更绝非临时起意的机会犯罪，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结果。

他不但早早改造了房子和汽车，选择的受害者，也都是身材矮小、胸部丰满、相貌乖巧的女孩，集合了年轻顺从和物化的“性感”。

这些女孩都至少认识他的一个孩子，但和他本人没有实质性的交集，这样她们既会信任他，但在案发之后，警方却无法从受害者的人际关系中追查到他。

比如吉娜失踪后，FBI曾经找过科隆问话（因为他是吉娜好朋友阿琳的“继父”），但阿里尔却从未列入任何一起案件的嫌疑人名单上，甚至连证人都不是——可以说，他的犯罪手法正切中了警方的调查盲点。

（三个失踪的女孩）

这正是阿里尔的邪恶之处，他将自己的孩子、自己家族的好名声甚至校车司机这个职业给青少年带来的安全感，都变成了自己犯罪不知情的帮凶。

试想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会对一个当地德高望重的大家族的成员兼多年的校车司机，有多少防范呢？更何况这个看似亲切的男人，还是自己好朋友/同学的父亲。

绑架女孩后，阿里尔会先强暴她们一次，然后封住她们的嘴，用锁链将她们绑在隔音的地下室里，再给她们戴上摩托车头盔。

被拘禁的头三天，女孩们就这样一直被捆绑着，不允许进食，以此消磨她们的意志。

三天后，在他“宽宏大量的施舍”下，她们一天能吃一顿饭，一周洗两次澡，直到阿里尔认为她们可以“信任”，才会把她们搬到楼上的房间。

之后，女孩们会被锁在用橱柜改造成的暗无天日的“卧室”里，每扇门上都有一个小洞来监视她们。

她们只能吃最便宜的快餐或者剩菜，穿阿里尔“施舍”的旧衣服，被迫使用塑料箱作为厕所。

每次性侵这些女孩后，阿里尔会扔给她们几张小额钞票，他认为这样就意味着双方是“自愿”的，而他无需为此负任何责任。

（女孩们被囚禁的“卧室”）

除了身体上的凌辱，阿里尔还热衷于实施精神折磨：他经常假装离开，而后突然返回，女孩们一旦试图逃跑，就会被严厉地“惩罚”。

他将阿曼达和吉娜亲人们印刷的寻人传单，当作“海报”贴在她们的床头，强迫她们反复观看自己失踪的新闻报道，还会“庆祝”两人被绑架的周年纪念日。

而对没有亲人寻找的米歇尔，他会用这一点反复刺激和嘲笑她。他有时会允许三个女孩彼此交流，但他会实施“头脑游戏”，让她们彼此不敢信任对方，一旦她们变得“过于友好”，惩罚就会立刻降临。

（女孩们失踪的时间地点，三人刚获救时的新闻报道里，米歇尔甚至没有照片）

三个女孩里，米歇尔遭受的折磨最为残酷，是阿里尔的“出气筒”。她至少怀孕过五次，每一次都会被阿里尔暴力殴打，直到流产为止，更别提日以继夜的毒打和心理折磨。

他甚至还给其他两个女孩洗脑，让她们一起讨厌米歇尔。

虽然三个女孩的苦难，都沉重得无法计量，但米歇尔无疑承受了最多的暴力。

阿里尔憎恶米歇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那矮小的140cm的身躯里，蕴含着他无法威慑和驯服的意志。

她从来不称呼他的姓名，只是轻蔑地叫他“那个家伙”（当面叫），即使被毒打了11年，她依旧毫不畏惧地咒骂和顶嘴。

虽然其他两个女孩为了生存，都一度对阿里尔妥协或者顺从（当然这绝对无可指责），但米歇尔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斗士。

阿里尔的儿女们，偶尔会来看望父亲，他很少让他们进屋，只在外廊或者厨房里谈话，每次有访客时，收音机上都会播放响亮的音乐。

随着时间流逝，阿里尔越发大胆，他开始在室外强暴米歇尔和吉娜，尽管一些邻居曾在阿里尔家的后院看到过被铁链锁住的女性，但无人报警。

唯一的报警记录，是有位邻居觉得阿里尔家音乐声太吵，而警方也完全没有跟进。

2006年初，阿曼达怀孕了，阿里尔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他命令米歇尔帮助阿曼达接生，并威胁如果婴儿不能存活，他就会当场杀死米歇尔。

婴儿生下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米歇尔对婴儿进行了心肺复苏术，她才得以存活。

这名女婴诞生于2006年的圣诞节，阿曼达给她取名为乔斯林（Jocelyn），这是一个古老的德语名字，意为欢乐和幸福。

阿曼达在自己的牢房里独自抚养和教育女儿，婴儿的衣物由三个女孩用自己的旧衣服裁剪和缝制。阿里尔唯一的“仁慈”，是偶尔会解开阿曼达的锁链，并提供了一些旧玩具。

乔斯林四岁时，阿里尔开始带着她拜访自己的母亲，让乔斯林叫自己“爸爸”，叫他母亲“奶奶”。

2013年，他还将乔斯林的一张照片寄给了女儿安吉，称这是他与“另一个女友”所生。

当亲戚们询问为什么他们从未看到孩子的母亲时，阿里尔总是回答，“她很忙”。

时间到了2013年，最后一位被绑架的吉娜，都已被囚禁了9年，阿里尔继续着自己的“平凡生活”，在社交媒体上晒着摩托车和贝斯，依旧没有人对他有过丝毫的怀疑。

2013年5月2日，他在脸书上愉快地发布了一条状态：

“奇迹真的会发生，上帝对我很不错：）”

（阿里尔的脸书状态，好友中的第二位，正是吉娜的叔叔）

四天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

五、获救

2013年5月6日，阿里尔要和两个哥哥见面，暂时离开了家门，阿曼达（因为需要照顾乔斯林，她被暂时解开了锁链）发现，房子的内侧大门没有上锁。

这栋房子的大门有两层，外面的防风门当然是锁着的，但因为内门没关，阿曼达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

因为不确定阿里尔是否像之前一样在“测试”她，阿曼达不敢贸然开锁，但她可以看见有人就在附近，于是竭尽全力地敲击防风门并大声呼救，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

阿曼达的声音惊动了附近的邻居，一个名叫安赫尔（Ángel Cordero）的小伙子跑了过去，但他很快退却了，不想卷入此事，其他路人也只是远远地围观。

另一个邻居拉姆齐（Charles Ramsey）刚从麦当劳回来，正在自家客厅里吃午餐，此时他也听到了阿曼达的尖叫声，于是拿着吃了一半的巨无霸汉堡冲了过去。

由于无法打开防风门（阿里尔钉死了门框），拉姆齐开始踢打防风门的底部（这期间他吃完了剩下的汉堡），直到踢出了一个足够大的洞，让阿曼达和小女孩爬了出来。

（被踢坏的防风门）

阿曼达告诉了拉姆齐，自己和女儿都被非法拘禁了，想要打911报警。拉姆齐的手机不在身边，于是他把阿曼达和小女孩带回自己家中。

最初拉姆齐想让阿曼达自己拨打电话，可因为被监禁了整整10年，阿曼达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于是拉姆齐替她拨打了电话，于是911的接线员就听到了这样一句颤抖的话语：

“我被绑架了。我已经失踪了10 年，我在这里，我现在自由了。”

警方很快到达了现场，阿曼达告诉警方，还有其他两个女孩也在里面，40分钟之后，警方解救了米歇尔和吉娜。

三个女孩和乔斯林都被送往克利夫兰大都会总医院（MetroHealth Medical Center），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对三个女孩来说，她们已经和阳光久违了十年。

不久之后，阿曼达73岁的爷爷特洛接到了一通电话：

“嗨，爷爷，我是曼迪（阿曼达的昵称），我的车还在吗？”

那辆雪佛兰还在，特洛也一直深信孙女还活着。

（特洛和那辆等待了阿曼达10年的雪佛兰）

同一天，阿里尔和他的两个兄弟一起被警察逮捕，警方最初怀疑两个兄弟也是同谋，但他们的嫌疑很快就被澄清了。

（被捕的卡斯特罗三兄弟，只有阿里尔低头无语）

阿曼达和吉娜的家人，则立即赶到了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回忆，重逢的场面实在太过感人，护士们都纷纷把自己锁在储物间里，躲在里面放声大哭。

（阿曼达、乔斯林和阿曼达的姐姐贝丝）

然而米歇尔的身边，却没有任何人，于是护士们全都没有回家，整夜陪在她的身边。

曾有一名护士问阿曼达，她们是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阿曼达告诉她，在每个“绑架周年”，阿里尔都会强迫她们观看有关自己失踪案的后续新闻报道，以此来折磨和刺激她们。

但恰恰是这些报道，让她知道仍然有人深信她还活着、依旧等着她回家，所以自己也绝对不可以放弃。

在这三个女孩中，阿曼达是最受“宠爱”的一个，因为她似乎最顺从和“听话”，然而一旦有机会，她立即设法呼救和报警，从这点来看，阿里尔长达十年为自己打造的“权威”，并没有什么效力。

被解救的第二天，阿曼达和吉娜出院回家，她们的家中用气球和彩带布置得喜气洋洋，警察们也和她们的家人们勾肩搭背，脸上笑逐颜开。

吉娜穿着一件荧光色的帽衫，将自己的脸遮掩住，她害怕人群、害怕声响、9年的监禁几乎让她忘了怎样走路，在阳光中依旧无法抑制住颤抖。

然而在走下车子的时候，她突然向身后的人群，高高地竖起了拇指。

（吉娜向人群竖起了拇指）

米歇尔在四天后（5月10日）才得以出院，长期的殴打让她的脸部严重变形，损失了一只耳朵的听力。医生告诉她，如果她再晚两天获救，那她必死无疑。

本案的检察官麦金蒂（McGinty）曾说，米歇尔遭受的酷刑，他之前只在两种人身上见过，那就是越南和朝鲜的战俘，但即使是战俘，也不会像米歇尔这样，被折磨整整11年。

媒体也终于联系上了米歇尔的家人，他们早就搬到了其他州，此时才姗姗赶来。米歇尔的妈妈芭芭拉宣称，自己“很爱很爱”米歇尔，米歇尔的童年很幸福（家里有农场，有小马骑）。

对此，米歇尔伤心地说道：“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只希望她能说一句真话，但她只有连篇的谎言。”

而对米歇尔的反驳，芭芭拉则认为，米歇尔说的这些“伤人的话”，但是因为多年的折磨，让她“脑子坏掉了”。

米歇尔拒绝和家人相见，出院之后，她住进了庇护中心，她决心要在新的生活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家人。

最初的一年对她来说尤其艰难，她曾无数次想过要自杀，但两个念头阻止了她。一是她的儿子乔伊，另一个念头就是，她要在法庭上直面阿里尔，告诉自己的伤害者，自己不会“被一件事情打倒两次”。

六、审判

2013年5月8日，阿里尔以4项监禁罪和3项强奸罪进行起诉，之后又不断追加，直到7月12日诉讼被正式递交，总共有997项罪名，包括512项拘禁、446项强奸、7项一般性侵犯、6项暴力伤害、3项虐待儿童、2项谋杀（米歇尔被暴力流产的婴儿）以及1项犯罪工具持有罪。

庭审时阿里尔谎话连篇，比如说自己深爱前妻尼尔达，而她不仅出轨，还多次家暴自己，自己对她的殴打都是自卫。

他还声称被囚禁的三位女孩是自愿留在那里并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从来没有殴打或折磨过她们。

接着他指责受害者并转移责任，说她们不应该随便乘坐陌生人的便车。

最后甚至埋怨FBI太过无能，说他们应该为没有及时抓到自己而向公众致歉。

（受审时的阿里尔）

这些陈词里充满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矛盾言论，兼具自恋嚣张与荒诞可笑，比如：

“我可不是一个暴力分子，我只不过是把她们关起来，禁止她们出去而已。”

“最重要的（犯罪原因）是，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性瘾者，但我懒得去寻求帮助。”

（尽管N个权威心理学家对他做过鉴定，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性瘾者。）

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好人”，并对三个女孩“道歉”说：“看在我们一同度过了不少美妙时光的份儿上，你们要发自内心地原谅我。”

（本案的相关漫画：魔鬼都被阿里尔恶心到了）

7月26日，阿里尔被判处1000年有期徒刑，不得假释，西摩大道2207号的那栋“恶魔之屋”，也会被政府拆毁。

判决下达那天，米歇尔来到了法庭，她直面着阿里尔，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从我的生命里夺去了11年。整整11年时间，我都待在地狱里，而如今你的地狱开始了。我会从头开始，跨越过往昔所有的磨难，而你将从此永远沉沦在地狱里。

此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回忆起11年来你在我身上犯下的罪行，我可以原谅你（因为我仍然有宽恕的能力），但是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米歇尔在法庭上直面阿里尔）

2013年9月3日傍晚，也就是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个月后，阿里尔用床单在牢房中上吊自杀。

有媒体问起吉娜对此的感受时，她耸了耸肩：

“他只不过是一个懦夫。”

七、后续

获救之后，米歇尔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莉莉·罗斯·李（莉莉和罗斯分别代表百合和玫瑰，而李则是她儿子乔伊的中间名），并在身上纹上了许多漂亮的纹身，以遮盖身上的累累伤痕。

在她被囚禁期间，乔伊被一家不错的家庭收养，他们会寄给她乔伊的照片，告诉她乔伊的成长情况，但她一直没有能够和儿子见面。

米歇尔之后写了两部自传，致力于维护性侵受害者的权益，向大众普及有关性暴力犯罪的知识，尽管经历了噩梦般的可怕折磨，她依旧想告诉人们，自己是一名幸存者，并为自己感到骄傲。

2015年5月6日，也就是获救两周年那天，米歇尔举行了婚礼。她说她和丈夫有着一样不幸的童年，一样喜欢动物。

米歇尔认真地上着烹饪课，计划着将来开一家自己的餐厅，而在周末，她会和丈夫和朋友们一起，去卡拉OK引吭高歌。

（米歇尔和丈夫）

2017年2月6日，阿曼达入驻克利夫兰WJW电视台，成为了一名职业新闻主持，专门负责播报俄州东北部失踪人口的消息。

（阿曼达负责播报失踪人口的消息）

除此之外，她还去学校讲授人身安全课程，不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在下一代少男少女身上重演。工作之余，阿曼达悉心抚养自己的女儿乔斯林，很满意自己简单、安静却快乐的生活。

吉娜获救后，开始在“安珀警报”（儿童失踪或绑架预警系统）做志愿者，负责照料被解救的受虐儿童，她的家人也全力回馈社会。

吉娜的父亲说，“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和志愿者的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撑过那漫长的九年，现在奇迹发生了（女儿回到了身边），是我应该有所贡献的时候了。”

2018年，在家人的帮助下，吉娜和表姐一起创立了“Cleveland Missing”组织，致力于帮助失踪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吉娜和Cleveland Missing）

阿里尔被捕后，科隆开始为撤销自己的“性罪犯者”罪名而努力，他在2015年上诉，但被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

如果他的确是无辜的——就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那么科隆无疑和尼尔达一样，也同样是阿里尔无法昭雪的受害者。

解救了三个女孩的拉姆齐，一夜间成了网红国民英雄，他接受采访时的视频在油管上爆火，他说的话被制作成洗脑神曲，有人甚至将他的脸纹在腿上。

各界名人也纷纷打电话向他致敬，由于应接不暇，拉姆齐只选择性地接听了代表奥巴马总统的内阁事务秘书和歌手史努比狗狗（嘻哈界教父，也是拉姆齐的爱豆）的电话。

后来他被各路媒体围追堵截不堪其扰，吓得只好搬家。

（接受采访时的拉姆齐）

不过拉姆齐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他不断告诉媒体，自己不过是做了点分内之事，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断抗争并逆风翻盘的女孩们”。

实际上，他表现得相当自责，觉得自己如果能早一点发现阿里尔有问题（他搬到附近仅仅一年）就好了。

人们喜欢拉姆齐，也许因为他的逗比气质，他会称那些著名主持人为“老弟”，全程不忘提起自己挚爱的巨无霸汉堡。

还有著名的耿直言论：“当一个漂亮的白人小姑娘（阿曼达），主动飞奔进一个黑人的怀里（他自己），我就知道这事肯定哪里不对”，硬是将严肃的新闻采访变成了单人脱口秀。

但我想拉姆齐真正的闪光之处，却在于不完美与真诚：他是当地餐馆的洗碗小工，不时为房租发愁，但他拒绝了FBI的赏金，要他们把赏金给三个女孩，因为自己“有工作”。

他也直言自己就有家暴的案底（2003年），但并不感到羞耻，因为那些经历让他变成了更好的人（他也确实没有再犯），也更想去帮助其他受困的女性。

和“完美”的恶魔阿里尔相比，拉姆齐是一个有瑕疵的英雄，恶魔没有常形，英雄也一样如此。

基因、童年创伤和过往经历等等这些东西，虽然会在一个人的人生里，烙印下也许永远无法抹去的底色，但我们并不是生产线上按照配比定制出来的产品。

不被这些因素囚禁于末路之中，并勇敢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而非指责和迁怒他人），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难道不是么？

（2019年4月25日，阿曼达与拉姆齐重聚）

*三名受害者后来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经常在媒体露面发声，所以本文未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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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非锐，编辑：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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