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若是我们去细看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虽然国家的统治因纷乱的时局而屡屡变化，但是在其兴盛之时，统治者本身的权利边界却几乎与大一统时代无异。
尤其是对于军权的掌控，更是宋齐梁陈四朝得以兴立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评论和看待这段历史呢？南朝时期的皇权，所展现出的真实图景又究竟为何？
在宋齐梁陈四朝，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因为军权被褫夺而衰落的皇室，甚至可以说，军权与皇权，在南朝四国时期，几乎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
尤其是几位立国之君，无不是以军权控制皇权的典型：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身北府，在历次战争中逐渐以军功立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晋朝的军政大权开始被其独揽，而在这之后，他以军功封为尚书、太尉，最终立宋王，废晋帝自立。
这种军功上的履历，几乎可以与后世的宋太祖赵匡胤相媲美，而在刘宋建国之后，南朝的对外战争中，也经常出现刘裕势力根深蒂固的禁卫军的身影。
彭城、沛、兰陵、下郑、淮阳、山阳、广陵,这些曾经在他被封为宋王时的辖地，也随着刘裕的登基成为其禁军士兵的重要来源。
而出于对于自身军权的重视，他还在建国之后，继续扩大禁卫军人数，并主动建立与之相制衡的东宫卫队。
在实际的战争中，禁卫军与东宫卫队之间虽然曾经多次并肩作战，但却始终未曾置于一人麾下，这种制衡之术，其实也是刘宋皇室对于军权的一种把控方式。
而代刘自立的梁朝，则继续因循前朝故知，继续以亲信子弟管控建康城中禁军，这只禁军之强，甚至令速来以勇武自居的北朝感到胆寒，甚至有“军容甚盛......百数十年之所未有”之说。
这样一支劲旅，虽然为梁朝的稳定提供了定海神针的效果，但因此而引发的猜忌和恐惧同样萦绕于梁朝皇帝心中，为了防止重蹈前朝覆灭之悲剧，自梁武帝起，梁朝禁军从未交付于外朝将领掌控，相反，往往是以亲信皇族子弟为将
然而即使是这样，皇帝也并未放松对于自己手足至亲的猜忌，为了防止内外勾结的发生，这些皇室身份的将领大多选取庸碌之辈。其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梁武帝与其暴虐无比六弟肖宏。
史书记载，肖宏“态意聚敛,府库重有四间”，如此规模庞大的府库让梁武帝猜忌不已，而当他探查得知府库中皆是金银器皿，而无兵戈铠甲后，却转怒为喜，梁朝对禁军之猜忌恐惧可见一斑。
客观来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政局最为混乱、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身为一国之主，南朝君主们以军权为基，总控全国的策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和巩固了皇权，但这种巩固，却并未因为军权的掌握而得以延续。这则与南朝时期中枢权利的旁落有关。
门阀大族的兴起源于三国时期，并于魏晋两代达到高峰，而随着永嘉之乱的爆发，曾经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开始随经济体制、政权模型的变化而日渐衰微，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所谓的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从刘宋时期开始，南朝的君王们就开始有意识地扶持庶族阶级作为皇权的助力，对于他们而言，起于微末的庶族，并无家族的桎梏和牵绊，因此更加容易掌控和驱策。
对此，清人赵翼曾经有着极为贴切的解释：“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为心臂”。可以说，在一开始，南朝的君主其实是以培植心腹势力为目的扶持庶族人士的。
这种初心的存在，并非毫无缘由，事实上，对于历代王朝而言，权力的掌控并非一纸政令或者依靠武力的震慑就可以简单完成。即使真有天纵奇才能够以超出常理的政治手段平抑和压服众人，但是在这之后，亦会因繁杂的政务陷入琐碎和繁复中分身乏术。
在历史上，看成君王勤政开模的朱元璋，据说一日之内可以批阅数十公斤的奏折，但是一旦其去世，后世君王也不免再次拾起其以祖训之名明令废止的宰相制度，只不过代之以“内阁”、“辅臣”之名而已。
南朝也是如此，宋齐梁陈的开国者们，并非没有勤政之君，然而想要处置和管理日渐繁复的行政工作，他们也不得不在事实上分润自己的权利。这便是中书通事舍人之职的由来。
《南齐书》有载，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责之重，范围之广，历代罕见，“关漱表启,发署诏救,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
而由于南朝历朝皇帝对世家豪族死而不僵的势力一直深感担忧，因此，这一事关机要的重要职务，一直由庶族出身的所谓“小人”担任。（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南齐书》）
而这种对于世家大族的防范，最终演变为庶族子弟的大规模崛起，如果我们细数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知名将领和大臣，就会发现，真正出身王谢之家的清贵之士已成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出身寒门的文臣武将却充塞朝堂：“檀道济、朱龄石、王敬之、张敬儿、陈庆之、曹景宋等等等等。
这些庶族子弟的崛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的扩张，但是这种遏制却并不彻底。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真正从根本上消灭门阀士族政治，是远在唐朝中后期的事情，在这之前，门阀士族势力的存在是一种几乎无从改变的试试，适当的打压可以均衡朝堂势力，但若是这种均衡局面发生严重的偏移，则绝非政权之福。
三、军权的独揽和中枢核心的缺失带来的影响分析前文提到，庶族子弟的出现，一方面制衡了曾经在东西晋时期权倾朝野的士族集团，而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再次构成了对皇帝权力边界的侵夺：与传统的世家大族相比，庶族子弟所形成的势力，并无可供依靠的经济体作为支撑。
在南北朝时期，大土地私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进一步增强，继续蚕食和侵夺着小农经济体的成长，土地兼并的事态同样未因为世家大族的逐渐衰落而遭到遏制，其庄园经济为主体，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建立的利益体，依旧根深蒂固，这也导致，在这一阶段，皇权不得不进一步让渡权力于庶族，以期其对门阀政治的压制。
在这种局面下，原本可以拱卫皇权的庶族，却在南朝历次改朝换代的事件中无所作为，甚至可以说，因为南北朝时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皇权的强化其实无从谈起。
在大多数冲突中，原本应当充当皇权和门阀大族间调和剂的庶族大臣，并未起到和光同尘的作用，相反，由于其权利和地位的来源，大部分依靠皇权的赐予和支持，因此在这些流血的冲突中，庶族成为了皇权的天然盟友，进一步遏制和消耗士族门阀的力量。
这种镇压的力度曾经在刘宋朝达到高峰，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在登基称帝后，曾经大肆压制门阀势力，比如曾经协助其建立刘宋的司马体之，因猜忌而被害，其子刘义隆即位后，更是大肆残害士族大臣，如谢氏嫡子谢晦更是首当其冲。
由于军权与皇权在南北朝时期的绑定，身为朝臣的门阀子弟，大多数只能引颈受戮，这种近乎于肆意的杀戮充斥于刘宋乃至之后的数个朝代。
虽然在这些内部的倾轧中，门阀因受到皇权和庶族的双重压制，难以抵抗，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同样是因为这种杀戮和掠夺太多轻易，南朝皇帝的恣肆和妄为之举才会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若是从宏观上去观察，南朝时期，皇权的脆弱和衰落几乎是一种呼之欲出的事实，然而若是仔细剖析这些朝代，我们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南朝时期皇权的恣肆和张扬，在初代帝王的身上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种张扬和恣意，却并未能真正持久和巩固，相反，在初代皇帝死后，南朝后继之君的手腕多不肖乃父，却依旧保持着对门阀士族的压制态势，这种压制必然会激起后者的反抗，而与之相对应的，曾经辅佐前代帝王整饬朝堂的庶族势力，却并无根深蒂固的基础足以回护和维持统治。
刚则易折，强极则辱，这种以压制为主的统治模式，在南北朝这一特殊时期最终成为南朝屡遭覆灭的关键肇因。
参考文献：
1、《南齐书》
2、《南史》
3、《宋书》
4、《廿二史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