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是一个有着青灯黄卷气质的名字，带着浓郁的古典味。它在南方应该叫村。只因城市不断扩展，清冷的郊野已成喧嚣的市井，唐郢、李郢、张小郢、王大郢、舒大郢、贾大郢、横郢等众多的公交地铁站名，把一拨又一拨的旅人带到向往的目的地……

大房郢、王大郢、王小郢、 舒大郢、朱大郢、邵大郢、贾大郢…… 合肥人对这些地名一定不陌生， 但同时不少人肯定心生疑惑， 特别是近些年不少外地来到合肥的人， 肯定在想： 为什么这些地名都带一个“郢”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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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我们可以说，“郢”的由来是有历史渊源的。《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这里的寿春，即今日的寿县。楚国迁都寿春之后，历经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四世，共19年，于负刍五年被秦所灭。此时，楚国人为了不忘故国，纷纷将自己所居的村落，改用国都“郢”的称谓，用国都取名而沿袭至今。

秦王朝建立后，安徽都在商楚文化的影响之下。现在的湖北、湖南以及安徽一部分，在古时都属于楚地，所以合肥人受楚文化影响很深，大部分是楚人的后裔。因此，楚人于“郢”，始终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

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安徽地域文化是深厚的商楚文化的综合。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墓葬，六安、舒城两地的墓葬发掘表明，战国早期墓葬铜礼器属于楚系，墓周填青膏泥，亦为楚俗。二是崇尚黑色，傩俗盛行，可以证明商楚文化对安徽民俗影响的深远。池州的傩戏就是这种商楚风俗的遗留。三是楚文字虽然不是起源、形成于江淮一带，但寿县出土的许多楚器上的铭文，说明安徽受到楚文化影响颇深。另外，在商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之下，安徽历史上名人辈出，而且多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合肥包拯、刘铭传等。

▲柏树郢公交站牌

“郢”历经二千多年而未消弭，恰恰印证了楚国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长江南北、大别山东西的广袤区域，一个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标志性符号顽强地存在。我觉得，“郢”过于书卷，一如民国淑女，都是秀外慧中，本不宜与“村”、“圩”、“营”联袂。只是“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分南北、不问东西，只有里与外，只有同和不同的磨合。

其实，“郢”除了最早见于《史记·楚世家》记载外，在屈原《九章·哀郢》中也有，“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都郢，悲愤交加的三闾大夫，面对国破家亡，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伟大的爱国诗人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和极度的忧伤,如同绝尘的武士。

“郢”犹如播撒在秋后的种子，开放在东去的乡野，开在我的生命……时光的印记，宽阔而绵长，岁月的影子，温软而亲密。城中村已不能生长，郢仅仅成为简单的地名罢了。但在我们的眼里，苍穹下，分明能够嗅到“郢”的子民们在开疆辟土与恢宏气势间的气味。

儿时，这里广袤又荒凉，残缺的瓦片无人理会，黄土夯实的城墙随处可见，一如凝固了生命的片段，露宿街头无处藏身，一切都悄然无声。但不久后，我们的城市在不断扩展，我们在偌大的楚地找到了“郢”的子民们最终降落的地方，楚的子民们依然保持对“郢”的肃穆和庄严。他们决绝地将一份爱国之心横陈在我的脚下，它一定是在守着一份秘密盟约——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佩和崇敬。

▲“郢”的发源地——今湖北荆州古城，楚文王曾建都于此

留住“郢”之文化

今天，当我们站在任意角度去解读昨日的楚郢，以情怀之遇俯视苍生，优美的“郢”在城市的任何一角，曾经欢呼在千万郢下的茅庵之国，就是男耕女织，桃花源般的田园生活，这个跌宕起伏的王朝终究走进历史成了一卷画册。

唐郢、李郢、张小郢、王大郢、舒大郢、贾大郢、横郢……呼唤这些地名的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个“郢”背后的含义。但是，他们呼唤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名，那是一方地域文化。

“郢”的古老地名，传承沿袭了楚文化的脉络。

伫立在具有强烈的标志性符号下，面对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壮大，或许我们无法把握历史的脉络，但我们还能记住、还能告知后人，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保护历史，让厚重的历史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做的。

合肥有不少类似“邵大郢”这样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