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追寻大槐树传说的人口迁移背景的话，我们是去探索移民史意义上的真实；如果去追寻该传说产生和流传背景的话，我们就是去探索心态史意义上的真实。 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他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 ——赵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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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对于“我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最为人耳熟能详的答案，然而何以如此？为什么是洪洞，为什么是大槐树，而不是其他，成为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对于历史学、人类学学者而言，又能由此得到怎样的启示？赵世瑜教授在他的名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中，对此做出了精彩的探索。
传说显然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但由于传说往往经历了许多世代，因此不断叠加了不同时代讲述者记忆的历史，它也就成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文本。
前文所举的大槐树迁民起源的传说，其主要内容是讲胡大海复仇的故事。胡大海、常遇春，甚至明成祖朱棣，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也都与华北有直接的联系，但传说所借用的历史也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情节虽然主要围绕他们展开，但都不是为了讲山西移民的问题。故事大都以“复仇”为母题，有的故事带上一个大雁带箭远飞，使朱元璋的限制失效的情节；有的故事带上“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教训性情节；有的故事带上人兽婚的情节，由此出发，自然引出复仇的主要情节。这些成分都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虚构性，就一般情况来说，传说到此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完整性，没有必要与大槐树移民发生直接联系。
在以明初为背景的传说中，《刘伯温建北京城》的故事里有这样的情节：为了选择北京城址，刘伯温请徐达向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儿，就在哪儿修建京城。徐达在南京殿外向北方射了一箭，一直射到北京的南苑，这里的八家财主害怕自己的土地、房产被占，又转手向北射去，射到后来的后门桥，于是便以此为中心建造北京城。另一个故事叫《长陵一花枪》，说朱棣奉命北征，当时的幽燕之地为北方民族占据，朱棣便向对手要一箭之地，作为交战的地盘，对方首领以为一箭之地不会有多远，便点头答应。不料朱棣拿出刘伯温送他的一支箭，射出去后连影儿都看不见了，吓得对方连忙退兵。这些以射箭为巧诈，扩大自己的目的范围的情节，与前者是基本一致的。
刘基，字伯温，明初政治家、文学家
北京古城墙
《燕王扫碑》的传说则是以“靖难之役”为背景的，故事中把“碑”解释为南京明朝的祖宗碑，但何为“扫碑”却语焉不详，只能解释为朱棣取得了明朝的继承权。在许多传说中，故事又常写作“扫北”，这当然是有朱棣镇守北平期间北征蒙古残元势力的历史基础的，但这些军事行动又不可能发生在河北、河南、山东境内。有人在河北部分地区搜集整理了与“燕王扫北”有关的传说故事103则，编成《燕王扫北》一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讲与元兵作战，只有少数与大槐树移民有关的故事是把背景放在靖难之役的。在这些故事中，刘伯温、胡大海、常遇春、徐达等都是协助其“扫北”的主要人物，这或许反映了他们在北方民众历史记忆中的重要位置，或许反映了《大明英烈传》在民间的流传及对民间传说故事的渗透。在山西、河北一带流传甚广的另一类历史故事即杨家将故事，与此颇为类似，那就是这里是有关史事的发生地，同时也是小说、戏曲曲艺表演中杨家将故事传播的结果。
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
靖难之役
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红虫吃人”的情节，被解释为朱棣的靖难军头裹红巾，这显然是与元末史事相混淆。其实早在明朝就有这样的传说：“世祖问刘秉忠：‘自古无不败之家，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当谁得之？’秉忠对曰：‘西方之人得之。’后命刘筑京城，掘基得一巨穴，有红头虫数万。世祖问此何祥，秉忠曰：‘异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及元为我明所灭，刘言悉验。”因此这个传说可能是篡改了“徐达扫北”的故事原型。此外，它应与山东等地移民中流传的“红蝇赶散”传说有直接的关系。关于胡大海与人兽婚的故事，在山西许多地方还有同一母题的、附会在常遇春身上的版本，只不过后者是为了说明端午节的起源。即说常遇春父子逃过大河之后，其人熊母亲见无法追及，跳河自尽。后来常遇春为了纪念母亲，便在每年这个日子，将母亲最爱吃的黄粘米投进河中，为了不被河水冲散，便用叶子包好，就是粽子的来历。类似的故事如《常遇春三摊娄烦县》，故事说常遇春的故乡在娄烦的常家坡村，其父在长白山采人参时被人熊抓去，逃回后在娄烦乞讨时被人欺负，得势后三次下令惩罚娄烦；再如《五月端午祭江的又一说法》，也是说在无名山有个常猎户云云。两个故事的相同之处在于，故事的主角都是明初的大将，意思是暗指他们的勇猛（甚至嗜杀）与他们不同寻常的出身有关，反映了河北、山西民众对他们的特殊看法，但是这些故事都没有与洪洞移民联系起来。几乎可以肯定，明初战事对北方的破坏巨大，影响极深，“燕王扫北”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仅此而已，山西移民是否真与此有关，与“燕王扫北”有关还是与“靖难之役”有关，其实都是次要的。
不过，以上传说还是向我们透露出某些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这里面都隐含着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看法。对此我们会在以后进行分析。也有一些传说并不把山西大槐树移民与明初史事联系起来。有一则《南召人老家在大槐树下》的故事：“据老年人说，李闯王造反时大本营就驻扎在洛南山区。经过连年战乱，八百里伏牛山被糟蹋得路断人稀，路上扔钱也没人拾。到了清朝初期，官府就决定从山西洪洞线一带往伏牛山区移民，均一均人口。”另一则《大槐树底下的人》也说：“闯王打不胜，又走了。满清兵在这一带见人就杀，弄得路断人稀。后来满清人坐了朝，天下太平了。听说南阳的地恁好没人种，怪可惜，朝廷就下了道圣旨，叫山西洪洞县的人往河南迁，推的推，躲的躲，官家干气没有门儿。”这表明不同地区的人民结合本地印象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为同一传说创造历史背景。河北、晋北、豫北受明初战乱影响大，就把这个背景落在“燕王扫北”上；豫南受明末清初战乱影响大，就把背景放在这个时期。同时，这也与历史上并非一次从山西移民有关。
洪洞县城内“古大槐树处”及第三代大槐树
族谱是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部家族史。我们注意到，在许多族谱之类记载中，其祖先往往有明代卫所的背景。
1994年河南濮阳西李庄《王氏祖碑》序：“始祖讳义，王氏本籍系江南凤阳府，鼻祖从明太祖北定中原时，以功封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世袭锦衣千户，指挥使，家住岔道口。永乐初，苦军徭大马之役，始祖遂迁于开州。”
河南浚县善堂乡徐家村《徐氏墓碑》：“余家始祖原居上海县，明朝洪武时北定中原时随军人在此落户，繁衍后代。”
康熙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我始祖出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世以武功显。自明初洪武二载始迁洛阳，迄今十有四世，已几百余年。”
2000年濮阳县城御井街《平氏创修家谱》序：“考我平氏之本原，始祖平安公系大明天启年间北平都指挥使。因明末战乱频频，灾疫连绵，始祖弃官归田，迁居开州井店镇。”
康熙三十年河南巩义芝田镇益家窝村《赵氏家谱》：“惟吾始祖讳信忠，卜居巩县，从征有功，授总旗职，诰封指挥锦衣指挥将军。二世仁祖，指挥将军；义祖袭总旗职，屡有奇功。明末子孙在京，尚有千户，赵永康也，今不可考矣。”
乾隆三十一年河南巩义回郭镇《赵氏家谱》：“始祖赵成，授阶明威将军，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县（后缺字———引者）迁巩县，二世祖福、真、英、忠，福任南京孝陵卫千户，已传二十三世。”
乾隆元年山西平定县上庄《陆氏家谱》：“吾陆氏，原系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人……明代时，陆荀随父陆震赴四川泸州牧……荀立有军功，授为千户所总旗，又赠修职郎，由蜀至蒲，由蒲至洪洞，由洪洞（后缺字———引者）又迁居平定。”
内蒙古兴和县高庙《高氏口碑》：“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后缺字———引者），于洪武年间迁山东，后又由山东随官兵来此屯居。”湖北随县汪店村《汪氏族谱》：“吾祖汪世华，字霖雨，明朝洪武二年军职，到汪店后死去，子女在此落户。”
在明初移民的浪潮中，军户的迁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中已得到注意。但是，如果自称来自洪洞的移民并不可能全部是那里的土著，我们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朝廷在洪洞设立了各地移民的中转站，但又必须对这种说法给出解释的话，我认为这可能与明初对军户的安置有关系，而洪洞则在卫所军户分遣四方，特别是在北部边防地区实行屯垦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不过，我们还是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大槐树或者老鹳窝这些虚构的地名情有独钟。按照历史人类学家的看法，历史人类学中有两大类别，一是历史民族志，即利用档案资料和当地的口述史资料，研究过去如何导致现在，或进行对过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二是所谓对历史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history），即集中注意特定族群“藉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们的过去，以至把过去和他们身处的现在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和文化理路”，其中既研究过去的建构如何用来解释现在，也研究过去是如何在现在被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人类学几乎没有制造‘客观’历史的企图，相反地，它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些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要记得，以及人们如何解释过去并和现在联接在一起。”
就本文而言，基本上是沿着后者的路向，因为本文并不试图再进一步证明许多自称来自洪洞的移民其实是本地的土著或来自其他地方，也不试图纠缠于考证是否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是否有大批移民从洪洞或经由洪洞去往各地，而是试图通过分析大槐树、老鸹（鹳）窝之类象征的创造过程，去理解这些北方移民是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的。它的指向的确不在于移民史的真相，而在于移民心态史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是历史学研究；而心态的建构本身又是文化的建构，文化把一个族群的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同时也把族群建构起来，因此本文又有人类学的意义。说得通俗一点，“人类学者一向比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于历史意义的重要性更为敏感。和‘什么事实际上发生过’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以及他们视它有多么重要的”。
让我们回到对大槐树的讨论上来。
民国之初，曾在清末任山东观城、茌平等县典史的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卸任回乡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绅募得白银390多两，在所谓古大槐树处树碑建坊。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树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远，稽考无从，亟思所以表彰之”。但据同时人的记载，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时“卢协统督师南下”，军队到洪洞时，因为这里相传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人感大槐荫庇无穷，乃醵资建设牌坊、亭榭于其侧”。这种做法本来极类似于对地方神灵庇佑百姓的一种报答，或者就是塑造神灵权威的一种做法，但是当时人却把它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现代构建联系起来。民国六年《洪洞县志》中有一篇贺柏寿撰写的《重修古大槐树处记》，其中说到：
自来名胜古迹，率以帝王将相所发祥，高人逸士所隐迹，遗后人勒石记载……然此为续文献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原者，允宜及时表章，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古大槐树处之待于揭橥者，故不重哉！……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移，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会萃之所，宜乎生齿蕃盛，流泽孔长，后世子孙，闻其地而眷怀乡井者，种族之念为之也。
类似的表述如贺椿寿《古碑保障说》曰：“余窃叹槐树之古迹，其关乎民族纪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钜。”柳容《增广山右洪洞大槐树志序》感叹：“于戏！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nationalistdiscourse）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当时已有人指出：
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推原其故，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致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
尽管曹树基已对这种比附是否可以存在于土著多或土客参半的地方提出有力的质疑，但是这里还是可能有比较复杂的因素，比如“上世莫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使在土著或从他地来的移民之中，经历时间等等变化，本来可考的家世也可能变得不可考了，这就有了一个选择祖先故乡的问题，所以我们见到说自己祖先来自洪洞的家谱、碑记等等并非同一个时期的。再如，即使以县为单位，土著或从他地来的移民占到一半或以上，但如果来自洪洞或自认为来自洪洞的移民在一个村、社、屯、里之中占了绝大多数，其影响会很大，是会超过他们所居住的那个空间界限的。还存在的假设就是我们所论及的洪洞大槐树等传说的力量，这个家园象征可以使人数不占优势的族群具有极大的精神优势。
另外有个说法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在今天东北的许多地方，凡晚清、民国时自山东迁来的移民，即“闯关东”的山东人，都自称祖籍“小云南”或“山东小云南”，甚至在某些族谱中记为“山东小云南大榆树”，小脚趾也是复形。据学者考证，明初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云南，后其中本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军户转驻山东各卫所，主要是驻云南乌撒卫屯田的军户，随徐辉祖迁至山东鳌山卫，一次即达7万人。这些人往往在云南娶妻生子，故以云南为祖籍。在今山东即墨的多数家谱中，多提祖籍为“云南乌沙卫大槐树”或“槐树沟”“大槐树里头”等。显然，山东、小云南、大槐树等地名是在移民的不同时期叠加进来的，是民众历史记忆的典型表现。因此，大槐树已经成为许多祖籍不同的移民的共同象征，而不为山西洪洞移民所特有；同时，这个象征可能的确与前面所说的卫所军户移民有很大关系。对于闯关东的山东人来说，不存在特别严重的移民与土著的紧张关系，因此并不需要强调来自山西洪洞，只用大槐树作为祖籍象征就够了。
另外使我感兴趣的是这段话里提到中原大地“异类逼处，华族衰微”，这使我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金、元对于北方人来说，又是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我们在金、元时期北方的文集、墓志等资料中，看到大量女真人、色目人、蒙古人与汉人通婚的记载；我们也知道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特别是在有明一代，国家一直对蒙古人十分警惕和防范，这就更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这里的所谓“土著”中，不清楚自己有没有一个真正汉族祖先的族系恐怕不在少数。我们几乎没有在族谱中见到说自己有女真或者蒙古人祖先的记录。因此对于那些无根的族群来说，就必然产生一种寻根的需求。在我看来，“背手”和脚指甲等体质特征传说，与其说是一个“有根”族群自我认同的限制，不如说是其他“无根”族群试图扩大认同的一种创造，因为有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甚至韩国人都有这样的体质特征，背手就更不必说。用这样普遍的体质特征做认同标志，目的显然是扩大认同的范围。他们首先需要忘却历史，然后再重构历史，来弥补记忆的空白。
胡大海像
于是我们在有关洪洞大槐树迁民的传说故事中发现了两条族群认同的轨迹。一条轨迹是以上面所说的宋代以后北方族群混居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情况又因元代汉族族群的受压抑而得到强化。看看前面举出的那些传说，箭程定地界、燕王扫北，都与对蒙古人的历史记忆有关；特别是关于常遇春、胡大海的传说，把这两位色目人的后裔说成了人兽婚的产物！如果去追寻大槐树传说的人口迁移背景的话，我们是去探索移民史意义上的真实；如果去追寻该传说产生和流传背景的话，我们就是去探索心态史意义上的真实。很显然，族谱和地方文献中记述洪洞移民之事，可以早至宋元时期，但强调大槐树的记载则多在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晚期之后，几乎所有的传说故事也都把其历史背景设定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明初和清初。除了此时期确有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之外，我们无法不考虑这两个时期也都确实存在着族群间高度的紧张关系，存在着加强族群认同的较大需求。其实移民史与心态史本身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明初或清初的人口迁移必然引起原有族群关系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159 格局的变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大槐树传说中流露出的移民的痛苦，视为“故土难移”，即对地理上或空间上变化的反映，而也应视为对族群关系变化的反映。传说中解手、背手、脚趾甲、人兽婚、燕王扫北、红虫、箭程划地界等等，都传递着许多与族群关系相关的隐喻性信息。
解手场
另一条轨迹则是在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这时，一方面，初步丧失了可以同化一切异族优越感的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另一方面，西方达尔文的单线进化论和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影响到许多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那些地方的知识精英来说，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national）象征。本来任凭树倒寺塌，人们并没有对这些象征多加关注，本地的文献对此也只字不提，但自此时起，他们开始重新发掘这些象征的意义，重建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在地方文献上记录有关史实，然后再通过碑记或者志书点明其意义所在。甚至有个民间传说把自己说成是轩辕黄帝的后代，而黄帝也是洪洞某地的人。应该说，在我们所举的那些传说中，其内容看不出与后面这条轨迹有多大的联系，特别是许多传说的主体部分也与洪洞大槐树关系不很直接，因此，我个人不主张说，这些传说是在这时大批制造出来的（但我想也不会早于清代中叶），但是这些传说的广泛传布，一定与这个时期、与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有关。
前面已经说过，这些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多数故事是在讲移民的原因、背景和后果，它们和移民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胡大海复仇、燕王扫北，或者那个天鹅处女型故事完全可以到此为止。但是它们被嫁接在一起，因此传说就可以被概括为史实加故事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而嫁接的目的就是使传说因为增加了史实而显得更为可信，又使传说因为黏着了故事而显得更为生动，从而便于记忆和传承。就故事和史实这两个部分而言，故事是比较纯粹的老百姓的创造，史实则多是文人的传输；老百姓为传说提供了幻想的情节，曲折反映他们的某种经历和心态，文人则为百姓提供了某种历史的背景知识，使后者在创造传说时有了依据。通过这些传说，百姓要告诉后代的，是关于社会剧烈动荡的记忆，是关于族群艰难分合的故事，但是这些传说也一定反映了知识精英的某种努力，他们在努力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来帮助这些传说进一步地传承和扩散。今天洪洞大槐树等网站的建立以及上面的所有内容，正是在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氛围内精英参与创造和普及传说的现代体现。
由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具备这样的因素，使它在影响力方面超过了其他关于移民祖籍的说法，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关于族群认同的话语霸权，而造就这些因素的背景，又正是上述两条先后出现的族群认同的历史轨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他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早在史前的传说时代，由于原始先民的部落争夺战争，那些被战败的部落，便在其首领的的带领下，为躲避强势部落的压迫和奴役，不断地进行着迁徙活动。于是，在今天的河北涿州、山西高平、湖北随州、湖南炎陵等地，便留下了说不尽的关于炎帝神农氏的种种传说和遗迹。实际上，广布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有关大禹治水的种种传说和历史遗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其原因归结到这一点上。近年在三峡库区新发现汉代《景云碑》中有关大禹治水的零星记载，也可以佐证以上我们的推论。
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性的移民活动屡见于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推行的分封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势性的殖民政策。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王在奔赴封国时，带去了大量的部族和随从，这是一种强势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群体实际上就是各个诸侯国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都城都位于关中地区，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加强首都地区的经济实力，削弱山东（旧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旧贵族和豪强势力，并对他们进行就近控制，都曾采取过强制性地将这些地区的六国旧贵族和豪右迁徙到关中地区以实京师的政策。西汉文帝时期，为了屯垦守边、加强边防，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大量移民于当时的长城沿线。汉武帝时期为了屯田守边，也曾将十余万民户迁徙至河套地区，又迁徙六十余万户于河西走廊地区。三国时期的鼎立各方，为解决战时沉重的军粮供应问题，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均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移民屯田政策。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为生计所迫而大量内迁，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移民活动。唐朝以后至明朝初年的历朝历代，都曾推行过移民屯田的政策，只是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而已。
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明朝中叶以后一直到清朝中叶，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就很少见于文献记载了。清朝末年，东北解禁，于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贫困无以为生的破产农民，为生计所迫，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闯关东浪潮。据不完全统计，在今东北三省的居民中，山东人的后裔就有接近两千万人。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与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在明朝初期的移民潮中，为什么大量移民来自于山西，而山东、河南、河北地区成了却成了他们的安置地呢？这与元末明初这一地区长期、频繁的天灾人祸有密切的联系。在天灾方面，据《元史·食货志》及相关传记记载，仅元朝末年的水旱灾害，山东有十八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两淮地区八次，大的蝗虫灾害也有十八次之多。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中原地区淹没田庐、死亡人口无数，无数村庄、城邑变成废墟。再加上元朝政府对外连年发动战争，对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致使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终于酿成了持续达十余年的红巾军大起义。元朝政府对农民起义军实行了残酷的镇压政策，战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两淮地区，攻城夺地之战进行得异常残酷，这些地区的大量人口不是饿死，就是丧命于战乱之中，幸免于难的人们，为躲避战乱，也大批流亡于相对安定近临山西地区，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荒凉局面。明朝建立后，由于中原地区人口剧减，政府只得把许多州府降格而设，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就曾将历史名城开封由原来的上府降格为下府，洪武十年（1377），仅河南等地就“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120）。至洪武十七年，又把全国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同上，卷25）。沿黄河一线内外的山东、河南、河北、苏北、皖北荒凉萧条，人烟稀少，如朱元璋所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明史·太祖本纪二》）
元朝末年战乱、自然灾害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为争夺皇位而发动的“靖难之役”接踵又至，激烈而残酷的拼杀又在黄河下游、江淮地区一直持续了四年，以致“淮以北鞠为茂草”，更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残破。
在元末明初中原地区遍地战乱、荒疫之时，“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在元朝地方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的统治下，依据黄河、太行山的有利地势，固守一方，有效地阻拦了中原地区战乱的波及，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而多年的风调雨顺，使山西地区连年丰收，人口繁衍正常。与临近的河北、河南相比，山西在这一时期竟出现了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少有局面。加之临近各省的百姓为躲避战乱、灾荒大量涌入，顿时使当地成了人多地少、有丁无田的人稠地狭之地。正如元人钟迪于《河中府修城记》中记载的那样，“当今天下劫火燎空，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据《明实录》记载统计，至洪武十四年，河北的总人口为189.3万，河南为189.1万，而山西一省的人口就达403万之多，比上述两省的人口之和还要多。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政权，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社会，朱元璋接受了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守宋纳等人的建议，实施以移民垦田为中心的振兴经济的措施（见《明史·食货志一》），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帮助农民解决生计问题而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以期收到稳定社会、富国强兵的效果。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人多地少的“窄乡”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宽乡”。于是，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的山西地区就成了迁民的首选之地。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政府就曾明令规定，北方郡县的荒芜田地，鼓励无田业的乡民垦种，每户由官府给地十五亩种粮、二亩种植蔬菜，有余力的并不限制开垦荒地的数量。所垦之地，三年内不纳租税。
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凉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与上文对元末天灾人祸的分析基本是吻合的。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
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