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王玉庭生于1930年，读过私塾，有些文化，解放初在县供销社工作。
我们那里，称呼大伯的妻子为大母。大母比大伯大三岁，性格贤淑、吃苦耐劳。
她虽身高不足一米五，还裹着三寸金莲，身上却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家里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大母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大奶奶，本是南坡富户家的大小姐，因家道中落，下嫁给我大爷，她既不善操持家务也从不下地干活，每天不是坐在堂屋那张旧八仙桌前，呼噜呼噜地抽水烟袋，就是在里屋床上蒙头睡觉。
大奶奶生了大伯弟兄四个。大母嫁过来后，家里才有女人收拾，像个家的样子。
后来大伯弟兄们分开了家，大母搬到村北一处宅院里单过。她和大伯感情非常好，大伯每次从城里回来，从没听见两人绊嘴吵闹，彼此间连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
大母一共生养了两男七女九个孩子，都是她独自带大，同时还要下地侍弄庄稼。
那时是计划经济，大伯在供销社，家里不缺吃穿。每年春节前，大伯用布票买回来布料，大母要将一家老少十几套新衣服，一件件地裁剪出来，再熬夜踩着缝纫机做好，仅此一项，就是无比繁复艰巨的工程。
大母不仅针线活好，茶饭头也好。她蒸的蒸馍，白大筋道，擀的面条，粗细均匀，厚薄适中。
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大母总是汗流浃背地在厨房屋里，等打发一群人吃完饭后，她才疲惫不堪地端着一海碗面条，坐在门口树荫下，便用搭在脖子里的湿毛巾擦脸上的汗，边大口大口地吃面。
在我记忆中，大母矮小的身躯上，总是背着或抱着孩子，有时候要做饭、洗衣，实在腾不开手，就把小孩子放在脚下地上，但孩子总是爬着找她，抱着她的腿不丢，大母只好拿一条粗布带子，将还不会走路的娃娃，绑在院中那棵大椿树上。
大母生八姐和小九妹的时候，已经四十左右了。等小九妹会走路了，大母的头发也快白完了。
但大母看起来依然很美。她的皮肤特别白皙细腻，加上秀气的高鼻梁、大眼睛深眼窝和漫长瓜子脸，五官精致富立体感，很像欧美洋人。
虽然家里人口众多，干不完的粗活细活，但无论何时看见大母，脾气柔、性格好的她，总是一副安然平和的神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用黑色的发网和一枚银发簪，在脑后绾成个圆圆实实的大发髻。身上的大襟布衫一尘不染。
除了下地干活，大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不串门子、说闲话聊天，一来她恪守妇道、不惹是非，二来她也没有时间精力向别人倾诉抱怨。每天清早一睁开眼，瘦小的她，便忙得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哪里有功夫去唉声叹气、多愁善感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伯家算得上村里日子过得最红火的人家。他所在的供销系统，是当时的好单位，大哥参军到了部队成了一名卫生兵，二哥做了大伯朋友的养子，改名换姓顶替养父在煤矿上参加工作，堂姐们都嫁了工人，只剩下八姐九妹还在上学，大伯大母的负担轻了许多。
大伯家搬回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
夏天晚上吃过饭，邻居们纷纷来到大母家，拥挤在堂屋里，盯着八英寸的黑白电视屏幕看节目，后来人越来越多，屋里盛不下，就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看《敌营十八年》，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那些年，每次堂姐们说好了婆家，媒人领着新女婿和公公上门认亲那天，大母一早便喜气洋洋地忙活开了，舀水和面、发面揉面，烧火炸油馍、炖肉煮粉条熬大锅菜，准备招待客人。
只要闻到大母在隔壁院子里，支起油锅炸油馍的香气，我便知道又有一个堂姐快要出嫁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过半百、操劳半生的大伯和大母，眼看可以享点清福了，谁知道糟心事一铺接着一铺地来到。
先是大哥退伍后在村子里开的私人诊所出了医疗事故，他躲到外地好长时间不回家。接着二哥因煤矿塌方腰部受伤，病退在家休养。
九十年代初大伯该退休了，按照政策可以安排一个子女接班，当时八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接班参加工作。谁知得罪了大大小小一群孩子。
特别是小九妹，第二年高考失利后，哭闹着也要到城里上班，抱怨大伯大母一碗水没端平。一次她又和大伯吵架后夺门离家时，把拦阻她的大伯撞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摔伤了。
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大伯只好进城找我父亲，找关系把九妹招工到县酒厂当了工人。
大伯退休回到村里后，和大母守着空空的大院，相伴度日。
麦收时节，一辈子没在田地里出力干活的大伯，却拉着装满麦子的架子车，往家里运，大母在后面帮他推车，田里路窄，车子翻到了渠沟里，刚收割还未碾场脱粒的麦杆洒落一地，可怜老两口一直捡拾忙活到天擦黑，才将麦子都运到场院。
而2000年左右，大伯摊上的一桩官司，又让一辈子谨小慎微、分外爱面子的他，遭受了致命打击。
他替一个远房侄子担保贷了十几万款，那人经营失败无力偿还，信用社起诉了他和大伯，法院判决执行后，大伯的工资被查封扣划。
那两年，郁闷的大伯经常来家找我父亲诉苦，想让父亲帮他申诉。
我有时候下班回来，天色很晚了，看见大伯还僵坐在我家客厅中，愁眉不展。
肥胖的大伯是痰湿体质，爱随地乱吐，他一边唉声叹气，一边一口接一口不停往客厅的水磨石地面上吐浓痰，仿佛他有一肚子浊气窝囊，永远吐不完。
我便拿脚踢着门后的搪瓷痰盂，阴沉着脸，嫌弃地将痰盂踢到大伯的面前。
大伯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羞惭地将头扭向一边，看也不看我一眼。现在想来，羞惭的应该是我。
第二年冬天，大伯突发心梗去世，享寿仅63岁。
大伯走后，按照农村风俗，大母有两个儿子轮流赡养。但大母谁家也不去，她一个人住在老院里。
大伯去世后有两个月左右，一辈子没出过村子的大母，竟然独自乘车来到县城。她一路打听找到我家。后来听我妈说，那天大母吃过中午饭后，从大襟上衣里面的衣兜里，掏出来一个手帕，里面包着几张国库券和纸币。
那是大伯临终前留给她的养老钱，交代她哪个孩子都不要让知道。她说能信得过的人，只有我爸妈两个，所以进城托我妈，替她将钱存在银行里。
我妈领着她一起到了我姐上班的银行储蓄所，她们替大字不识一个的大母写存单时，才知道村民口中尊称了一辈子的“老大婆”，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名字，叫林月娥。
大伯三周年前，大母又独自坐车进城，这次她是来取钱的。
我妈陪着她，去银行将那不足五百元的存款，连本带息全部支取出来，大母要用它们买纸扎、供品，在大伯三周年时用。
大母用大伯留给她的钱，为大伯过了三周年，完成了她人生中最后一件重要事情。此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出嫁了的女儿们，倒是经常轮流回去看望，两个儿媳很少过问。
大母生养了九个孩子，婆婆没有帮她带一个，那时候，当媳妇的也不敢抱怨什么，等到大母终于也熬成了婆婆，不帮媳妇带孩子，却成了媳妇们眼里的罪过。
那年冬天，大母感冒了，她不愿去医院，就在家治疗，大哥每天去打针送药，女儿们回家看望时，买了一堆点心和水果。她躺在床上吃东西时噎住了，没来得及抢救，就咽气了。
葬礼上，身披孝衣的孙男嫡女们，白花花围了一院子。在农村，大母的后事算是寿终正寝的喜丧，儿女们掏钱请了两台大戏，打擂台一般比赛着日夜不停地唱，还有专业哭丧的女人，扯着嘹亮的嗓音，把大母一生的贤德事迹反复歌唱。
我又想起了多年前那个美好的夏夜，也是这么热闹的一院子人，在老椿树硕大的荫冠下，围着那台巴掌大的黑白电视机，看屏幕里上演着别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