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夏朝以及夏朝时期形成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向往。所谓华夏文明，民得其生，国得其昌，政得其远；君得其名，民得其利，故中华人民以华夏自美。

华夏文明来自于夏朝，夏朝的建立得力于尧、舜、禹三代形成的文明禅让制度。对于尧、舜、禹三位帝位传承者，所形成的接班禅让制度，现代人普遍认为是一种神话传说，尧、舜、禹也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很能相信他们是实实在在、从普通人中成长起来的、具有高尚品格的帝王。从怀疑尧舜禹人物的真实性，到怀疑禅让制度的真实性，进而否定夏朝在中华历史中的真实存在。

根据中国考古研究成果，我国在12000-9000年前进入早期陶器时代，9000-7000年前进入中期陶器时代，7000-4500年前进入晚期陶器时代，4500-4000年前进入晚期后段陶器时代。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考古发现，中国至迟在公元前12000年就出现了原始陶器，在中国北方，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也发现了公元前9000至公元前8000年的陶器。中国南方最早的陶器多圜底，中国北方早期的陶器多平底。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因为幅员辽阔，农业经济类型可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1.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2.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3.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陶器也不甚发达。

根据《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 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以及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中国夏朝的开始的年代为距今4100千左右，尧舜禹的年代距今4200-4100年左右，属于晚期后段陶器时代，陶器发展也进入了比较成熟期，陶器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用具。

陶器在人类考古学上的划分，完全是近代的事情，远古人们只是把它做完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通过对我国文献中对于陶器的记载，可以为我们研究尧舜禹，提供不少的可靠资料，来印证尧舜禹做为现实中的真实存在。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 故君于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 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人，虽欲耕，得乎？

在《孟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禹“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就是史料中对大禹从普通人成长为帝王过程的真实描述。大禹在成为管理天下的帝王前，也要依靠农业生产耕种来生活，还要进行制作陶器来获得生活用品，还要进行捕鱼来改善生活。这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在不同时节进行不同的劳作，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状况下，通过多种的劳动，实现家庭的衣食温饱。这与神话传说中的高、大、上的大禹故事，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有着根本区别，是让尧舜禹走入现实人物，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至少在2400年前的孟子时代，大禹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现实人物，否则，孟子的话就会遭到人们的反驳，或者孟子论证的道理就缺乏说服力。因此，大禹在孟子时代是位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而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崇。

如果我们从现代历史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大禹从事的“自耕稼、陶、渔”，完全符合我们所得到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脉络，符合4100年前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符合人们所主要从事的生产生活内容。4100年前，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捕鱼也是人们必不可少的保障，陶器的使用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品，必不可少，必须大量生产制造。大禹所从事的劳作完全符合41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因此，从考古学的成果来判断，历史记载中的大禹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大禹建立的夏朝，也有着考古学上理论基础。

在《孟子》的记述中，还为我们提供了大禹生活的自然环境，可进行农业耕种的广阔土地，可方便进行捕鱼的众多湖泊、河流，拥有众多人口，方便人们生产陶器、交易陶器、获得陶器。农业生产离不开温暖的气候与充沛的雨水；捕鱼离不开丰富的河流湖泊，这样的自然环境，只有在中国的南方或者相对南方，才容易满足。如果更具体一些，在中国的版图中，给这样的环境一个精确的定位，那么，淮河流域淮北平原，就与这样的自然环境不谋而合。

在淮北平原，既可以种植北方的粟、黍等旱作谷物，也可以种植南方的水稻等作物，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在远古时期，人少地广，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来进行生产生活，淮北平原就是人们进行生活生产最还好的生活环境，也是文明最容易形成、积累的自然环境。相信大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与生活。

在淮河以南的淮北平原，不仅有平坦肥沃的土地，适合人们农业生产，还有丰富的河流湖泊，来满足人们从事捕鱼生产，丰富人们的食品来源，给人们提供丰富的鱼类与水生植物食品。这些丰富的鱼类与水生植物食品，更容易促进人类的智力发展，催生文化与文明的诞生。而在双墩遗址发掘的双墩文化遗址，其7300年前人类文明印记，就是对这种自然环境催生人类文明最后的证明。4100年前发生的“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这一重要的夏朝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淮河岸边的涂山。因此，大禹生产生活在淮北平原，从事“耕稼、陶、渔”就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人类生存最好最优的选择。

淮河流域即使在现代，其发生洪涝灾害的频率，都要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是国家治水的重要区域。4100年前的大禹治水，历史记载也是重点发生在涂山地区，是大禹的夏兴之地。史料记载中最明确、详实的大禹治水历史事件、地点都是发生在涂山地区，大禹文化的传说也是最具体、丰富的。因此，大禹生于此、长于此、生活于此、治水于此，是最合情合理与符合史料记载的真正区域。

大禹生于此、长于此、生活于此、治水于此的淮北平原，大禹建立的夏朝，其国都会远离这个地方吗？会远离生活的地方、远离具有丰富自然环境、建功立业的地方？远离治水成果受益最直接的地方吗？其他地方的人们会到几百公里外，八年亦或一十三年长期在外治理别处的水患？不要说远古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极其有限，就是放到现在，人们的精神境界普遍崇高的情况下，让大禹带领众多的异地人士到淮河流域来治理洪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为治理淮河建立不世之功的大禹以及大禹的追随者，必是身受水患的本地人民；他们才具有长期为彻底解决水患的动力、决心、毅力与条件。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的概念太大了，更具体、更精确地说，夏朝国都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标志。以夏朝国都为中心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才是更精确、严谨的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四方”一词在我们的话语中还包含有一种自豪、自美、自信；“四方”一词具有深厚的夏朝文明特色，夏朝时期建立的方国，是形成“四方”词语的根本来源。那么，“四方”一词可以为我们寻找确定并夏朝国都，提供一些隐含的重要线索吗？

在淮北平原（亦或就是原始的淮北中原）淮河流域，有一条古称夏水的支流北淝河，在北淝河的下游有一个称为“四方”的湖泊四方湖，在四方湖畔有一个人们不知原始历史来源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遗址与四方湖，共同构筑了《诗经》中的诗情画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这还不是古城与四方湖的全部历史，更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就包含在这“四方”之中。

四方之中是什么？四方之中就是夏朝的国都；夏朝国都旁的河流，四方人士人们怎么称呼？当然是夏水；北淝河的古称是什么？就是夏水；夏朝国都具有多大的规模才能成为夏朝的国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孟子》对天子失国的夏都描述。而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规模就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如出一辙。

因此，大禹不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为了生活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人物，其建立的夏朝也是真实存在的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时期形成的华夏文化与华夏文明是有着深厚历史与物质、文化基础的。夏朝历史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夏、商、周政治统治中心的地域变迁，而被刻意隐去、淡化的结果，历史总会恢复其真实的面貌，回归正轨。（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