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0日，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五工程处二段，一位男子深夜熟睡后，在凌晨三点左右，被妻子发现猝死。妻子对丈夫实施抢救无效后，立即跑向他所工作的卫生室哭着求救，却还是没能挽回丈夫的性命。当男子的亲属和同事得知他猝死的消息后，却表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强烈要求公安部门介入。公安处接警后，前往案发现场调查，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信，看了内容以后，警方对妻子产生怀疑……

男子猝死两天后，五处公安科通过电话向公安处做了报告，将案情作了准确陈述：死者是一名男性，名叫吕俊文，是一位在石太线白杨墅站施工的机械技术员，归五处二段管理。吕俊文在10月20日凌晨，猝死于家中卧室内，第一个发现他猝死的人是她的妻子王咏诗。对于吕俊文的猝死，他的部分亲属和部分同事提出异议，要求公安处出警验尸，将吕俊文的真正死因弄清楚。

公安处接到五处公安科的电话报告后，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安排了刑侦干警出警，连夜赶赴案发地进行深入调查。侦查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本该在卧室内的吕俊文尸体，已经被人移动到了五处二段的修配院内。侦查员只好先对死者尸体进行初步检查，再判断吕俊文的死因是否有可疑之处。

侦查员观察发现，死者的头部肿胀，鼻孔出血，十指末梢呈青紫色。侦查员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吕俊文的死是非正常死亡，从而决定对吕俊文的死亡进行立案侦查。

立案后，侦查员立即展开走访调查，重点对死者生前接触密切的人进行调查。通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后，侦查员在吕俊文的同事和大女儿吕琴口中得到一些重要线索。

10月19日（吕俊文猝死的前一天）上午，吕俊文陪同五处机械检查组检查器械，中午众人一起在食堂用餐，饭后吕俊文回家了，期间并没发现任何异常。吕俊文回家以后，打算利用下午的时间用油漆把家具刷一下。大女儿吕琴在此时将一封无意间捡到的信交给了吕俊文，吕俊文看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径直去往邻居家，将正在邻居家聊天的妻子王咏诗叫了回来，随后二人发生激烈争吵。

吕俊文与王咏诗争吵后非常生气，已经达到了卧床的程度，妻子王咏诗是一名卫生室医士，精通用药和打针，在丈夫生气卧床后，给他服用了药物又打了针。

与此同时，另一边阳泉市公安局的法医对死者的尸体做了解剖检验。检验后发现，死者四肢和左胸部有注射针孔6个；头和颈部未发现任何异常；脏器也没有发现病理现象；右心室外侧有一处明显的针刺红点。除此之外，法医还在死者的胃壁上发现了数处细小的白色微粒。

从初步的尸检结果来看，吕俊文在猝死前确实被人打过针，也吃过药，这一点情况与王咏诗所言相符。

侦查员掌握这个情况后，立即找到王咏诗询问她给丈夫吃药打针的情况。王咏诗对吕俊文的身体情况和她为丈夫吃药打针的详细情况进行了说明。

王咏诗告诉侦查员，死者生前有高血压病，丈夫发病的时候，他的脸色惨白，心动过速，高压150/130毫米汞柱，身体同时伴有高烧症状，测量体温为38℃。她根据丈夫当时的情况，先后给他注射了青霉素、安痛定、冬眠灵、葡萄糖、樟脑磺酸钠、尼克刹米。又喂他口服了降压灵、扑热息痛、地高辛等药物。

根据王咏诗所讲，她做完这些抢救措施后，吕俊文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昏睡，一直到次日凌晨三点，王咏诗发现他没了呼吸。她见状赶紧跑出了门，向卫生所主任尹秀兰求救，并通知了段领导。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卫生所

侦查员听完王咏诗的讲述后，立即前往卫生所找到主任尹秀兰求证。尹秀兰证实，当天凌晨王咏诗确实哭着来找她求救。闻讯后尹秀兰赶紧联系了两名医生，三人一同赶往吕俊文的家施救。

尹秀兰回忆，他和两名医生抵达吕俊文家时，吕俊文正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瞳孔也已经开始放大扩散，进行人工呼吸后依然无效。尹秀兰还注意到，当时在吕俊文一旁的桌子上，有一盒可拉明以及一盒樟脑磺酸钠，另有20毫升注射器一支，上面带有血迹，还有一支5毫升注射器，没有血迹。

尹秀兰离开吕俊文家时，将屋内的医药器械收到段卫生所保存。当侦查员问及吕俊文生前的身体状况时，尹秀兰肯定的告诉侦查员，死者生前身体状况非常好，没有听说他生病，没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史。

尹秀兰的说法和王咏诗的说法，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出入。根据法医的尸检结果“脏器没有发现病理现象”来看，尹秀兰的说法显然更为可信。

就在此时，吕俊文家中勘察现场的刑侦人员有了新发现。在缜密的搜索之下，侦查员找到了吕琴口中提到的那封信，只不过信已经不完整，只剩下了中间的两页，但其中的内容依然清晰可辨。

信中写道：“你是否认为我这样做就是不忠于你……春：过去你说的话，我永远记着，我说的一定办到，今天特地在此重申一下，我过去说三年时间处理好一切，并达到你的目的，这个说法永远不变，你如果变心了，存心骗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侦查员获得这封信后，立即拿去做了笔迹鉴定。经鉴定证实，这封信系王咏诗笔迹。那么，信中提到的“春”是何人？王咏诗承诺三年内处理好一切指的又是什么？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后，警方对死者的妻子王咏诗产生了怀疑。

警方侦破此案已经进入关键期，决定组织一次阶段性的分析会，将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进行梳理，同时对案情进行分析，再决定下一步的侦查行动计划。在分析会上，侦查员们各抒己见，作出如下分析：

其一，根据走访调查得知，吕俊文在生前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精神正常，没有任何自杀倾向；

其二，根据尸体解剖的结果，排除了吕俊文死于急症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尹秀兰处也已经得到证实；

其三，从死者的尸体来看，有明显的中毒死亡症状，既然死者生前精神状态正常不会自杀，他很可能是被人毒杀；

其四，死者尸体的左胸部发现了注射针孔痕迹，在这个位置注射药物，十分可疑；

其五，从发现的信中内容来看，吕俊文的妻子王咏诗言辞隐晦，很可能与信中叫“春”的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吕俊文生前正是因为看了这封信与王咏诗大吵一架，愈加说明此信蹊跷，王咏诗具备与“春”合谋作案的重大嫌疑。

最重要的是，在吕俊文卧床期间，无论是照顾他，还是给他喂药、打针，全都是妻子王咏诗一人操办，王咏诗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但这一切都还只是推测，还需要进一步证实，警方将对王咏诗的调查定为下一步侦查的重点方向。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人民警察

分析会后，警方根据分析会上总结出来的一些分析结果和调查发现，制定出警方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措施：

第一，将法医在尸检时取得的检材与王咏诗对死者使用过的注射器一起送上级公安机关化验，查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并确认是否是注射器内药物导致死者死亡；

第二，那封信作为此案的关键证物，其中所提及的“春”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尽快查明他的真实身份，弄清他与王咏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三，立即将二段一队卫生所封闭，不许外界接触，保护好尹秀兰在案发现场带回的医疗器械，等待化验结果出来后，立即获取罪证；

第四，王咏诗如今的嫌疑陡然上升，需要24小时监控，不能让她脱离警方视线，防止她突然外逃。

警方制定行动计划后，立即开始逐一落实。其中，毒物化验以及证物检验由山西省公安厅和公安部一二六所负责。经过缜密的化验、检验工作后，很快得出了相关的结果。

经检验，死者血液和肝脏当中，含有大量的苯巴比妥和氯丙嗪。经过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后得知，死者血液和肝脏中的药含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用药量标准，是致死的主要原因。这里有必要对读者朋友们简单解释一下，苯巴比妥是一种巴比妥类的镇静剂及安眠药，氯丙嗪的作用有很多，其中有一项是增强催眠、麻醉、镇静药的作用。二者如果过量使用会导致中毒，而死者体内药含量已经超过标准用药量的30-100倍。

另外，通过检验发现，死者的左胸针孔处的苯巴比妥含量最高，法医分析死者体内的苯巴比妥是通过这里注射进体内；氯丙嗪含量高的位置则在死者的左肘窝及胃部，这说明氯丙嗪是通过左肘窝注射和口服进入死者体内。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注射的部位，死者生前无法做到自己注射，应该是由其他人为其注射。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化验室

最后，对王咏诗使用过的两个注射器进行了化验，发现那支20毫升的注射器中含有氯丙嗪，而另一支5毫升的注射器中则含有苯巴比妥。而且，注射器上的血液与死者的血型相同，基本可以确定，死者体内的氯丙嗪、苯巴比妥就是王咏诗为其注射。

化验结果为破案提供了科学依据，随着吕俊文的死因得到证实后，犯案凶手的身份日趋明朗。王咏诗得知她使用过的注射器被拿去化验以后，竟然一次性吞服了20多片苯巴比妥，意图十分明显，她想要自杀！好在抢救及时，让王咏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她如此的行为，更加证明了她心中有鬼。警方一边提升对她的监控力度，另一边积极侦查取证。

取证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有许多阻碍。之前对注射器的检测和血型的对比，只能证明王咏诗在吕俊文生前曾对他注射过苯巴比妥和氯丙嗪。但造成吕俊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苯巴比妥和氯丙嗪使用过量。如何才能证明王咏诗对吕俊文注射了过量的苯巴比妥和氯丙嗪，才是本案的重中之重。

为了获取王咏诗的罪证，侦查员对王咏诗接触到的每一个场地都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包括王咏诗的住宅、办公场所以及寝室都进行了搜查。警方在王咏诗的寝室内发现了不少的药品，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药品当中并不包含苯巴比妥和氯丙嗪。

警方随后在王咏诗工作的卫生室发现了这两种药品，尤其是在室内的污桶中，发现了两种药物使用后的大量空瓶。其中包括苯巴比妥注射剂空瓶七支（粉剂4支，液剂3支），2.5毫克氯丙嗪注射剂空瓶6支。

如此重要的发现，令侦查员为之一振，连日来不间断调查带来的疲劳，在这一刻似乎被一扫而光。但他们同时也知道，更艰巨的任务还在等着他们。因为，在卫生室的污桶内发现大量的苯巴比妥、氯丙嗪空瓶，只能证明这些药物被使用过，但这些药物是否是王咏诗使用的？又是否用在了吕俊文身上？这些都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撑。想要证明这一切，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侦查员首先找到卫生所主任尹秀兰，向她了解卫生所内所有人使用苯巴比妥和氯丙嗪的情况。在得知她们并未使用过的答复后，侦查员开始着手对卫生所内处方笺进行查对。侦查员此次的排查工作，包含了卫生所近年内对苯巴比妥和氯丙嗪的使用情况，以及全段一千多名职工家属的就诊登记，排查难度相当大。

警方为了取得所需证据，认真地将所有登记和用药情况全部排查一遍，最终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结果：“今年内，并无一人使用过苯巴比妥和氯丙嗪。”据此可以断定，卫生所的污桶内药物空瓶，都是王咏诗一人使用。她在丈夫生前，将这些药物全部都注射到了他的体内，是她利用过量药物毒害丈夫的直接证据。

王咏诗毒害丈夫的事实基本调查清楚，接下来就该调查她的作案动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王咏诗到底因为什么，竟然让她不念多年的夫妻情分，狠心对丈夫施以毒手？想要查明她的真正动机，就必然要弄清楚她所写的那封信。尤其是信中提及的关键人物——“春”，查明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王咏诗的真实作案动机自然也就会浮出水面。

侦查员顾不上连续高强度工作的疲惫，立即投入到新的排查工作当中。侦查员通过对王咏诗的同事和亲属的多次走访，了解到王咏诗信中所提到的“春”，很可能是工程局办公室的一个科长。据了解，王咏诗与这位科长有不正常的关系。

除此之外，侦查员还了解到，这个王咏诗一直都是一个不安分的主，曾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过开除团籍和行政记大过处分。会不会是她与“春”合谋作案？这个警方曾在分析会上提到过的问题，再次被摆在了面前，侦查员向着这个方向展开重点侦查。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人民警察

经查，王咏诗信中提及的“春”确实是一位工程局办公室的科长，但此案并非是他与王咏诗合谋所为。王咏诗在此案中的所有谋划与行动，这位科长均不知情，亦没有参与，排除了参与作案的嫌疑。

警方通过调查取证，证实了王咏诗称丈夫生前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是在撒谎，她也并未对丈夫进行过“抢救”，她口中所谓的“抢救”，其实是在对丈夫实施毒害。1979年12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将王咏诗拘留。经过预审，王咏诗将自己的犯罪经过如实交代。

据王咏诗供认，她与“春”相识，是在1979年的6月份。王咏诗当时到局机关驻勤，结识了“春”。王咏诗本来就有生活作风不正的毛病，见到“春”后又开始不老实，对“春”多次暗示后达到了目的。但王咏诗并不打算就此放手，她对“春”表示，自己将在三年时间内把自己的丈夫吕俊文气死，然后再和他结婚，这便是王咏诗在信中提及的那个“三年的承诺”。

后来，王咏诗结束了驻勤，重新回到自己工作的单位。但她与“春”之间的联系却并未就此断掉，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0月19日中午，王咏诗亲笔写的一封信落在了丈夫吕俊文手中。吕俊文看到信中的内容后，知道了妻子王咏诗与“春”之间的关系，勃然大怒。

王咏诗一开始不甘示弱，与吕俊文大吵大闹，她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吕俊文。吕俊文当即表示，要先去局里“收拾”那个科长，再去王咏诗的单位“收拾”她。吕俊文这番表态，吓坏了王咏诗，因为吕俊文手中捏着证据呢，真将此事“捅”出来，王咏诗到时候也不好收场。

王咏诗称，当时她虽然生气，但也不敢继续激怒吕俊文，她打算先将丈夫吕俊文迷晕，再把这封信销毁。吕俊文失去证据后，她就可以死不认账了。于是，王咏诗迅速转变态度，停止了与丈夫争吵，开始假惺惺地对他进行安抚。时间来到当晚的18点左右，王咏诗借着关心丈夫身体的名义，给他吃了十片苯巴比妥，令吕俊文陷入熟睡。

王咏诗本打算此时找到那封信，将其销毁，但这封信却不知道被吕俊文藏在哪了，她怎么翻也没找到。这样的结果，让她产生了杀死吕俊文的罪恶念头，她打算毒死丈夫后，再过几年后就嫁给“春”。

打定主意的王咏诗，此时满脑子都是罪恶，全然不顾自己与丈夫多年的夫妻感情。晚上20点左右，她又拿出8片苯巴比妥，强行给丈夫灌了进去。过了两个小时以后，王咏诗观察了一下丈夫的状态，发现吕俊文并没有什么异常，呼吸和心跳都很正常，与平时没什么区别。

王咏诗见状，认为是吕俊文平时吸烟多的缘故，所以对药的敏感性弱。为了增强药效达到毒害丈夫的目的，王咏诗可谓煞费苦心。她连夜赶到卫生室，用20毫升的注射器抽了数支氯丙嗪后返回，狠心地注射到丈夫吕俊文的右臂静脉血管中。

但王咏诗的注射动作并没有一次成功，她刚刚注射一半的时候，吕俊文身体动了一下，血管鼓了。王咏诗又换到另一静脉血管注射，结果吕俊文又动了一下，血管又鼓了。此时注射器内的药量只剩下5毫升左右，王咏诗直接将剩余的药注射到了吕俊文的臀部。

经过一番折腾后，王咏诗发现，丈夫的呼吸竟然还很均匀，心跳也十分有力。王咏诗没有就此罢手，反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她在深夜12点左右，再次赶到卫生室。为了毒死丈夫，这一次她抽取了大量的苯巴比妥，返回后将抽取的苯巴比妥全部注射进吕俊文的左胸心脏位置。当晚，王咏诗两次抽取药物剩下的药剂瓶，全部被她扔在了卫生室内的污桶中，为日后破案留下了重要证据。

王咏诗这一次加大药量，注射的位置也改在心脏处，吕俊文的身体再也经受不住王咏诗的毒害，于10月20日凌晨3点左右停止了呼吸。王咏诗发现吕俊文已经死了以后，假装慌张地跑出家门，哭着找到主任尹秀兰假装“求救”，想借此掩饰她毒杀丈夫的罪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咏诗的罪行最终在警方的缜密侦查下暴露。王咏诗毒害丈夫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979年12月30日，王咏诗被逮捕法办。

笔者以为，婚姻是爱情到亲情的一个转变过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不是和不同的人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同一个人一起去看人生不同时段的风景。切莫因为一时的失控，做出令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最后苦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