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就是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古代汉语汉字结构表?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古代汉语汉字结构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就是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
文字是语言的表象。因此，汉语从古代发展至今，既有一词多义，更然存在词义的古今变迁及引申、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它的词汇，几乎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有的词被淘汰，词义不再发生变化；有的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有的词完全改变了意思；有的词义则在逐渐缩小。
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精心制作的《汉字五千年》节目解说词：“中国汉字是集音、形、意三结合的文字，“自身文化内涵的无限丰富与深邃，在五千年的变绎和发展中，无论在意蕴上，抑或在形态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汉字表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无法比拟的，像‘仁’、‘理’、‘法’、‘和’、‘德’、‘智’、‘信’、‘道’这些字，其实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字义了，如法--灋字，即包含法律，也包含治水，还隐含古代司法断案等等。
它们所代表和涵盖的往往都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广的意蕴和很深的思想。特别是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语境中，也常常会产生不同的含义。更有一些汉字，即使在同一时空和同一语境中，也会禀具多种含义。
这就使汉字远远超出了仅为记事符号和交流工具的范围，而明显地赋有了文化的内蕴和学术的意义。”
1、一词多义
苏叔阳在《中国读本》中说：汉字是信息量最大的文字。是义音兼表的语素音节文字。这一特性使得每一个汉字都仿佛是一个集成信息块。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紧密结合的统一体。从而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组成的一部分。
大多数汉字发展变化的历史，几乎都凝聚着汉民族对一事一物的认识的流变。一个汉字就是一颗文史的活化石。由于汉字历史长，古今表意有所变化，因此，有的字一字多义是经常的。
对此古书比比皆是。如古代（《尚书》）“乱”字，兼具“治”和“乱”两义；“臭”兼具“香”和“臭”两义。又如《淮南子.说林》云：“寅丘无壑”中的“寅”字，其意兼多义，朦胧隐讳之“春秋笔法”就是最典型的。再如“道”字，在传统的古书中，大约便有三种意义与用法。
（1）“道”就是道路，也便是人世间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说文》意义的注释就是：“道者，径路也。”
（2）“道”是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性的道。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子产在《左传》中所说的：“天道远，人道迩。”如子思在《中庸》首章中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等等。
（3）“道”是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传》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又如道书所说：“离有离无之谓道。”这便同于佛经上所说的：“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玄妙幽微，深不可测了！
又如“天”字，古书上的“天”字，大约也概括了五类内涵：
（1）天文学上物理世界的天体之天，如《周易》乾卦卦辞“天行健”的“天”。
（2）具有宗教色彩，信仰上的主宰之天，如《左传》所说的“吴天不吊”。
（3）理性上的天，如《诗经》小节的“苍天苍天”。
（4）心理性情上的天，如《泰誓》和《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5）形而上的天，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
首先了解了这些用字，那么，当我们看到古书的“道”与“天”，甚至在同一句中，有时把它当动词或形容词用，有时又把它当名词用，就不会混淆不清了。这也就是老子自说的“道常无为”、“道常无名”，以及“道法自然”等观念。
2、古今字
古今字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来表达同一意义的两个形体相近的同音字。
如《商君书.错法》云：“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其“错”字，无论用本文，还是引申义都翻译不通，实为“措”（设置、施行）的古今字。
古今字的构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古代为了解决某些汉字兼职过多而另造新字；
二是因“假借”或词义的变迁，也产生了不少古今字。古今字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体结构上出现的古今差异。
3、假借字
假借字也叫通假字。
“通”即通用之意，“假”即借代之意。故通假字就是通用借代之字。即两个字的形体和意义都不相同，但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于是甲字被借作乙字，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假借字，也叫通假字。
古时通假字，有的是当时还没有这个字，而用同音字代替；有的是作者笔误，甚至是错别字，后人将其统统列为通假字。通即相同，通用；假，即假借。
从中国古代训诂学的角度看，有个原则叫音训，就是两个字发音相同，它就有联系，如“礼”与“理”，礼貌的“礼”与真理的“理”是相通的。
所谓“礼者理也。”夏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就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通假字的产生原因，一是由于在古代，尤其是周秦以前，汉字数量有限，有时不得不借用原有形体或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示新的概念；假借字在形体结构上同本字一般没有必然联系，意义上也可以毫无牵连，它仅仅是由于跟本字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已。
如《楚辞》中的“媮”是“偷”的异体字，也是“愉”的通假字。又如史料记载西汉六安王刘庆，谥号“共王”，但在现代发掘出来的六安王墓葬中，其陪葬印章为“恭王”、“恭府”，这就是古代的通假字，即同音通假或简化。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
《史记正义》云：“古书字少，假借盖多。字或数音，观义点发。……又一字三四音者，同声异唤，一处共发，恐难辩别。…… 《史（记）》、《汉（书、纪）》文字相承已久，若‘悦’字作‘说’，‘智’字作‘知’，‘後’作‘后’......此之般流，缘古少字通共用之。”
二是由于汉字形体繁难，不易记忆，所以人们容易把字写“别”，有时索性就用同音字来替代要写的字。于是就出现了假借字。这是一种无意的“别”字。
三是一种有意而为，即避讳或曲意、隐喻，甚至表示一种专门的用意，是古代史家“春秋笔法”的形式之一，其字或近音，或近形，或近义。
假借是古代“六书”之一。关于“六书”，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到西汉解释为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西汉刘歆《七略》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转述上义。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二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三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四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
孙诒让在《与王子壮论假借书》中说：“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一例，则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以必穷之数也，古依声而托以事焉。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假借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
张政烺先生认为：“假借字…….物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
朱宁虹在《汉语文字传奇》中说：“通假字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古代，有时把写别字看成是合法的。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谈到经文假借时说：‘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现存，而古本则不用古字，而用同声之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等号，代表着词所指称的概念或事物的音读。
文字也只有通过代表词的语音外壳，才能于呫觉交际中传达意义。文字的形体不能离开诺言而独立存在。所以，从文字只是记录语词的等号这一根本理论来看，‘通假’现象的产生，说明了文字的表音特性。后世阅读古代文献，了解并掌握这一原则是必要的。”
如《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听说过（周武王）诛了独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这是说杀死殷纣是正义的。一个说“诛”，一个“弑”，显现出是非褒贬。
4、多音字。
中国古代汉字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词）多义，古今借用，相互通假。现代汉语大家王力大师在《诗词格律》中说：“有时候，一个字有两种或多种意义（往往词性也不同），同时也有两种读音。……而且在古代汉语里，这种情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
5、重复字或重叠字及其寓意
对于重复字， 现代作文，尽量避开相同字，而在古代铜器铭文，相同字很正常，是不予避讳的。正如《文心雕龙.练字》所言：“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重出者，同字相犯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纪评曰：“用字以达意晓人为主，奕和云，依义弃奇，诚取舍之权衡也。”亦如《文心雕龙注》 云：“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在张中政斗镇墓兽铭文中，有重复或重叠的文字5个，即2个“年”：年少张中（忠），满孤朝年；2个“露”：露兰罗（罹）秋，含箭薄露；3个“君”：金还头君，措新君横，淮亿（夷）君后；3个“似”：黄（皇）似翁正，鞠以席弄，曾（增）似（嗣）系抱；9个“天”：符策玺书之天命，及钮铭8个天字。
对于重叠词，则是古代汉语在演变过程中，由于声音或词义相同，而以相同的字词组成的新词，表示语气更强烈。它有许多形式。主要形式有:AA、AAB、ABB、AABB、AABC、ABAC、ABCC。
6、联缀词。
古代字词独立意义较多，较少联缀，甚至有的在今看来是联缀词，在古代却是独立的。如“犹豫”在《道德经》中曰：“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现代有很多联缀词都是根据古代意义相近、连贯的词义而形成的。
如“因为、所以、于是、犹豫、文献、文章”等词，古今意义不尽相同。又如“轻敌”，现代是轻视敌人，在古代却是“轻意与人为敌。”“严重”现代意义为形容词，古代却是“严肃慎重”。
“知道”，现代为知晓，明了；古义为：知晓天道规律；“文献”，现代为史料典藉著作，古代文是史料典藉著作，而献则指圣人贤达；“文章”现代指一篇文字作品，而古代指因文而显达、尊贵；“春秋”现代指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古代既指两个季节，又是史籍作品，还是一种委婉曲笔的写作手法。
这就是古今词义和用法上的区别。
7、简化及变异。
时事出版社出版，郭军林编著的《中国青铜器文化》阐述：汉代青铜器铭文中的简化字很多，简化的方式主要有五种：省略笔画或偏旁，整体简化，截笔，借笔，草化，而繁化字不多。（如张忠政斗铭文中的“钦、法、夷”等字。）而且汉铭文通假字很多，有的本字和借字共同见于汉铭文，有的则在汉铭文中只见借字而不见本字。青铜器铭文中的字讹误现象在其它时期并不多见。
古文字学家张颌教授在《汉字五千年》中说：“在东周时代，各国有各国的特点，…从‘侯马盟书’来说，一个字就有十多种写法，不要说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是本国的写法都不一样。”在“侯马盟书”中，一个“敢”字就有九十多种写法，而“嘉”字的写法超过了一百种。
每个执笔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简化汉字。而这一点也毫不例外地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和器物之上，更何况发展到盛世文明的汉代了。
中国文字学的鼻祖、东汉学者许慎对当时的描述是：七个诸侯国各自为政，废弃礼乐，从而导致天下“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义字异形”，由此也使他萌生了编辑一部标准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
再如，对于“百姓”一词，在现代，则专指平民百姓，这是针对帝王、公卿和官 府而言的。而在古代，却是指公卿百官，是针对皇帝、国王“一家一姓”而言的。到后来，才指称平民百姓。这就是文字和词意的变异。
8、绝代语与方言
东汉《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我们今人读史或古文，尤其是古代铜器铭文，或如常吉宏教授在为《[说文解字]译述全本》作序时所言：“今天的读者读《说文解字》，首先遇到的是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其次是不易理解许慎‘说解’隐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积淀。”
《[说文解字]译述全本》之《前言》也说：“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汉代是一个由古文字向隶楷文字转变的关键时期，但其最后完成是在两汉。其时酿成轩然大波的今古经学之争，其缘起就来自于儒家经典传本的文字形体不同，文字问题成了学术派别甚而政治集团斗争的导火索。在此情况下，弄清楚汉字隶变前后的状况及其具体的对应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为此，西汉的扬雄还专门著有《方言》一书。
西汉两大文臣刘歆给扬雄讨论《方言》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 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 两人都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两点-----
第一，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汉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9000字的书（今本为12000字，为后人增补）。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第二，张中政斗镇墓兽诔策铭文绝非随随便便可以铸器成文的。对于“天命”这样的文字，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配用的。
依何九盈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说，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
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如史籍中的“人主”一词，自战国时代开始，到唐宋时还见诸文端，后逐渐退出隐去，现在 早成了“君主”。又如张忠镇墓兽铭文中的“政斗”器物名、“金还”地名、“淮亿”女君等，很难查实其究竟。大概就属于这种绝代语或方言之类。
9、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的亡佚及译者个人在知识、学识、及政治立场等个体差异影响
由于历代文人学者及传者、译者个人在知识、学识、及政治立场等个体差异影响，对古代文著或铜器铭文也有不同理解和解释。
最典型的如《诗经》，在经历了秦火之后，至汉复传，传诗者共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亨所传的叫《毛诗》。四家解诗，多有不同。自东汉郑玄因《毛传》（原名《诂训传》）作笺后，学《毛诗》的渐多，以后其它三家逐渐衰废，而且先后亡佚了。现在的《诗经》就是毛亨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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