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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史上， “二王”草书、唐代狂草、黄庭坚草书、晚明狂草以及民国碑系草书是最具学术价值的五种创变形态。作为草书史嬗变的五个转捩点，其价值意义不仅是风格创新问题，同时也是历史空间拓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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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二王”帖系草书

魏晋时期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自魏晋始，风格取代书体成为书法发展史的基本趋向与理想，并与魏晋以前非自觉的书法史作了彻底的划分。在此转型过程中，王羲之、王献之作为草书新体风格的创立者，把汉代以来草书的无序与野俗进行理性的书体规范，初建了草书的法度，提升了草书品味。

王羲之草书《十七帖》局部

“改变了来自民间书法小传统的草书境遇，确立了草书的文化完型。”（姜寿田 《羲、献妍媚风格辨》）而“二王”之间又有差别，张怀瓘在《书仪》中说：“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沈尹默在 《二王书法管窥》中说：“若大王是内擫，小王则是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

王献之草书局部

王羲之草书笔法老练、结构精严，把严肃与飘逸、法则与自由、理智与情感和谐地熔于一炉，自然混成，开启了后世“中和”的书法审美类型。

王献之将王羲之的“中和”型草书发展成为一种诡谲奇肆的表现型草书，把王羲之内擫笔法转化为外拓的大草笔法，并且成为唐代狂草的核心笔法，笔致放纵，圆通而奔逸。

“二王”草书确立了中和与表现的两大派系，是经典帖系草书的滥觞，是历代书家汲取养分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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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唐代狂草

盛唐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家进一步深化“二王”笔法，尤其是王献之的外拓笔法，是表现型草书的推进。二人都有当众挥毫的史迹，借助酒性，去破坏理性的束缚，在草书史上留下了疯狂的印迹，熊秉明称之为“狂醉派”。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但是二人虽然以“颠”“醉”名世，事实上二人狂草却法没有突破法的限制，书写极具理性。刘熙载《书概》评旭素草书云：“旭、素书可谓谨严之极，或以为颠狂而学之，与宋向氏学盗何异？旭、素必谓之曰：若失颠狂之道至此乎？”

怀素草书《自叙帖》局部

他们的狂草虽风格迥异，而其用笔都十分谨严，形态虽狂，狂而不怪。他们的草书在连续不断的笔触中，完全可以清晰地寻检出各个独立的点画，在高速的运笔过程中，不离法则而随意驱动法则。

二人草书的“表现”性是外在的，而由于对草书技法的理性把握则是内在的。所以， 二人把草书推到了理性的巅峰，也可称为表现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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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理性兼抒情的哲理型草书

宋代的草书高峰，完全是由黄庭坚个人造成的，笔法与空间营造是黄庭坚超越旭素，开拓草书风格的路径。黄庭坚草书笔法一反唐代狂草流畅圆融的使转，点画极力向外拓展，如长枪大戟，运笔渐行渐按，形成“抖擞”笔法，迟涩而复杂。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在空间营造方面，他有意放弃线条的连续而着意于空间的摆布，单字内部空间与字字衔接颇具匠心。如果说，唐代狂草讲求笔势的奔放，连绵不绝，黄庭坚则追求空间结构体势的挪腾与衔接。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局部

宋人论书强调“意”，强调书卷气，因为宋代书法家同时是诗人、散文家、画家、政治家。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反推求。”黄庭坚也说：“幼安弟喜作草，求法子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

所以，黄庭坚草书“无一画之违于理”，但又“意态横出，不主故常”，充分说明了其草书的理性的控制与“尚意”的追求。而且黄庭坚受禅学思想影响甚深，草书中蕴含丰富的哲理与禅机。所以说，黄庭坚的草书是理性兼抒情的哲理型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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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表现型狂草

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晚明草书大放异彩，出现了以倪元璐、徐渭、傅山等为代表的狂草书家，把旭、素草书中的表现主义成分推向高峰，为了表现而表现， 成就了真正的表现型狂草。他们的草书虽然面目各异，但风格深处保持十分相似的基因：焦虑、叛逆、狂傲、挣扎。

倪元璐草书作品

就个性而论，倪元璐草书表现出峻刻、偏激、压抑的情绪，用笔圆劲爽利，字法风格强烈；徐渭草书将一己的悲愤尽情宣泄，故意的反秩序、反统一、反和谐，在项穆所谓“醉酒巫风”的笔致中显示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傅山草书求“丑”求“拙”，所谓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无所谓法，一任自然，大气磅礴，虽有扭曲过度之嫌，但绝无一点儿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

傅山草书作品

当然，晚明狂草由于之前草书技法的极大成熟，明代“心学”哲学思潮以及士人心态的大自由、大解放，使得晚明草书家成为古代草书史的殿军。表现型狂草也因不可预期为后人留下诸多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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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碑系草书的两个极致

清代由于碑学盛行，帖学式微以致草书创作衰退，碑学背景下的草书创作异常艰难。引碑入草的创作理念经过邓石如、赵之谦等人的多次尝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碑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于右任的碑系草书探索才取得一定成功。

于右任草书作品

但其探索终止于小草领域，并把小草推向标准化，也就是推向了理性书写的极致， 其意义正如旭、素的理性帖系草书一样，实难超越。

章草方面， 沈曾植、 王世镗、 郑诵先等人的章草实践为王蘧常章草的形成提供了创变思路。王蘧常用笔以中锋为主， 侧锋为辅， 笔画厚实凝重， 结体雍容大方。其碑与帖的互用，终于蜕变出他的章草风格。

王蘧常章草作品

“他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结合起来，并且有效地解决了章草的碑化问题。”（杨吉平《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是民国以来唯一可以作为取法对象的草书家 。如果说于右任把碑系小草推向了理性的极致，那么王蘧常则把碑系章草推向理性的极致。

草书一直是书法诸体中最困难的一种，它对书家主体的学养、才情、技术、心态诸因素要求极高。草书是天才的艺术，不具草书性情与襟抱断难在草书领域有所作为，故中国书法史上草书大家屈指可数，当代草书创作也最为欠缺。

原题：《从草书史立场看当代草书的创变空间》（节选）

作者：李亚杰（原载《书法赏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