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后，英国就逼着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一说到《南京条约》，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不平等条约——比方说让中国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还有割让香港，再比如给英国“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
大面上看当然是这样，但是一旦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有意思了。
开放通商口岸也是，我只是让你来贸易而已，而且规定你只有这五个地方可以，别的地方都不行，做生意也都是平等的。真正让中国和英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是后来补充签订的《虎门条约》。
有意思的事来了，主动推进《虎门条约》签订的，不是英国，而恰恰是清政府。这又是为什么呢？
话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人既然得了赔款，又得了香港，最主要的是打开了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基本目的达成了，比较满意。
但是，清政府这边的小心思就多了。哪儿来这么一帮强盗，打我们，不给皇上面子，还要签什么条约。这帮坏蛋不定憋什么坏水呢？
其实，按照当时西方的国际规则，两国签订条约后，都必须遵照执行，该赔款的赔款，该撤军的撤军，谁违反了就是单方面毁约。不但条约作废，而且要受到国际谴责。
但是，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政府没人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事，觉得所谓条约就是暂时的停战协议，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撕毁重来。
所以，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有一位大臣就写了一个《十可虑》，就是有十件必须要考虑的善后大事，或者说十件值得忧虑的事。
说是大事，实际上不过是两国之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在鸦片战争过程中，英国曾经以占领天津为目标，很明显，英国人对天津有兴趣啊。可是在《南京条约》里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居然没有天津，那英国打的是什么主意？
再比如，战争之后，中国的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筑海防工事，万一引起英国的猜疑，进而阻挠怎么办？
你看，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体，但实际上都是杞人忧天，说白了就是没有契约意识。自己没有，也不相信英国人有。问题是，在当时不止这位大臣这么想，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这么想。
所以到最后，道光皇帝干脆给耆英——就是负责签订《南京条约》的满族大臣——下了一道圣旨，让他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继续谈“一切要紧事件”。
但究竟什么是要紧事件，道光皇帝也没说，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找英国人交涉。于是，耆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动要求要给《南京条约》做“添注”，也就是补充条约。结果，就是这个补充条约奠定了中英关系不平等的基础。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见一共有十二条，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只说最关键的两点，就是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
先说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政府无权审判，必须将罪犯带回英国才能定罪。也就是说，无论英国人在中国犯了什么罪，都有正当的理由逃避中国的司法审判。至于英国怎么判，跟中国就没有关系了，这不是典型的不平等关系吗？而最开始提出这种想法的，不是英国人，是耆英。
耆英的初衷也不是故意要把审判权送人，他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麻烦。万一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之后，英国政府要庇护怎么办，没准又成了英国人挑衅和发动战争的借口。就算不成为借口，但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是个很麻烦的事，至少要向上请示吧，还有得跟英国交代清楚吧。
所以，干脆就不要这个麻烦，你英国人在中国人犯了罪，你们自己带回去处理。如果其中有中国人参与，就由中国司法来审判。说白了，耆英的本意就是，咱别那么麻烦了，干脆“你的归你，我的归我”，但实际却是把中国的独立司法权拱手想让，最后落在条约中，就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治外法权”。
另外一件事，协定关税问题，则是在《南京条约》中有过讨论的。英国人本来的意思是，清朝的关税制度太混乱了，每个省都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也不一样，现在开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个省，所以你们自己商量一下，把关税统一就行了。
你看，英国人只是要求统一关税，至于定多少你们自己说了算，别太高就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
但是，耆英在商谈补充条约的时候，自己把这一条否决了。初衷也可能是觉得，由我们自己定关税太麻烦，万一英国人觉得不合适又节外生枝，所以还是按照以前广东的办法，咱们商量着来。
这个心思一经提出，英国人当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余种货物的关税定了下来。然后再在文本上偷梁换柱，关税由《南京条约》的“自主统一关税”变成了“关税的变更，中国需和英国商量。”
别看“商量”这个词好像很和气，但是从此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单方面变更关税的权利。这些事情经过重新协商之后，就变成了《虎门条约》，这才是在国家关系上让中国和英国不平等的根源。
表面上看，是英国人在玩把戏，利用耆英对西方国际规则的无知，哄骗出许多额外权利，让中国逐渐丧失主权。这种说法当然也没错，但是细看当时的具体过程，未尝不是清政府自找的结果。
道光皇帝也好，大臣耆英也好，他们的初衷都是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情况下，要尽量免除后患。茅海建先生就在书中评价，这些人的初衷是争取一点利益，占一点便宜，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更严重的后果之中。
当然，今天我们再去苛责古人当然没有意义。但是这个过程确实也提醒我们，在自己的认知框架内做价值判断，其实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你觉得是好事，或者是坏事，换一个认知框架，完全可能就来了个大反转。在大变局时代，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急于去争取自己眼里的利益，而是让自己的认知框架跟上急速的变化。
李鸿章当年有一句话，说“鸦片战争，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还是幸运，几千年才有一个大变局。
而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十几年甚至几年，就要适应一次大变局。鸦片战争时候的故事，也许到今天也一直会给我们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