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实行铁钱铜钱并用的货币政策，由于四川地区的货币储备量和流通量不足，价值低廉的铁钱导致大宗贸易的不便，所以北宋创设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而原本是北宋政府用来缓解货币流通问题在国内发行的“交子”，为何会与西夏这样一个外族势力相关呢？今天我们试着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交子的产生虽然有着偶然性，但其实是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

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能够促进货币流通，但货币的大量迁移，会产生对金属货币的携带问题，而这一问题最早出现在四川地区。因为铁钱的价值低，在商品贸易中需要大量的铁钱来流转，而铁钱不利于携带的难题无时无刻都在困扰着各路商贾。随着商品、货币流通的兴盛，买卖双方逐渐形成了“汇”“兑”的商业关系，并发展成为早期的商业信贷，在此基础上，便于携带和结算的纸币——“交子”随之出现，其最初的作用，纯粹只是为了代替四川的铁钱流通而已。

交子

交子最初是由民间自由发行，因时常会产生经济纠纷，天圣元年改为官办，北宋政府在益州设“交子务”。这一时期的交子发行量适中，政府铜币储备充足，促进了当地的商品流通和交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西北用兵，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于熙宁二年在潞州设置“交子务”，在陕西推行交子，宋神宗曾言“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这一时期，交子虽然在陕西发行和流通时间不长，但也充分反映了在与西夏的斗争中，北宋政权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想通过增大交子的发行量和流通区域，达到增加军费开支、解决财政困难、遏制西夏势力发展的目的。这一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到西夏对“交子”发行产生的影响。

宋徽宗时期，“交子”的发行开始变得不稳定，币值也大幅度贬值，但当权的蔡京势力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为了缓解陕西沿边粮食买卖问题，又扩大了交子的发行量。大观元年，蔡京集团将益州交子务改为钱引务，因此，河湟地区用兵的费用，全部仰仗纸币来解决，导致“交子”的发行额瞬间大幅度增加。

自元昊于西夏称帝后，为了站稳脚跟，扩大地盘，开始酝酿发动侵宋战争。

1040 年正月，北宋在三川口之战惨败。

1041年也就是康定二年，北宋与西夏在好水川再次爆发战争，由于宋将任福轻敌冒进，宋军在好水川被元昊十万大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元昊大获全胜。

1042 年也就是宋庆历二年的九月，在定川砦一战中又以元昊胜利而告终。

虽然元昊每次的胜利都是抢夺财富，并没有占用北宋的领土，但对北宋财政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北宋为了抵御西夏，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在庆州、环州等地修建具有防御功能的堡寨。同时，为了招抚沿边少数民族和奖励军功也要不断的派发财物。不仅如此，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北宋将数十万大军驻守陕西、河东一带，这就是使政府每年付出的军费开支大量增加。

据记录，在元昊侵边之前，北宋在陕西每年支出钱帛只有1550万；而侵边以后，每年支出高达3363万之高，沉重的兵费加上繁冗的政府开支，导致北宋财政达到濒临破产的地步。

因此，宋仁宗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额外发行了60万贯的交子，发行量的增加导致了币值的贬值。原本交子与铜钱的比值是1:1，如今变成了1:0.96，贬值了4％。虽然这种贬值还在可控范围内，但贬值情况的出现代表了交子开始超出了其使用范围，当政者尝到了增发交子所带来的甜头，却忽略了可能会导致的财政危机，这为北宋末期的恶劣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宋神宗继位后，在政治上启用王安石变法，在军事上力图以武力来解决西夏的军事威胁。熙宁年间，先后三次在陕西、河东发行交子，而这数次增发导致了交子每贯“止卖九百以上”，贬值高达 10%。

熙宁二年，宋、夏之间进行堡寨争夺战；熙宁四年开始围绕绥州展开一系列战斗；以及熙宁五年在河湟地区开始的，“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 的“熙河之役”。尤其是在熙宁七年北宋推行置将法，为防备西夏，在西北边境上就置有 42 将，约二三十万士兵。

对比交子发行和宋、夏战争的时间段，我们可以得知，宋神宗多次试图在西北地区发行并推广交子并不是为了便利当地的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根本原因是为了募集军费、解决战争带来的国库空虚。

宋徽宗时期，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势力为了巩固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大力进攻西夏和吐蕃。

崇宁三年，王厚率军收复鄯州、廓州，将分裂的吐蕃各族纳入北宋王朝，侧面打击了西夏。政和五年，北宋派童贯带领六路大军进攻西夏，但在多次战斗中都损失惨重，伤亡数以十万计。宣和元年是宋夏激战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攻占了被西夏人认为是不毛之地的震武、永和等地，而这些被童贯称为大捷的胜利，反而使北宋背负了更大的负担。

由于长期的战事以及胜利后为所占堡寨提供的粮饷支持，使北宋财政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宋徽宗听取了蔡京的建议，没有采用停战歇兵、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方法，而是采用过往处理财政危机的经验，以更大规模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应对陕西粮食买卖的危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崇宁四年，交子改称钱引后，发行额为26556340 贯，在当年又增加了 540 万贯；到大观元年，在四年发行的纸币上增加了 554 万贯。而由于北宋政府的铜钱储备量不足，使交子贬值高达 75%，币值大跌，开始出现恶劣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政府威信全无，间接加速了北宋政权的覆灭。

我们知道，一个政府如果想要进行纸币发行，国库内要准备充足的准备金，来满足兑换的需求，如果准备金不足，纸币的发行过量容易导致纸币贬值、购买力下降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而北宋时期的交子贬值就是准备金不足而引发的结果。由于北宋实行的货币制度是铜本位制，政府在发行交子的时候，只是在一味地弥补与西夏的战争引发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其发行量，但没有注意国库铜币储备量的不足，无法承担增发交子的兑换额，所以导致了交子币值大幅度下降，而交子的贬值对社会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

交子的不断贬值，让老百姓们不愿意继续持有购买力不足的货币，导致商业的萧条。比如崇宁二年，“时方铸崇宁大钱令下，市区昼闭，人持钱买物，至日旰，皇皇无肯售”人们拿着纸币到市场买东西，卖主几乎不愿意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十钱交子只与三钱铜币相等，虚值过高，卖主还得找“小平钱”给买家，实际上卖家并没有赚到真正的银两，反而还倒贴了买家。所以，北宋后期的商业发展陷入了停滞，导致“买家买不到，卖家不肯卖”甚至“不收货币、以物易物”等现象的出现。

交子的贬值还造成了北宋后期的物价暴涨。比如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粮价，平均每斗七八十钱；而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一斗米的价格就已经高达四千钱；靖康元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榛莽千里，米斗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米价如此高昂。粮价如此，其他用品的价格亦是如此。绢价在徽宗时期翻了数百倍，盐价从每斤40文暴涨到了每斤250文。

商业萧条、物价暴涨，受害的首先是普通百姓。政和元年，宋微宗在诏书中曾曰：“物价腾踊，细民艰食，嗷嗷几至失业。”正所谓“民饥为盗”，果然，在宣和二年因为米贵如珠，浙东爆发方腊起义。不仅农民反抗，城市的商民也起来抗争，出现“民至罢市”的局面，北宋社会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