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定义郝云，他身上充满了矛盾。

他的唱片听起来像民谣，现场看起来很摇滚。当他以比较闲、有点痞的唱腔歌唱了住在北京的普通人生活的第一张唱片后，某个著名音乐节请他演出时把他安排在民谣舞台，但之后，他就被放在了摇滚舞台。

他拒绝「情怀」，准确地说，是那种来历不明的、看似深沉、假装忧伤的状态，意图显得逼格高大，其实营造得容易，非常廉价。他觉得现场需要那种能把场子里所有人的呼吸都聚拢到一块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他很小时候就注意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带的不是歌星，而是杂技团，「一个自行车上骑二十个人绕场一圈，谁看谁傻」。好的音乐现场，效果同样。

他这个人，创作音乐时很轻松，制作音乐时很较劲。日常生活里的俗事、琐事，什么都不吝不拘，都能被他写进歌里。他写「我约了一个姑娘一起看大片儿，为啥这样的生活我就乐得屁颠儿」，也写「麦扣让我写一首很感人的流行歌，能够红遍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郝云称之为灵光闪现，乐评人李皖说，「这歌词的大白话之‘白’，已经‘白’到了不好意思落在纸面上的程度」，但「恰恰是歌里歌外这一致的平淡、平庸，成为这些歌曲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那些埋头制作专辑的阶段，尤其是混音，几乎纯粹技术上的问题，让他很受折磨。第一张专辑《北京》编曲录音用了 7 个月，混音用了 14 个月，反复推翻，反复返工，反复用各种设备测试。到第三张专辑《活着》时，他决定要把自己从混音的折磨中拯救出来，就把这个环节交给一位美国混音师，那位混音师几乎被他逼疯，仅《活着》就混了 11 个版本，到第十版，郝云仍觉得对方做出来的东西跟自己想要的有微妙的差异—一切都好，就像一个「国际天王巨星」的演唱。最后，他把所有的歌词翻译成了英文，混音师终于明白郝云要的是什么：一个站在地上的人。

他的际遇，也许是当下一个歌手在中国所能遭遇的最复杂的状况：他唱过 Live House，也上了工人体育馆。这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上了最主流的春晚，却有四首歌不准在央广播放。他安全，好像又没有那么安全；他愤怒，但不会直白地表达。

郝云说，这就是我的性格。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你很难没听过郝云的第一张专辑，街头巷尾总有什么地方不知首尾地播放着。调子简单朴素，听过一遍就能跟着哼唱几句，但总觉得有点疑问。到他出了第二张专辑，听着《2009 年，冬》那首歌时，我明白了那疑问在哪儿：你老那么歌唱生活，这生活有什么好歌唱的呢？

在郝云的歌里，到处都是拎着饭盒从地铁里出来的小白领，到处是只会幻想阿尔卑斯山其实连香山也很少爬的宅人，他们的所做所思，跟平时我们觉得值得歌唱的那些伟大与光亮，没什么关系。

三张唱片就像他这个人七八年来的生活记录，有变化，但连贯。

我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海风》，‘你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清晰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 ‘理想’这个词儿从那时就出现了；

到第二张《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了得回答各种同样的问题，回答上百遍同样问题的阶段了，也进入了一种演出状态，最后‘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没有时间弹琴看书，没有时间享受庸俗；我的生活越来越浮躁，没有时间弹琴看书，没有时间享受孤独’；

到了第三张专辑，《活着》，就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 60 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连贯的情绪，对自己的理想从开始清晰到后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状态。

前两张专辑是他宅在家里做出来的，第三张《活着》明显多了行进感，因为他在路上的时间更多了，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外地演出，累，但他不觉烦，他喜欢上台唱歌，还能赚钱。当然重要的是前者，「如果烦了这事，给你多少钱都坚持不了」。

他感慨于汪峰那样的创作力：写出几十首歌，从里面挑出十几首发一张专辑，下一次发新专辑时为上一张专辑准备的歌全部作废，重新写。郝云不是，他就是凑够了十首歌就发，一首多余的都没有。《活着》本来是九首歌，临发行之前突然有了点灵感又写了一首，才算凑了个整数。

他明明白白地说，「我每张唱片都是毫不保留地掏干净了。所以我需要时间去攒想法，攒感触，再过几年出唱片」。这种写法，三年，甚至五年，都不算长，因为郝云的音乐跟他这个人一样，得花时间去长。

前几天有人问郝云，你有没有想过哪天江郎才尽、写不出歌了？

他真的想了一下，结论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原因只能是找到了音乐之外更吸引他的事情。「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感觉很幸福」。

幸福是一种稳定状态，而创作不是，创作更多来自于某种纠结，某种矛盾，某种想要飞在天上却总得走在地上希冀和失落混杂的情绪，「我爱撒谎但我也紧张，我很真实但我也很装，我很无聊但我也很匆忙，我很知足，但我也渴望」，这是他的歌词，「要是满脑子一个问号都没有，可能也没什么意思了」。

郝云准确感受到了当下都市人的状态，音乐的馈赠在于，他唱出了这种状态，并获得了共鸣。乐评人李皖说，「他（郝云）以小人物的姿态，以直白歌词、口白旋律，轻松地戳穿生活的一面面真相，是顽淘的，诙谐的，讨喜的，一如当下流行的那个词—正能量。这样的歌唱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并不拧巴。矛盾，只不过增添了生活的趣味，装点了我们一路奔向小康道路上的沿途风景」。

11 月 28 日，郝云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了个唱。三年，从保利剧院到北京展览馆到工人体育馆，他的场子越来越大。去年他在北展演唱会的票房爆了，在黄牛手里 480 元的票卖出 1500 元，680 元的票卖出 2000。这事不是好事，但给了郝云信心，换一个更大的场馆。

他不喜欢那种正经场地里大家坐着看演出的状态，他希望大家是来晚的，所以他定了另一个场地，朋友的一个汽车公园，巨大的展厅，里头的车都是收藏级的，他都想好了，如何设计舞美，如何搭建舞台，到时候观众就算不听歌，看看那些车也能傻。就像他两年间看了三场的秀「极限震撼」，在工体或鸟巢边上搭的场地，每天循环演出好几场，没有广告宣传，没有明星演员，没有营销噱头，只靠口碑，光在北京就演了几百场。所有看过的人都被震了」，郝云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但经纪人不同意，「你想过吗？你在这儿办一场演出之后，其他地方复制不了。这上百辆车不可能跟着你到处跑」。

郝云听了，踏踏实实找了工人体育馆，一切都很顺利，很常规，除了他心里还留着那想法，有一天他要完成。

那股想要不计成本不顾未来搞点什么东西的劲儿，郝云称之为「冲动」，这也是他这场演唱会名字的由来。父亲前两年跟他说，你写首歌，就叫《冲动是魔鬼》，他说行。两年过去了，父亲问他，写了吗？郝云答，没有，但我记着呢。

他理解父亲的用意。「他们生长在动荡年代，在各种运动的冲击下变得怯懦，活得如履薄冰，特别希望我们也规规矩矩，他们会告诉你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可是我相信，跟我年纪相仿的这代人，更多人因为从来没有冲动过而后悔」。

歌迷给他写信，说自己听了他的歌特别有冲动，有冲动辞去糟心的工作，去一趟大理—他的《去大理》经由电影《心花路放》发布之后，去大理游客数量显著增加，当地所有酒吧歌手都会唱这首歌，此时郝云的贫劲儿又来了，「万一你去了没有机遇没有艳遇都是遭遇呢？我对听完我的歌一时冲动去大理的人我不负任何责任」。

这次定演唱会名字，郝云又想到父亲说的话。「不是成心跟他抬杠，我是觉得冲动没什么不好，冲动代表我还没惧怕现实生活，没有对生活变得麻木，说明我还有感觉」。那感觉促使他继续写，继续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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