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大名垂宇宙”，对于诸葛丞相，千古以来倍受赞誉。他的《诫子书》篇幅虽短，但其中的名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可谓脍炙人口。但令人叹息的是，恐怕连收信人——其子诸葛瞻都未能明白其良苦用心，而时至今日更是被人误解多多。例如这篇文章收教材后，常常听见有老师抱怨：《诫子书》似乎就是一串格言的汇编，无逻辑可言，如何向学生讲清呢？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

其实，从议论文的角度来看，本文结构严谨，内容环环相扣，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关键在于对于论点把握的偏差。议论文的核心是论点，文章是围绕论点，一步步展开论证的。如果弄错了论点，自然会觉得结构混乱。本文的论点是什么？许多参考材料都解读为“静”。粗略一看，似乎有些道理，因为这样一篇八十余字的短文，“静”字出现了三次，不可谓不重要。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细读全文会发现，静只是手段，作者是告诫子弟要通过“静”这一途径达到“修身”的目的。而围绕“修身”，其实除了“静”这一手段，还有不少内容相互呼应。

那么文章是如何围绕“修身”一步步展开的呢？

首先，文章开门见山，一语点明中心观点。“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俭”为了“养德”，而正如《大学》中所言“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养德自然要正心，所以养德的目的也是为了修身。因此，这一句话的核心就是“修身”，这也是全文的核心论点。接下来，作者又对这一论点进行了阐发。他以“明志”“致远”来具体诠释“修身”的含义，也就是说修身必须要明确志向并达到远大的目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的“明志”“致远”可以说是对曾子这段话的概述，换言之，作者也是把儒家的传统道德追求作为“君子之行”的最根本内涵。

为何只有“淡泊”才能“明志”呢？因为唯有内心恬淡，才能摒弃一切杂念，从而明确自己追求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大学》中说：“身（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简言之，就是当你被内心的情感所左右时，是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执守正道，更不能明确自己追求的目标了？同样，“宁静”就是摒弃杂念和干扰，专一于目标之上。而《大学》中言“故好而知恶，恶而知其美者，鲜矣”，人往往被自身的好恶所左右，因而才会党同伐异，只顾眼前利益，失去长远打算。唯有约束自我，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面对他人，才能真正“致远”。而“俭”本身，也有“俭约”之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将此字释为“俭，约也。约者、缠束也”。从俭本身来说，是不敢过于放纵奢侈，但亦可引申为约束自己。正如《大学》中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约束自我，摒弃杂念，原本就是相通的。“宁静”所指的是一种心态，与“俭”相应，又与“淡泊”相通，其目的还是为了“修身”。

接下来，下面的三句话恰好形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正面阐述修身的途径离不开学习以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及方向。第二层，从反面阐述了不学习的危害。第三层则呼应开头，从反面描写不能修身者的悲惨处境。

其中，前两个层次正反论证，其核心在于“学”。因为学是修身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作者才会反复强调“才需学也，非学无以广才”。学习的核心同样是“静”，不过这里的“静”与上文有所区别，这里的“静”是指学习的方法。就是沉下心来，反复专研文本的精神。郑燮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所说的“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论述。但他同样指出如果不能静下心来探究，那就会“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最终一事无成。而这种状态，就是作者在反面论证中所说的“险躁”的体现。而作者在给其兄长的家书中称自己的儿子诸葛瞻“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说明他早已发现了自己的儿子有些早慧，因而显出轻薄浮躁的特点。因此才会如此反复强调，希望他有所警戒。可惜诸葛亮去世太早，诸葛瞻没能实践父亲的教诲。在危急关头，缺乏军事经验的他没有采纳部下据险力守的主张，而在平原与敌军决战。最终父子阵亡，蜀汉也随之而终。虽然是为国捐躯，但依然令人叹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少年就以神童闻名，后吴主孙权临终委以托孤重任。但他刚愎自用，不听人言，不顾国力冒险北伐，遭遇失败后又委过于人，最终也是身死族灭。当年他的父亲见他聪明皆露于外，就悲伤地感到“此子必赤吾族”，可见险躁之害。

作者接着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所谓“非学无以广才”。才华再高，离开了学习，可能反面会导致反面的结果。孔子曰：“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荡，朱熹释为“穷高极广而无所止”，正是不知所止，不能约束自我。而“淫慢”本身，就有恃才傲物，放纵自身的含义。西汉名臣霍光，执政数十年，政绩显赫，但去世后其家族却被全部诛灭，结局可谓悲惨。《汉书》中评价他“不学亡（无）术，暗于大理”，正因为不学习不能明辨是非，一味掩饰家人的过错，放纵家人的行为，最终使其家人在他死后竟然妄图篡夺皇位，因而才会遭遇这样的祸患。隋炀帝、金海陵王（废帝）都是才兼文武，有着雄图伟略的君王，在他们的治下国家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他们放纵自身，不听下属之言，更不愿受任何约束，最终肆意妄为，结果都惨死在了政变之中，留下千古恶名。《金史·海陵纪》中这样的一段记载：“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卒（最终）之戾气（残忍的心态）感召，身由恶终”，可谓是对这类“淫慢”之人最好的总结。

作者同样强调了学习要有方向，所谓“非志无以成学”。学习当有志向，明确学习的方向，否则就会走向其反面。司马光曾说，自己宁用无才无德的人，也不用有才无德的人，就是因为失去了志向，才德越高，祸害越大。如何明志？当然需要淡泊宁静，若不能，只会一味淫慢险躁，只会对自己极度自信，从而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上文所阐述的种种悲剧，正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一层，其实所强调的是“志”。“年与时驰”强调的是时间的流逝，而“意与日去”强调的是意志的丧失。此处的“穷庐”，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陋室”，亦可以理解为志向消沉，无所作为的窘境。失去志向者，或终身一事无成，也可能陷入绝境，但还是会对自己曾经的作为感到追悔莫及。唯有明确正确的志向，也才能达到自己渴望的远大目标。由此可见，作者在开头提出的明志致远，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早有历史学家指出，隋炀帝、海陵王，他们要消除官僚地域差异，完成国家统一，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为什么他们会走向历史的反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执行力出现了偏差，也就是他们没有做到“静”，自然不能“定”，最终也就一无所得。在这里，作者的寥寥数语是有着深刻警示作用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篇《诫子书》开头明确了全文的论点——君子作为的核心在于修身，而修身需要明志致远。接下来，作者从正反两方面阐释了如何修身，需要做到什么，需要防止什么。而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互呼应，互为表面的。最后，作者强调不能修身的最终遭遇，是要让一生的志向付诸东流，发人深省，也呼应了开头。静作为修身的重要手段，在文中反复提及，但开头作为总领提出，后面一强调自身修养，一提出学习方法，含义还是有所区别的，但其做法却是相通的，因此也形成了一个互相呼应的整体。并且，文中还反复强调了“志”的重要性，同样也是贯彻了不同层次，成为了修身的一个关键内容。可见，全文的结构严谨，并且环环相扣，互相呼应，也唯有理解了其结构，才能真正了解本文。